史诗性著作《鸠摩罗什诗传》即将出版〈后记〉

  《鸠摩罗什诗传》创作成因

                  西木/文

      作为凉州文化，绕不开东晋时期一代大德高僧鸠摩罗什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凉州是佛教文化东进的重要一站，鸠摩罗什在此羁留长达十七年，他对佛教文化传入中原大地起到及其深远而又非凡的作用。

                （一）

      基于我对这一文化符号的热衷，近几年来，我对鸠摩罗什文化情有独钟，始终想着怎样以与时俱进的创作态度完成一部独特而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也因此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了《晋书·鸠摩罗什传》、《高僧传》、《后凉录》及其上海作家龚斌的小说《鸠摩罗什传》，甘肃作家徐兆寿的长篇历史小说《鸠摩罗什》，甘肃文史学家李林山的《凉国搜神记》、《鸠摩罗什在凉州》（样本）等大量对鸠摩罗什研究的著作；也不惜时间与凉州文史学者李林山、王其英、王相山、程对山、张振国、李元辉、蔡国忠、孙悟祖、柴多荗等进行交谈；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一个月的旅程，我从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鄯善、哈密、库尔勒、阿勒泰、和田、最后到喀什，尽管乘坐在列车上，但我感到漫漫戈壁浩渺开阔，那些城市只是戈壁深处一颗颗明珠，宛如浩瀚的星空里闪耀着光辉的星辰。它们依河而居，勤劳的民族生生不息，厚重的地域文化令人惊心动魄。而这条古道，也正是鸠摩罗什东进的道路，我在这些城市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考察，也无法亲历一代大师当年留下的足迹，但冥冥中有种感应，使我在后来研究鸠摩罗什文化时感到一种亲历的熟悉感。

      2013年去山东开会，本能一站式飞往济南，但我决定乘坐列车，希望沿着鸠摩罗什东进的道路继续探访。尽管我只是走马观花，并不能对鸠摩罗什的考察产生多大收益。但列车驶出凉州，经过武威大地时，我想到了姑臧城，揟次镇，雁塞峡（古浪峡），乌鞘岭，允吾（河口），金城，常安等，这些地方究竟留下了智人多少的足迹？在西安参观了草堂寺，并特意前往罗什堡游历。说实在，所经之处，感性的东西只是引起我更多沉重的思考，很少给我多 少理性的东西。我也觉得除了凉州鸠摩罗什寺和西安草堂寺这些历史的陈迹，很难再看到真正的历史场景了。龟兹国的三重王城已经面貌全非，嘉峪关的白马塔也孤苦伶仃，武威的鸠摩罗什寺也带有更多的现代修善元素，除了那鸠摩罗什高塔，和常安草堂寺的八宝玉石宝塔，那口古井等，能给我创造启发的东西真的无法寻觅到。也只有那些壁画雕刻、建筑碑林、古书典籍偶有所得。或许，《鸠摩罗什诗传》的完成也就仅受益于此。

        我领略了大量的古籍和文史资料，对鸠摩罗什的描绘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始终绕不开史书的记载，版录和意译性的重复这一历史重大话题，偶趣杂记也好，编年叙事也好，生平足迹也好，始终没有自己独到的见底和挖掘。对这一历史符号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是人云亦云，趋之若鹜。另一种是杜撰，喜好于鸠摩罗什的三次破戒，把大德高僧虚构成爱与情欲的范本。我对这两种研究持有怀疑态度，也因此在《鸠摩罗什诗传》创作时，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更多思考了这一历史文化符号与人类生存的依附关系，它的精神传导究竟与人类文明的导进有多大关系？对后世人性的修复和时代的进步有多大关系？对社会常规礼教秩序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对人类客观的认识宇宙世界并能提供怎样的哲理思考？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怎样培植人类的敬畏心，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传导真善美的意义何在？

      以诗歌的形式为重大历史事件立传，这真的很难。我在参考部分诗人对仓央嘉措的诗歌立传后，我更多感受到一种高韬的空落和对人物原始精神的传声，似乎他们就在代表主人抒情，而对人物一生的重大事件和生命足迹不管不顾，人物真正的形象和性格也非常模糊，对这种纯抒情的诗歌立传，我认为是失败的。那么，过分遵循于主人的生平事迹和生命足迹，又容易形成广泛的叙事文字，缺乏诗意性语言，冲淡了诗意。《鸠摩罗什诗传》我还是采取了简约的叙事和弘大的抒情与深邃的哲思相结合的写法，尽量避开宗教议题，让更多的传说、事实、神话、爱情故事带有更多诗性的寓言性和隐喻性。整部作品以鸠摩罗什的生平事迹为线索，以高僧一生行踪足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在忠实史学史料的基础上，以诗性的审美笔触，抒写了一代高僧鸠摩罗什一生的生命历练、大德修行、智慧形成的过程。作品共分为四部分，“智慧子的诞生”、“修成智慧身”、“磨难智慧身”、“圆满智慧身”，总共收录单首诗歌、组诗共180首，并进行了详尽的注解文字，对理解作品的思想，领会诗性的哲理，研究五凉文化和佛教文化很有帮助。

      因此，我对这部作品的定位是：这是一部以诗歌的形式为一代大德高僧鸠摩罗什立传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这是一部极具史学研究价值和诗性审美价值的诗歌总集；这是一部对研究五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凉州文化” 符号在中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西域地理文化极具史学意义的史诗性著作；这是一部对研究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并提供大量资料的，兼具史诗性、哲学性、诗学性为一体的重要著作。

            （二）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大德高僧，著名的翻译家，他位居中国四大佛教翻译家（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之首，他又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文字学家，音韵学家等。他的著作等身，才华卓越，贡献巨大，这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在这里无须重复或拾人牙慧。但在我看来，鸠摩罗什一生似乎与几个数字有关，其中“三”这个数理，最能表现其生命的轨迹和里程。比如“三寺”、“三国”“三戒”等。

      首先是“三寺”的问题，是他一生的主要足迹。鸠摩罗什一生的足迹遍布西域各国与常安大地，为了修度，七岁（351年）跟随母亲出家并周游西域各国，后来走遍河西走廊与长安。但他无论走到哪里，总与一座寺院有关。在龟兹国，国王白纯崇尚佛教，对鸠摩罗什尊崇有加，因此不仅请他作为国师，同时修建了西域当时最大的佛教寺院伽蓝寺，让罗什在离雀大寺讲经说法。西域三十六国没有哪个国家不请教于他，他也因此名扬四海。这与龟兹国成为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强盛的国家，是否有关？似乎这一点，在众多的文史文章中涉猎很少，我在这里提出来。

      他41岁（385年）被掳到凉州，似乎又是“鸠摩罗什寺”（罗什精舍的基础上修建）形成的主要原因。我们对其在凉州的生活处境很难复原，但可以想象得到，他在凉州的生存处境一定不是很艰难，一方面缘于他的智慧，已经被后凉国君吕光看准，不管初始的刁难和羞辱处于什么动机，但在凉州，鸠摩罗什应该是很受尊敬和爱戴的高僧。另一方面后凉为其改建内苑寺，“罗什精舍”应该就在内苑寺内，且有三车随行，种种迹象表明，凉土的滋养使他更加精进，使他将印度语言，西域语言和汉语融汇在了一起，这不仅是对汉语言的重大贡献，也是对西域多国语言文字的贡献。我对鸠摩罗什在凉州做出的贡献很小这种说法提出质疑。

        在58岁（401年）又逼迫去了常安（长安），尊崇佛教的后秦国君姚兴又为其修建了草堂寺（又称常安大寺）。鸠摩罗什在这里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名垂史册。他在这里译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经，为后世各种佛教宗派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寺”，伴随着“三国”，那就是龟兹国、后凉国、后秦国，他在这三个国家的时间为41年、17年、12年。他人生足迹和重大的生命事迹也是在这样的三个地域完成的，可以这样说，他在龟兹国主要完成了大德修成和智慧精进；在后凉国主要完成了西域文化与凉州文化的兼容，并成功的把佛教文化传播到河西走廊，让西域多民族语言与汉语沟通打下基础；而在后秦国，重点是翻译经卷，他的几百部卷经，为佛教文化成功传入中原大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倡导文学，经学，音韵学的通融，开启唱诵译经的动人场景。

      提起鸠摩罗什的“破戒”，史料有记载的似乎有三次，一次是吕光逼迫鸠摩罗什与龟兹公主阿谒耶未帝破戒（应该在383年），阿谒耶未帝是白霸最小的女儿破戒（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龟兹破戒，另一种是在凉州破戒。本书中把这一事件转移到了凉州，且转换到到后凉两年后（强调鸠摩罗什在吕光百般刁难两年后，不得不为之，对罗什的坚持与性格表现着想）。第二次应该是在长安寺（草堂寺）西明阁那一次：《晋书•鸠摩罗什传》曾载：“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生二子焉。”这次破戒似乎有点蹊跷，似乎是鸠摩罗什自动倾尽，史书无评说当时处于什么心境，也使后世人们妄加猜测，演绎颇多。

      还有一次，是姚兴所迫：“什为人神情鉴彻，慠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这里似乎有姚兴的善意想要留住鸠摩罗什的智慧之根，但他殊不知肉体和智慧的依附性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伎女十人”是忧是喜，或者是否过着王公贵族妻妾成群的生活，史书鲜有记载，后人当然不得而知。

      鸠摩罗什一生与一个“苦”字似乎很有关系，可以这样说，鸠摩罗什的一生就是受尽苦难的一生。七岁出家的修行之苦，乞食、远旅、求教、钻研等，哪一样不是一个“苦”字，学就修成，刚刚担任龟兹国国师，并能受得尊敬，却偏偏前秦苻坚来侵，被吕光所掳（383年），漫漫戈壁上的行路艰难以及到凉土受到吕氏家族的刁难，苦自然不在话下，更主要的是对他精神和灵魂的摧残，逼迫他破戒，在凉土不能完成自己的大业，这是多大的心苦呀。到了后秦，表面上受到尊崇爱戴，但还是受到王后贵族的刁难和暗害。有一件事在本书中提及，传说姚兴沉迷于佛教，常常守在鸠摩罗什身边帮助译经，诵经，有时多日不回宫，引起王后的不满，王后斥责国王“佞佛贪利”，气愤至极，想出一毒计，派人把自己的一个毒性发簪藏于罗什床下，并派人给国王告密，说鸠摩罗什调戏于她。姚兴前往检查，在罗什床下确有王后发簪，一怒之下拔剑砍落了罗什的头。可是罗什颈部并未流血，他俯身拾起头颅，放在脖子上安然无恙，并开口说话，澄清了事实，安排了后事以后，在众人面前坐化圆寂。这个故事很玄，我想有人在宣扬鸠摩罗什的神奇智慧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当时王朝里对他的陷害和刁难并未停息。

      从这样的生命轨迹来看，鸠摩罗什一生受尽苦难，最终成就大德智慧，不能不给人这样一个启发，真正的大德智慧是从苦难而来，世俗中的苦难所启乃是一种大智慧，人生何必面对于苦难唉声叹气，只是看你能不能正确面对，坦然处之。

              （三）

      “苦”是贯穿鸠摩罗什整个生命时空里的一种精神储养，也是贯穿这部史诗的一条线索。苦之所苦，与之无碍；为仁由己，大道修成，这才是他生命的内涵。一个生命中注满苦水的人，却并没有忘记对社会、对文化、对宗教事业的虔诚责任与精心传播，这要多么博大的胸怀啊！人格的魅力与智慧的人性、大乘中观与无私无畏、为仁由己与慈悲救世、伟大弃绝与神性助力、博大的宇宙观与生命价值观等，所有这些，无疑构成《鸠摩罗什诗传》主要的精神内涵。原初佛教悟道的第一特征是智慧，是对真实本性的深刻洞见，了解焦虑与苦难的原因，以及没有另外一个分离的自我核心。由此自然流出的“四大德”：慈悲为怀、同情、安之若素、为他人的快乐和幸福而着想。这似乎是佛教修度的一个过程，这里面有两个 “阶段”：智慧修度和慈悲修度；也有一个过渡，那就是从小乘品德的智慧心向大乘品德的慈悲心转变。前者认为佛陀产生的直接影响随着人身的入寂终止了，对生成变化的世界不再有知觉，完全平静了。后者感受的崇敬，不能满足于这种人性，认为佛陀乃是一位救世主，乃是为宇宙“赠与光芒”的“伟大的弃绝者”。我想：这些应该是本史诗中主人公鸠摩罗什主要精神囊括。

        史诗，必然是文学范畴的东西，怎样处理文学性与史学性的关系，怎样在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表现出文学体裁特有的光辉，对于诗歌这种不便于叙述重大历史话题的体裁来说似乎真的很难。本史诗主要采取的手法有：简约的叙述和引典；宏达的抒情与哲思（议论）；传说的虚构性与事件的移觉换位等。诗中主要的线索和脉络基本忠实于历史，这在前文阐述了。这里对个别主要情节，也是目前人们质疑的几个点有必要做一简单说明。

      一个是诗中关于鸠摩罗什与阿谒耶未帝的情感纠错，诗中采取了单相思的爱情观处理的。诗中虚构到公主产生了单相思，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龟兹国王白震在吕光的帮助下坐了王位，处于人性的卑锁和趋炎附势，就将被杀国王白纯的妹妹奉献给吕光大将军，吕光当然喜欢，问题是公主身体上散发一种莲花香味，是吕光闻不得的，一闻便过敏昏睡，处于不能与公主近身，加之公主忍辱不屈，辱骂吕光“鲜花插在牛粪上”而激怒了将军，为报复公主，吕光想出的一条毒计“让鲜花插在净土上”。另一个原因是鸠摩罗什和公主的坚决抵抗，吕光为了达到目的，决定把公主和罗什一起掳到凉州，再逼迫他们成亲。而在来路上，种种磨难面前，鸠摩罗什的智慧相救，从人格上真正感化了公主，于是从心底无形中烧起了熊熊火焰，但她明知鸠摩罗什的大德智慧无法企及，也只能把这段美好的感情压在自己的心里。诗中有一处“双调对唱”，我想就是为了表现这一爱情的凄美。鸠摩罗什的第一次破戒究竟在龟兹还是凉州，史料中更倾向于前者，但也有后者的说法。本史诗采取了后者说法，并且将破戒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两年，这一点是本诗中时空上的对接转移，目的还是为了完满表现鸠摩罗什的形象和性格，最后的破戒也是他在顽强抵抗两年以后，并在被吕光设下陷阱后某个醉酒后的夜晚，身心无觉的破戒了。我想这种处理，以及最后让公主出家为尼（史料或有记载阿谒耶未帝公主早在龟兹就看破红尘出家了），最终让她西去天竺，投座于鸠摩罗什母亲座下做了侍尼，应该是适合并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并在整部作品的衔接处理上也是有始有终，前后呼应。

      二是鸠摩罗什在凉州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史料上的记载主要是受尽吕氏家族的刁难，这是其一；其二是“三车法师”的做派，说什么他在吕光百般刁难后受到尊崇，吕光赐予国师地位，并赐予绫罗绸缎，金银器皿，侍女无数，出行期间三车并进，自己乘坐一车，侍女一车，玩物食品一车。其三多有提及的就是他对汉语言的学习并将西域诸国语言融汇在凉州方言中。历史记载真虚难说，毕竟是经过文人墨客修正了的。但我诗中对其二的说法持有怀疑并摒除的态度，“三车法师”的事可能有，在鸠摩罗什来凉州前就修成大乘度人的高德下，我们宁愿相信那忙碌的车影所运载的应该是为扩建内苑寺（由前凉的宏藏寺改建）的缘化修建而奔波，僧众的进进出出都在为内苑寺的修建而化缘。从鸠摩罗什羁留凉州，他一直住在内苑寺的“罗什精舍”里，历史记载鸠摩罗什寺院修成应该在北凉时期（公元397年建立），从鸠摩罗什圆寂（413年公元）到北凉灭亡439年，屈指一算莫过于26年。短短26年要建成规模宏大的寺院，在当时也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基于这样的考虑，史诗中有一个观点就是鸠摩罗什寺的形成应该在后凉时期伴随着鸠摩罗什被掳入凉州后不久就开始打基础了，事实上的“罗什精舍”并不是后来鸠摩罗什寺的原址。史诗在凉州部分主要写了一些神奇传说、度人教化、研经学文的轶事传说，并同时肯定了这一判断（有争议），目的是表现罗什的神俊奇慧和在凉州重大贡献。其实，五凉时期大都敦崇儒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学业沉陨”的状况，置崇文祭酒管理文化教育，“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贵族后裔)五百人”；同时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境内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张骏还开辟专门的场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这些措施奠定了五凉时期以敦崇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政策，其余四凉相沿不变。如西凉初建，即大兴学校，兴办教育，倡导儒学。北凉则尊孔读经于庙堂之上，沮渠蒙逊父子还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大量经史子集，并献去不少河西学者的著作。这个现象来看，当时对佛教的兴起还是不够重视的，因此鸠摩罗什在后凉传播大乘佛教不被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但他没有放弃，以“罗什精舍”为中心的传道和对汉语文字的研修，已达到西域诸国语言与汉语的融会贯通，应该是他的不朽功勋（留史学家研究吧），也为他入秦后大规模从事佛经翻译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三是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及其最后的圆寂。最有争议的自然是他的生命终止和舌舍利怎样来到凉州的？前文提及的王后诬陷的事情究竟有没有？“与女神交”趋二魔的事是真还是假？“十伎女”留根的事可信不可信？这都在这部史诗里有所引典或叙述。似乎“史”与“诗”的结合，有种更加超大的艺术生命力，你必须避开小说叙事繁琐冗长的特点，又要避及诗意跳跃过大的特点，张弛有度的驾驭住重大的历史题材而又抒发出独有的情怀，这种尝试我感觉到是艰难的。对鸠摩罗什舌舍利葬于凉州，一种说法是他圆寂后，后秦王朝（永和元年416年，后秦国大乱，译场星散）实施僧侣的排除并由他的弟子佛陀耶舍西行护送到凉州，并修建鸠摩罗什塔供奉。另一种说法是高僧佛陀向后秦讨取舌舍利未逞，返于凉州后向北凉王室宣扬罗什不烂之舌的传奇，北凉王沮渠蒙逊致书讨要，后秦末主怕后背受袭，遂答应舌舍利西迁凉州，沮渠蒙逊迎接舍利入凉后，于罗什精舍的原址上修建鸠摩罗什宝塔，时间应该在公元420年左右。

      那么，究竟是先有鸠摩罗什寺，还是还有鸠摩罗什塔？这是史学研究的问题。我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史诗中将鸠摩罗什寺这个佛教道场的形成，定格在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后凉的17年里（384年-401年）就开始了寺院的基础建设，而把鸠摩罗什宝塔的修成定格在了北凉420年左右。这种定位，我想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仅仅三五年，一定是建不起来的。史诗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做了时空上的转移和对接，有必要在这里进行说明。

      总之，这部史诗，让我们看到鸠摩罗什一生风雨兼程，往事缤纷，洋洋洒洒，又很难一一尽数。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带给我们诗学的探索，哲学的思考，经学的传播，美学的发现，音韵学的享受等。当我们掩卷，历史烟云何其厚重，定然史书汗牛充栋，还是叙述不完它的博大精深。

                    （四）

      这里，我还是需要谈谈文化的精神投向问题。

      这部史诗的创作，经历了艰苦的孕育期、生产期和修订期三个时段，历时将近两年零六个月。2015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本土文史学者李林山先生拜访了鸠摩罗什寺现任方丈理方法师。走进寺院大门，我看到高耸入云的罗什塔翻修一新，塔顶上金色的宝瓶熠熠生辉，飞檐风铃吟吟，似乎在传唱着千年不落的经声，气势恢宏的罗什纪念堂也刚刚落成，飞檐画廊，金碧辉煌，与雄伟壮观的大雄宝殿交相辉映。我绕着松柏成荫的小径前行，看到游人不绝，香雾缭绕，花香鸟语间，洋溢着一种祥和，一种宁静，一种温暖。我们进了方丈室，落坐于法师对面，我被他清癯的面孔吸引，他目光炯炯，谈吐自如，言谈间流露出他对佛学的挚爱与见底，也流露出他对鸠摩罗什文化的热衷和潜心研究。当林山先生介绍我是本土一位优秀的诗人时（也许是林山先生的恭维吧），我似乎看到他眉宇间飞过一丝近乎惊喜的神色，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眼前这位“诗人”的赞语或者世俗恭维，而是平淡的话锋一转，希望我写写鸠摩罗什的诗歌。

      那时，我感到法师是对我持有怀疑心的。因为本土作家诗人中，其名灼灼，其事纷纭者，也许法师闻之有盛，多年来也未见有罗什诗传，而听“西木”此名，当属初次，自然也是淡淡一说，更何况连名字都五行不配，金木相克，对命理，宗教，玄学能有多大研究？这是我那时的一种内心感受，不管法师是否怀有此意，却无意间触动了我必须写出《鸠摩罗什诗传》的想法，是法师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承诺，唤起了我创作的信心和欲望？还是我生来相生相克的性格，使我开始了对这部诗传的酝酿孕育。

      说实在，要写好这部诗传，必须对五凉文化要有所了解，尤其对后凉文化的研究。我觉得鸠摩罗什就是一条线索，他将前秦与后秦，龟兹与西域，后凉与北凉串联了起来。谈到他，绕不开这些纷争而短期变革的朝代；也离不开对古龟兹，古凉州，古长安这些城市与地域的研究。而这方面正是我的薄弱，而了解这些历史与宗教知识，当属感谢本土文史学家李林山先生了。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喝茶吃肉，饮酒叙话，实际上是本土文人墨客，雅士儒子为文求学，谈诗论道的好机会。茶是一种文化，酒肉更是，而文学其实是这以外的调味剂，没有它，生活终究单调乏味，觉得身心缺少了什么，自然觉得生命处境的不如意；另一方面，文学有香臭，香者人们喜欢，臭者，往往熏得人怨声载道，没有哪个人对“香”的敏感超出了“臭”的，所以文学应该是针对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有人却偏偏喜闻“香”。同仁之士，聚在这里，自然为得“香”与“臭”挣得面红耳赤，常常不欢而散，却到改日，又聚一起，三番五次，不离不弃。文人之“小”，“小”在妒忌，我想文人相轻就是这个理。但我觉得这并非他们的不足，相反正是不同领域学术差异造成的。而他们对各自领域的爱好和研究成果，却在互补着我们的无知，这是“文人相轻”的主要原因。另则，我还是主张胸怀应该博大些，应该相互尊重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创作者，那种狂妄自大或者诋毁异域研究而又一知半解却俨然大师的风范，实在是不足为取的。也正是抱有这样的态度，我常喜欢与文人相聚，常与文史学者李林山、王相山、王其英、程对山、张振国、漠西、李元辉、宋武祖、蔡国忠等交流至深夜，获益颇丰，在此顺表谢意。

      说实在，有人是怕争论的，世俗的眼光看，这是出世不圆滑的人性缺陷。但我常与学者们争论，并不怕什么（那怕有人已经悄然避开），我常想起尼采的一句话：“成熟不过是个性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圆滑”。我对世故之人向来不屑，圆滑不过是人性缺乏某种担当和责任，过于自私自利，或者利欲熏心地攀附更庸俗的处境或个体，以达自利的目的，我想文学之人是要不得的。处于这样的个性，与李林山先生的争执常常发生，有无资格给鸠摩罗什这样的大德高僧立传（尤其诗歌立传）？对《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的事件的了解；对梁慧皎《高僧传》悬疑怪事的质疑；以及对李林山《凉土搜神记》《鸠摩罗什在凉州》（草稿本）的那些记载的质疑性思考，对上海作家龚斌的《鸠摩罗什传》，徐兆寿教授小说《鸠摩罗什》等参考和探讨以及大量网络文本带有质疑与取舍性的借鉴运用，是我成就这部巨作的基础。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使我对鸠摩罗什文化和五凉文化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对诗歌立传的《鸠摩罗什诗传》的线条也越来越明晰。这要感谢李林山及同仁之士！

      《鸠摩罗什诗传》初稿的完成历时六个月，但对初稿的修改却近乎两年，先后修补校改十二次。近两年的写作，我一直在病中，精力的不支，使我常觉眼前恍惚，仿佛冥冥中有高僧的慧眼在指引我。最终定稿后，我还是双手捧着《诗传》，跪拜在高僧像前，请他开示，以待修补。现在，这部作品付梓出版，说实在，遗憾之漏必定存在，也只能等有志人士批评慧正，以待毕生修补为盼。

        我要感谢那些关心和支持鸠摩罗什文化的人们，感谢那些对凉州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尽心尽力的人们。我特别感谢武威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内涵和文化产业的重新定位和重视，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强市的远瞻性策略，这不能不令人振奋。这部作品正是迎合着这样的文化春天出版了，对于一位默默创作的个体生命更是一种鼓励。文化只是我们身体上流动的血脉，一脉之颤的重要，在于生命体征的存在，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知之者甚少。但欣慰的还是有一些人们值得我们敬重，因为他们深知一脉之颤的重要，不惜精力和财富的传延文化。我在与（ 此处寻求仁人志士冠名赞助 ）的一次交谈中，我听到他对凉州文化的担忧，他说中原文化中缺少不了凉州文化这个符号，可是我们却并不重视。他说：他对文学不求甚解，但他觉得，企业不能没有文化，要做有文化的企业家，不做只有金钱的企业家。凉州区延年面业总经理韩忠说：我身为农民企业家，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不足为齿，但深深感到文化的缺陷，给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来的损失，那就是因文化的缺失，导致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损伤，各种精神病理的层出。（ 此处寻求仁人志士冠名赞助 ）说：也许这是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使我在成功创业后，与文化遇缘，金钱再多，随着生命的结束就结束了，但文化有可能使我生命的气场传延千秋万代。（ 此处寻求仁人志士冠名赞助 ）却是把文化融入企业的成功人士，他说：文化是企业的脉搏，很难想象没有文化含量的企业，他的生命力能有多长。（ 此处寻求仁人志士冠名赞助 ）说对传统文化的丢失，是一个民族最大的灾难，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听到和看到身边那么多社会仁人志士的鼓励，也是我能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完成这部大作一种动力。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一直关心和支持我创作的诗人、作家、学者们！感谢著名诗人、评论家徐敬亚，以及甘肃作协主席、作家马步升，山东大学原文学院院长、评论家耿建华，《山东诗人》主编、著名诗人马启代、甘肃著名作家雪漠，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舒洁、北师大教授，著名评论家谭五昌，金迪诗歌奖创立者、著名诗人金迪、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徐兆寿，中国诗歌流派网主编、著名诗人韩庆成，混语版《世界诗人》总编、翻译家张智博士，甘肃诗人梁积林，山西诗人王立世、穆高举，山东诗人刘向东、荷夕，新疆作家罗基础，新疆文史作家刘根成，新彊诗人顾伟，潘伟，甘肃佛学诗人、《岷州文学》主编包容冰，北京女诗人菩玉，云南诗人钟波、安梁，浙江诗人蔡启发，四川女诗人子衣，江西诗人火火，唐萍，甘肃文史学者李林山、王其英、李元辉，甘肃诗人漠西、张振国、蔡国忠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的诗人、作家、朋友们和读者。同时还要感谢我的主管单位武威市教育局，凉州区教育局，凉州职专等单位及领导多年来对我创作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