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究圣贤的国度，似乎只要有一个圣人出现，国家就能国泰民安了，于是乎，在相对应的影视作品、文学艺术、及至古典史籍都在营造圣人的光辉，这样的作用固然可以对后之人有一个教化，引导今之人之行为标榜，而所谓圣人的构建也无非是导入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再抽离其人的支离散事，朦胧之间让人心生崇拜，这也无怪，古时候人言必三皇五帝，因为时代愈久远。则所知越少，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加以投射进那些模糊的人物并加以塑造，这样的人物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人，倒不若说是后人主观想象的发挥。

  再近点就是包公、海瑞这样的形象塑造，因为他们的某些行为，再抽离掉一定之背景下，让后人觉之不可思议，不合常理，于是后人通过演义，通过戏剧等方式加以形象，这样其实是对历史人物的再塑造，所以他们真实的面目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后人把自己的情感加以投射到他们身上，进而去膜拜，这样的一个圣人就此诞生了，其实这样就譬如人用泥巴造出雕塑，再赋予其神格，然后人再磕头传颂这些神的事迹。

 所以一般没有活着的圣人的，就像没有现实的神般，但是现实的人基于功利，基于情感又渴望他人能当圣人，来解救自己，有点像《遥远救世主》中般的希望一个丁元英的存在，但最后发现其实不过是美丽的泡沫，其实这又有点像宗教般的意味，无论是渴望佛陀，抑或真主或上帝，都希望获得一个绝对神圣来救赎自己，不过其实到头来发现还是自己救赎了自己，这大概是宗教奥义吧，救赎之道不过一直在人手中，所以佛陀会言：“终生皆佛”马丁路德金会有“因信称义”，其实这些宗教的终极存在是人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与对美好品德的投射集合，人是有德性的生物，但是矛盾的是又存在现实性，从而在德行与现实性的交叉中，产生了圣人，产生了宗教，人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它们寻得心灵慰藉，寻得希望的存在。

 当然这种德性塑造在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后人的的观念，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行为，比较极端的例子是王莽，这是一个前半生与后半生比较矛盾的人，有诗为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今人的眼光里，周公无疑是圣人，王莽是乱臣贼子，但是即使周公当年也因为专权而惹人怀疑，王莽却在前半生却享颇多盛名，王莽当时的一些行为，比如大义灭亲、比如谦卑下士，比如廉洁奉公，即使在我们今人看来，也是符合圣贤标准的，但是，但是他这种行为就像金庸里的岳不群，不是因为德行而德行，而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野心，而阉割掉自己的人性，去不健全的追求德性，这种动机不纯粹的德，用康德的观点来看也非真的道德，伪君子或许是形容这类人的最好词。

 所以人必须要实现德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不是盲目的追求圣人的影子，也并毫无底线纯粹私己，要清楚的是我们认识中的圣人大多是美丽的投射，是由我们自己所塑造，而并非本源的历史。

 不存在的圣人，这只能在实体意义而言，因为人性并不能完全混同于德行，没有纯粹德性的人，除非上帝，但是再某种意义而言，实然上的圣人虽然不存在，但是应然上的圣人却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他们存在就是每个人心中一定的信仰，是人类情感与希望的完美寄托，并且最终可以影响到人的行为，这也是每个时代都有一批人，一些事迹值得我们记住，他们并非完美，但是他们的一些行为，确实折射了人的德性，并引导人们为善，只是人在受其影响时要有自己的判断，一要清楚没有所谓的完美人格，这样人就不会陷入所谓圣人情结，去盲目崇拜等待救赎或刻板模仿一个影子，二圣人的行为抽象的德性是人美好情感集中反应，它必定能在人的内心起到一定程度共鸣，人心中就会有形成一个模子，人就会形成自己的信仰，就像抗战时期无数人心中有岳飞、有文天祥般，他们就是当时人心中的信仰与寄托，所以有人舍身取义，有人杀身成仁，因为有了信仰，人行为便具备了德性，从而不再是完全生物性的趋利避害。

 没有的圣人是一件好事，他说明了个体的思考与觉醒，人不再盲目的去崇拜、模仿，没有的圣人也是一件坏事，人没有了信仰就丧失德性从而完全趋利避害，只为己利。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