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好些好些年前，单位搞了一个“建言、建议”的活动，发动大家的积极性，为单位的建设提出建议和意见。年轻真好，满身是热情，于是乎我理论结合实际，归纳总结，自小而大，一二三四，层层剖析，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自认为正确的建议，洋洋乎近五千言，差不多赶上《道德经》了。可，久久没见啥反馈，直到有一次和领导吃饭，酒酣之余，谈及此事，领导竟一脸茫然，全不知我曾经有过“那么好”的建议，这酒，热了身，心却从此凉了。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经历的这事倒是个很好的注解——我不是领导，却去思考该领导思考的事。但这个说法还是有些消极，积极的则应是“在其位，谋其政。”因为，我们都在某个位置上，或上级下级，或朋友，或亲子，或岗位，都有一个名，如儿子或女儿、父亲或母亲、领导或员工、长辈或晚辈……日常在不同的场合，别人怎么称呼自己，那，就是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名”，在这个名分上把相应的事情做好了，孔子称之为“正名”。

  谈孔子的“正名”观点，还得从卫国说起。

  一次，冉有陪着孔子游览国都，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孔子突发感慨：“这卫国人真多啊！”

   若是别人，可能也就附和说：“嗯，真的是人多啊！”但这个长见识的机会冉有可不会错过，问到：“既然这么穷，那怎么办呢？”

   “那就想办法让他们富裕起来。”孔子想都不想就说。

   “那么，如果富裕起来了，又该怎么办呢？”冉有继续追问。

   孔子笑了笑，很满意这弟子，于是说：“那就想办法教化百姓。”

  这是孔子第一次去卫国，还有宏图大展的热情，虽然当时君夫人南子名声不好，但参与国政能任用贤人，卫国政治还算稳定。但之后，卫国太子蒯聩不耻南子的恶名，试图杀掉南子，事情败露，太子蒯聩出逃。没了太子，没了继承人，卫灵公找了几个儿子，要么不合适，要么不想做太子，最后，竟找了自己孙子——原太子蒯聩的儿子辄做了太子。

  这下，事情开始乱了。卫灵公死后，孙子辄继承了王位，后世称之为卫出公。事情到这并没有结束，卫出公的老爸——原太子蒯聩并没死，反而要回来与儿子争夺王位，最后还居然打胜了儿子，得到了王位，后世称为卫庄公。

  卫国这剧情，一波三折，全是反转，没被拍成电视剧，却也可惜了。想是卫国这“父子争位”让孔子觉得很恶心，因而才提出了“正名”的观点。

  提出这观点的缘起，是来自于子路的粗鲁。

  孔子在卫国闲居多时，虽无权，却也名满卫国。卫国政权更迭，旧属被黜，急招新人，这个时候，子路似乎看到了孔子出仕掌权的机会。

  于是，在和孔子闲聊中，就问孔子：“假如卫国国君准备让您主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呢？”孔子于卫国政乱的根源看得很清楚，认认真真地说：“一定是先正名分。”

  听到这句话，子路忍不住笑了，不谈国策，而去谈什么“名分”，听也没听过，就取笑孔子说：“真是这样想吗？您真是迂腐啊！为什么想到正名分呢！”

  子路这无礼至极的态度，深深惹怒了孔子，忍不住用了粗鲁的词教训子路：“子路啊！你真是粗鄙不通啊！一个君子，如果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就像有疑问一样，隐忍不说。不像你，说话前都不想一想。”

  人愤怒起来，精神会非常集中于一点，孔子也是如此。接下来就一气呵成，说了一段关于“正名”的道理。

  孔子说：“如果名分不清不楚，所说出的政令就不能顺利正确地传达；不能顺利正确地传达，别人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办，事情很难办好；事情如果不能办好，礼乐也不会符合礼制，难以兴盛；礼乐制度不兴盛，从礼乐制度中衍生的刑罚就很难得当；刑罚不当，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遵循律己。所以君子名分定了，传出来的政令，合理的政令别人才好去施行。”

  最后，还不忘继续教育一下子路：“所以，君子对于他所说的话，不会想也不想，随随便便地说出来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而其中的“名不正，而言不顺”，演化出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名正言顺。只不过我们用的时候，已经忘了孔子的原意。

  实际上，名正言顺，要说的是各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要认真做好该做的事。就像《大学》中说的那样：做领导的要有仁爱之心，关心下属，却不必事事操劳，越俎代庖；做下属的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要心无旁骛，认认真真地完成；做子女的，要将心比心，体会父母的需求，孝敬父母；做父母的，要有慈爱之心，呵护照顾自己的子女；和同事、朋友交往，要有诚信，不欺人，更不自欺。

  能做到这些，就是名正：说出来的话合理了，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身份了。也就能名正言顺，名实统一。

（向雄读《论语》之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