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学院 杨晓彤
1975年，16岁的珍妮特·温特森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留在五旬节教派的养父母的家中继续生活，要么继续与自己的女朋友见面，同时无家可归。 十年后，在温特森的小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这个情节也出现了，细节却被隐去了。温特森仅仅引用了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心王后的一句话：“现在我警告你，要么你滚开，要么砍下你的脑袋。”书页翻过，16岁的珍妮特已经离开了家。
2011年，作家温特森年逾50岁，写就自传，当年被小说隐去的细节才终于浮出水面。16岁的珍妮特曾经以为自己能得到理解，并试图解释给温特森太太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快乐。”
温特森太太也许是疑虑，也许是不解，她只是反问：“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
温特森太太甚至并不是在等待珍妮特的回答。对于当时对峙的双方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如此直白。沟通已无可能，16岁的珍妮特自此离家，蜷缩在一辆同学不用的破旧迷你车里过夜，努力阅读，靠四处兼职完成学业。再之后，26岁的温特森以处女作成名，并逐渐成长为英国当代最知名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书被翻译到全世界，得到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和欢迎，获得的文学奖项包括惠特布莱德奖、E.M。福斯特奖、布鲁姆伯利奖、美国诺普夫奖、兰姆达文学奖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特森成功了，但实际上，温特森还有一些未解的疑惑。什么能带来“快乐”？而什么又能被认为是“正常”呢？
“追求快乐与感到快乐完全不同。快乐的时光很美妙，但快乐的时光会过去——因为时间在流逝。追求快乐更加难以捉摸；它是毕生的追求，而不是指向某个明确的目标。你追求的是意义，有意义的一生。”
最后，出自养母的这个问题变成了她自传的书名“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而她无疑是用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回答：《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温特森的双子星
自传出版前，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多少被用来解读作家本人的童年回忆和成长经历。对此，珍妮特·温特森有些无奈，她说：“主人公拥有我的名字，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虚构人物。有一部分确实是自传，因为所有写作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传，必然会牵涉到你自身的经历，但又不是一切都照搬事实，而是将其改头换面，变成另一种经历。我把自己看做变形人，拥有各种各样的人生。”
在这本最新出版的自传中，温特森再次尝试解释，她为什么要在小说中为主人公取自己的名字：小说属于文学，选择使用本名，一部分是为了“保证其中的暧昧与趣味性”。而另一部分，则是用语言和文字为真实的痛苦寻找出口。“实情比小说里写的寂寞得多。”《橘子》里不动声色的幽默，几乎充满漫画色彩的夸张情节，实则压抑的现实的保护色。
“有许多事我们无法说出口，因为它们太过痛苦。我们希望能说出口的事情会抚慰余下未说的事，或以某种方式平息它。故事是弥补。”
《橘子》始终是一本小说。而这本自传就是曾经难以言说的部分，是《橘子》沉默的双胞胎。
多年以后，温特森终于能够直面当年的沉默，回顾过往的迷失、挫折乃至失败，展开回忆的地图。通过当年领养自己的文件的线索，温特森重访故地，寻找生母，并且重新思考自己成长其中的温特森世界。自传从“错误的婴儿床”开始，如果一个人从出生、从领养开始，就被当作一个错误，且屡屡遭受遗弃、背叛、伤害，她能怎样与世界相处？又该如何与自己相处？
从过去到现在：生命不只是一支从子宫飞往坟墓的时间之箭
温特森显然有不幸的童年。但《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并不是愤怒的宣泄，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勇气的故事。
温特森太太残酷地对待养女，当小珍妮特做错事时，要面对的惩罚包括但不限于用藤条或皮带抽打、整夜关在门外，或者关进煤库。温特森太太要灌输自己的世界观给养女，她说宇宙就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无人可以逃脱。但珍妮特用本能拒绝这样的末日叙事。煤库里的珍妮特期待末日不会到来，生活能够继续，她能够长大，更多地了解生活，逆境反而让她肯定生活的价值：
“无论多么贫乏，仍要爱生活，无论怎样寻找爱，也要爱自己。不是用自我为中心的方式，那将会与生活和爱背道而驰，而是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
珍妮特从家里仅有的六本书出发，从无限的阅读中找到了力量和勇气。
“我相信虚构作品以及故事的力量，因为通过它们我们开口说话。我们没有失声。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深受创伤时，会发现自己迟疑了，结巴了；在我们的言语中有长长的停顿。想说的话哽住了。我们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求助于诗。我们可以翻开书本。有人在那里等我们，深潜于文字中。”
“书是一个家。翻开一本书，就如打开一扇门，走进去。里面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书里还有温暖，有壁炉。我手捧一本书坐下，便暖和了。”
“阅读吧。书里有同伴，有共鸣，但思想属于自己。读得越广博，我们就越自由。”
当温特森太太将珍妮特的藏在床单下的书付之一炬的时候，珍妮特想的是：“去它的。我可以自己写书。”
少年时期的珍妮特立志将英国文学书架上从A到Z的全部作品读完。她也的确做到了。已经离家出走的珍妮特住在迷你汽车里，打工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得到了图书馆管理员和女老师的帮助，她申请牛津大学，第一次被拒绝后，坚持开车到牛津，说服了导师，接受她的申请。
“人在幼年时有许多无力改变的事。但你可以打点行囊，准备上路……”
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
回到这本自传中温特森太太的问题。表面上，这个问题是如此地直白，答案呼之欲出。然而，当这个问题需要用人生做回答时，那个答案还会如此简单吗？温特森在自传中写道：
为何我在十六岁时离家？那是改变此后人生的重大选择之一。回顾往昔，我感觉自己当时处于常情的边界，理智的做法本该是保守秘密，如常生活，学着更圆滑地说谎，迟些离开。
我发现，理智的做法只有在做很小的决定时才有效。至于改变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冒险。
震撼的是，当你冒了险，做了正确的事，来到常情的边界，跨入未知的领域，抛却所有熟悉的气味与光线，此时你并未感受到强烈的喜悦和巨大的能量。
你不快乐。事情变得更糟。
这是哀伤的时刻。失落。恐惧。我们用疑问击穿自己。然后我们感觉中弹了，受伤了。
这时所有的懦夫跑出来说：“瞧吧，我告诉过你了。”
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告诉过你。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曾经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人生从来布满了分岔路，现实就是，就算我们追随了自己的心，快乐也未必会如愿到来。机会与境遇，性情与欲望，可能的方向不断开启又关闭，种种变量让选择变得危险、难测。面对这样的境况，在真实的生活中，你依然敢做出选择吗？
至少，温特森用这本书、用她的过往，将她的回答告诉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