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沈从文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单纯囿于从沈的作品分割来看，沈从文的创作实践通常被人们与“湘西风貌”、“文化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在《长河》中读出的“淳朴”、在《边城》中读出的“善良”之外没有其区别于现实生活中“人性”叙事的发现，那么沈从文的作品就不会上升到对自然“人性”的思考，而事实上这种对自然“人性”的呼唤是与二十世纪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这种社会的“变”造就了沈从文对人性的抱朴，而沈从文的这种思考对八十余年的沈从文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藏。
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对西方所谓的“新”与“现代”的一种模仿和追随；五四以降，以启蒙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无非也只是一种证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一直伴随着坚定而持久的所谓“进步理性主义”，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告诉人们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西方”与“中国”便成为一种衡量社会、思想、传统进步与否的固定概念，中国的“现代性”遂被简单的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五四以来的一切启蒙、一切口号、一切理论将中国的“现代性”带领到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切社会文化的发展模式以“现代”为准则，与此同时将西方现代文明神圣化。于是，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觉醒”无非是将“人”放置在已经造设好的理论下，“人的觉醒”成为一种预设：这不是“人”的觉醒，而是“人”的制造，而这种做法也无非为了工具理性下的目的而服务，即：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时刻将整个中国拖入西方模式下的“正确”快车道，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正是沈从文的青少年，说一名青少年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主流理论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然而沈从文真正与五四所谓“启蒙”造人的分野则是在《萧萧》这部作品中才明显的体现出来。如果从五四的范畴来看，萧萧所代表的是典型的中国旧思想、老传统的人物，文中萧萧命运的悲剧意在引发一种对旧社会、旧人性的批判，而沈从文对萧萧命运变化的把握让这种五四的“人性启蒙”模式竹篮打水一场空。《萧萧》的故事展现在人面前的是一个看似受旧传统、旧人性支配命运的女孩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人生力量，这种力量无疑给五四以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潮一次有力的冲击。
进一步深入的来谈沈从文作品中体现的与“人的启蒙”的分野，实际上是沈所希望呼唤的“自然人性”的回归，或者说是在新的社会中的建立。刘志荣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是一种“生命的文学”。沈从文所表达的“人性”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普世人性，不是拔高到一种“人性觉醒”的层面，而是基于生命的自然“人性”，它依托于生命，流动变化而富有力量；它因为自然的广阔而拥有巨大张力，因为这种力量和张力，任何理论、口号都不能束缚它，任何政治、商业的目的都不能驾驭它；因而任何文学也就更不可能限制它。正因为如此，“萧萧”的命运不是被习俗左右的，传统社会的自然人性有着自我发展的力量。
沈从文的自然“人性”与五四运动下所提倡的启蒙、觉醒的人性有着本质源起的不同，而五四倡导的“人性”必然是为“新文化”、“新文学”所服务的，因而有着承担中国社会“现代性”这一属性。沈从文自然“人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分野成为沈从文“人性”对“社会现代性”反抗的基础。
而提及沈从文的自然“人性”对生活的发现，首先应当注意沈从文塑造人物的视角。沈从文曾经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向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始终都在用自然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以一种作者和小说人物平等的地位来展现笔下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
这与我们对生活发现和感受生活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人对生活的关注往往投射自己的喜好与价值，近代以来的理论教育更是赋予每个个体“价值判断标准”，极端至个体只看见自身愿意看到的理论、喜好甚至价值预设。而沈从文的客观不是与“主观”对立的“客观”，也不是尽可能不带感情色彩的看待事物，而是两种自然人性下的阐释：用“纯白之心”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机械事务；尽力不使用已有价值观的评判标准，用一种自然的“人性”去理解生活中的人事和现象。
在这两点上，沈从文的自然人性和庄子有着相似之处，张新颖提到，《边城》实际上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将人放到了天地的角度而消弱了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因素来看“天地”对人事的影响，那么如果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作者则希望自己在面对现实生活亦或是面对笔下人物时处在“无己”的状态，如果说庄子哲学的关键词在“游”，即反对用仁义道德的精神枷锁来束缚人的天性，那么沈从文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深的忧心国家的危机和民族命运，而另一方面，他却无法接受他生活中的人们受到广泛规划的限制而抹平个人人性的存在，更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鲁迅笔下的“伪士”，充当所谓“现代性”的旗手或号子；所以他尽力用自然的人性来解释功利技巧之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功利技巧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也正是因为它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沈从文不去理会所谓新伦理的价值判断，更不会相信这一新伦理、新价值将会以何种工具理性的方式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怎样美好的世界。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沈从文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投掷到他所描写的对象本身而不是为了批判了，所以沈从文笔下的景物似乎总是写得浅显而没有深层的挖掘，这和中国文学传统中表面上寄情于景的文学手法不同，然而正是这种非深层的描写才更加凸显出他非“占有”式的感受，从而愈发靠近“使物自喜”的境界。那么从写人的角度来说，沈从文笔下的人就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代表而背负“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呈现出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他所深爱并竭力希望留住的那份景致，那么这份景致里最为重要的一定是包括自然人性在内的湘西生活，然而沈从文清晰的感受到这种自然性的东西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正快速的被侵蚀，既然无法回到过去，那么沈从文只有用空间代替时间，用偏僻之地去代替被侵蚀之前的中国社会，就像中国古代“礼失求诸野”的说法，因此，无论是《边城》还是《长河》，他所选取的题材除了作为一种可能的珍藏和记录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对比同一地区所谓“新生活”到来前后的比较，就像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所说：“我并不既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沈从文并没有给自然人性支配下的生活一个完美的写照，人事和天命之间的矛盾没有人能逃得过，就像《边城》的各类感想批评中时常提到的，翠翠、爷爷、天保、傩送……湘西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是善良的，而最终却是一个悲哀的结局。既然作者所要赞颂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对比是否还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有着离美的反面更进一步可能，才能让生命体现张力，使生命对美和温暖充满爱意。
而当中国社会三十年代所风靡的“现代性”到了湘西之后，“现代”这个词语便开始不断拷问着知识分子和这里的百姓。如果“现代性”从空泛的理论观念进入现实中摩擦来检验其经验的有效性，那么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中，当入侵的理论占领高地，现实必然是永久受害的一方。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点，伪士之所以“伪”乃是依赖外界权威而非自己或民族内心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用空洞的理论和观念来支撑自己在未“祛魅”的社会中横行。且不论这种理论是否真能达到“祛魅”的程度，但如果“祛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沈从文的担忧便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前面提到，沈从文所提倡的自然“人性”是对所谓“社会现代性”的一种反抗，而自然的人性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人性”因为生活的完整性而获得提炼，同时生活又因为自然的“人性”而被进一步塑造和改进。在未经“现代性”侵蚀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完整性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其中的风俗、仪式无不是这种传统生活完整性的保留，而五四以来现代性“祛魅”的根本做法则是将旧传统一并当作糟粕铲除，这必然导致了中国社会百姓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人民的感情缺少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便会失去正常秩序，生命因为能量的流失而显得枯燥和乏味，社会的种种问题即刻突显。沈从文深刻的意识到“祛魅”非理性，但他不是救世主，却在用自身独特的方式呐喊。“狂人”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中看出“吃人”，沈从文感受到“现代性”对时代的所谓“熏习”，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辞藻，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或尚沉浸在自然的善中，或受到了“祛魅”的影响，却无时不刻展现出作者内心深处对自然人性见素抱朴的期待以及对所谓现代“祛魅”反人性的抗争。
学界对沈从文的“有情叙事”已不再陌生，沈从文曾说：“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因死亡毫无疑义时”，唯有文字所投射的图像“是生命之光，如烛如金。”
沈的抒情不乏反讽意义,但是这种反讽不是在刻意中将有情文字与无情现实形成对比，比起五四以来主流写作，沈从文的小说看上去又是如此清淡，但正是这种表层性却体现出他的深入性：文学就是文学，无需用深文周纳的方式强行灌输一套思想理论，文学除了文字外别无其他。这与沈从文对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诗学）的理解有着莫大的联系，前面说到，沈从文体会到人事和天命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沈从文有意强调文学的展现必须为世界呈现自身演化的部分，而非用预设的理论逻辑来制造产物。
40年代的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让沈从文进一步开始深思他的文学，战乱所带来的文明溃散和生命能量的消耗让他理解到“现代”的野性和历史的无情，平白的文字终于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感慨，于是一种“抽象的抒情”来面对现实带来的内心打击：只有用抒情的形式来充当慰藉心灵的方法和升华现实的途径：“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如果从沈从文自身的角度来说，沈从文发现自己的人生竟无一人能够理解他，事实上，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势应变，或者得过且过，但沈从文本人却不肯如此。
一九四九年一月，沈从文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的结果和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下演变成“精神失常”，同年初春，他便因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企图自杀，这是沈从文思想感情特质和时代风习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因为他明白的遇见他所执着的抒情诗也决不能见容于这个充满史诗号召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沈自觉难以为继，便放弃文学创作，成为古代文物研究员。
但沈从文又何尝放弃其对抽象抒情的信念，他私自写下《抽象的抒情》：“抽象”在于对世界的有情记录，“抒情”则蕴含了对自然的亲近和对生命的敬意。这种抗争方式确实为沈从文的一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沈从文曾说“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不论何种形式的文学，成熟的抒写不仅仅依靠积学或是理论的构建而来，而需要创作者生命中所拥有的特别之物，这种“有情”会超越一切“事功”上的理解与认知，而沈从文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自然“人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抗，概而言之，既是对“伪现代”的一种讽刺，同时又是沈从文在“创作”之后作为一名思考者所体现的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