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理心有些过剩。
不是想自夸。最近频繁想到这个词，因为隐约感到我在这一点上是近乎病态的。
是在公司迁新址后意识到的。以前楼下有固定外卖柜，骑手默认放到柜子里，又有疫情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保安都不允许外人进楼。更早一些时，楼下没有放东西的地方，骑手除了送上楼别无他选。但迁到新楼后，楼下有外卖架，可设有员工刷脸进入的关卡尚未启用。疫情成过去式后，人员可以随意进出。也因此，骑手面临的是二选一的题。
刚开始接到骑手电话时都会被问——“是放到楼下架子上还是送上来？”我都会说，“放到架子上就好。”毕竟对我来说只是下个楼的工夫，而且工作整日久坐，也可以借机小小活动一下，对身体也好。有经验了后，我会特意在备注以及线上消息里讲清：“放到楼下架子上就好，放好后不必打电话了，我看到就会自己拿的，谢谢。”下楼取外卖时，常碰到被要求送上楼的骑手，他们总是一副焦急的样子，按了楼层后直勾勾盯着数字恨不得光速抵达，还不时解锁手机，如果每层楼都会停，他们总是火急火燎地守着电梯口，一有人出去就马上按关门键。好几次听到他们打电话，小心地请求“我放到门口可以吗？”结果对方说：“你拿进来，可以拿进来的。”外卖员恭恭敬敬回答说好，一挂电话就会重重叹气。
时间于他们如一架看似轻缓却注定要下落的铡刀，似乎被封喉见血才是宿命。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把我微不足道的时间分一点给他们。
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我的想法究竟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呢？我也试图从对话框里，对方的那句“谢谢”里辨别是商业还是真心，也会担心自己是否还停留在“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小学生，站在强势一方的立场施舍无足轻重又过度自恋的廉价善意。这往往只是闪现的隐忧，倒不会真的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
直到再后来。一次点了麻辣烫，收到时晚了四十多分钟。骑手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出于迟到太久的歉疚，或只是怕我差评。他没有理会我的备注，还是执意送上了楼，亲手递给我时说，“不好意思，刚才出了小车祸，送晚了。”我忙说“没事没事”。我反正吃饭休息时间都不固定，也是真的没觉得什么。但等到了工位上打开包装袋时，发现汤汁全都溢出来了，整个袋子都油乎乎的，大概是刚才车祸碰倒了，外卖员肯定也没有注意到，只急着赶时间了。我只好自己多垫些纸擦擦盒子凑合着吃了。回家和阿铭说这件事，他也说这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怪谁。
后来又有其他意外，饭里吃出来头发时，我挑出来后继续吃了，觉得因为这点小事去投诉也没必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疫情影响，商家也都不容易。阿铭也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还有一次也是汤汁全洒了，但我能确定不是外卖员的问题而是包装不够密封。线上告诉商家后，对方说要赔偿给我。我又回绝了对方，我说不用，下次注意一下包装就好了。还有一次吃出来钢丝（似乎是擦锅的钢丝球），我发图提醒对方要注意卫生，也没有接受退款……
这样的事多了，又觉得委屈了，但又清楚实在是自作自受。告诉阿铭后，他连说哎呀哎呀，做好人也不是这么个做法，这是你自己的权益呀，你当然可以全额退款。
同理心过于泛滥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办法平等地共情每一个人。骑手、商家和消费者，总有利益冲突的部分，完全被感性主导后，我总会陷入一种狭隘而无意义的感伤之中。电梯里听到骑手电话里那个颐指气使的声音，我完全可以把对方想象成一个利己的白领形象。但一旦对方是我的同事、朋友，我又不知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了。办公室里，同事接电话时都会要求，“可以上楼的，不要放到楼下架子上，麻烦帮我拿上来，谢谢。”对方都是我喜欢的、尊敬的人，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像不小心窥见了他们的另一面，会忍不住想他怎么会这么冷漠。
但当我这样想时，也同时会生起对自己的厌恶，我又凭什么能站在道德高地想象和指责别人呢？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系不是本该如此吗，我过度意淫反倒更像在破坏互惠互利的天平。我自己作为消费者，不是也没有体谅自己所置身的群体吗？
对此，阿铭倒跳脱出我的纠结，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可能问题在于规则不够统一、严谨。如果一栋楼有明确要求说，只能放在楼下外卖柜或者只能送上楼，就会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麻烦，骑手和消费者也不会苛责对方。没有硬性要求，大概也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治安差、市民整体素质低，外卖搁在外面容易丢。管理人员不愿担责，住户就会要求送到手。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工作太忙，或者只是太懒吧。
可对骑手来说，上楼和不上楼都是一样的费用，还牺牲了很多时间，会出现走错地方，敲门不应等麻烦，种种糟心的事，都可以归结到管理系统不够完善的问题。
话又说回来，当把问题归咎于行业内部或外在环境，又很容易撇清自己。而就以我对市场环境的有限了解来看，目前为止，买家、卖家和骑手还是无法放在同一水平线用权益互换那一套来理解的。思来想去，我大概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因为知道会有很多人选择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缺投诉、差评的人，那么我就只是想站在天平的另一边平衡一下现状。
而我这样做也完全不是什么无私善良的行为，其实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内耗。我总是很难克服自己的多虑，哪怕出于道义去指责别人，也会因为共情了对方的难堪和不快而陷入自责。有同事说，他吃外卖吃出了一根头发，立马投诉了商家，退了钱，但退钱后他还是把饭吃了，为此他很高兴，觉得省了一笔钱。我完全理解并认同她的做法。以前我和阿铭在高档餐厅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普通人为了吃上一顿健康、干净的晚饭而已。得不到的话，又能怎么办呢？能得的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赔偿而已，甚至是远低于规定标准的赔偿。
但到了线上的外卖，可能是因为了解了系统本身的问题，好像很难再去没有负担地做一个利己的人。阿铭和我一样，我们如果是去街头的小店，吃出头发、异物，只要不是特别夸张的东西，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无视，不同于商场里的高级餐厅，总会觉得他们赚钱不易，不想太为难别人。
这让我又想到一件更极端的事。前两年还上学时，有次坐地铁，途中赶上晚高峰。我是有座位坐的，当时身旁坐着一个打扮朴素的中年女人，提了一大袋东西。我在意的点是，她将那大袋子搁在一旁，占了另一个座位。当时没有遇到孕妇，也没有遇到需要让座的老人。眼前是很多刚下班满身疲惫的中年人，他们也没有要求女人拿掉袋子。我想如果站着的是我，怕麻烦又怯懦的我，也不会主动提出要求的。但心下又总忍不住想，她怎么就看不到这么多人呢，怎么就意识不到自己的袋子占了一个位子呢？越想越不舒服，手机都玩不进去。看到眼前好多人挤在一起，我还是没忍住，扭头小声告诉她，“你把你的袋子抱在怀里，就可以给别人让出一个座位。”她的表情瞬间有点讶异，随即很快垂下眉眼，流露出一些慌乱和难过的样子，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袋子抱回怀里。我在那一刻觉得被什么刺痛了一样，说不清什么原因，模模糊糊觉得自己让别人难堪了，有些后悔。
之后漫长的一路，车上人居然越来越少，很多人下车了，周边空出好多座位，她让出来的那个座位一直都没有人坐，但她还是紧紧把袋子抱在怀里。后来她接到一个电话，用的是老人机，话筒声音异常大，那边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一口浓重的乡音在给她指路——哪一站下车，几号口出，别乱跑我们来接你，别担心很快的马上就可以见面了。
我猜想身旁这女人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大城市看孩子的，她很担心坐错站，每到一站都扭头去看站名，她不安、局促，但有人爱着她挂念着她。一直到最末几个站，我们同时下车。那个让出来的位子到最后也没有人坐，她最后还是紧紧怀抱着袋子，甚至就保持那个姿势走出了我的视线。我想，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妈妈，无缘无故被陌生人教育一番，我定会很心疼的。
这件事过了好久好久我都忘不掉，总在想，我一直不是个热衷于出头的人，明明习惯了吃亏，也很少对陌生人提什么要求，怎么就偏偏那一次，也不干我什么事，非要去说这种话呢，也没有为别人换来什么便利，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畅快，平白无故给别人添了堵……
回想起来，能意识到自己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他们都是内敛、温和的个性，很多时候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与人理论。有一年出去旅游，爸爸在大巴上被人偷了手机，他好声好气地反复说着，“手机很旧了也不是什么大牌子，他不用电子支付偷了也没什么用，但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拜托放回去，不会追究的。”后来手机真的被偷偷放回去了，他们没有一点怨气，只觉得好庆幸，甚至对周围的人一点点猜忌也没有过。
其实刚读大学后，受网上很多观念影响很大，看了教人如何维权、科普消费法的帖子，包括那种吃饭吃出异物如何让对方赔偿几倍的钱，也对家人那种“外面都是这样啊”的言论嗤之以鼻，觉得任何宽容的态度都是在纵容市场乱象。那年假期回家，去一个裁缝小铺缝拉链，一开始人家说可以做，付了钱第二天去拿时，又被告知“不行做不了”。我没好气地说，“昨天说可以做，今天又做不了，奇了怪了，算了把钱退我吧。”
现在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没有得到服务，被空口许诺，自然就拿回钱咯。可是出门后，却被妈妈说，“就五块钱，还咄咄逼人，上了大学后怎么牙劲变这么大。”我一下子泄了气，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也觉得很不好受。
想来想去，还是受吃亏是福那套观念影响太多，或者只是像我妈说的，书看太多乱七八糟想的太多。又或许，像《孟子》里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种种原因，总之至今仍是这样背着巨大的思想包袱，想象他人的生活，忧虑自己的步伐。但好在心态已然成熟许多，不会像以前那样厌弃自己的矫情，也没那么羡慕一身轻松，潇洒自得的人。
我永远不会否认心心相系的意义。哪怕无度的同理心会挫伤我自己，困住我的理性和逻辑，但我也看得到，它也安放着我软弱的性情，也激发着我的善意和勇气，也给了我看待世界、反思自我的秘密出口。
我晃荡的同理心啊。必要的时候借重它，矫枉过激时克服它，人活着不也就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