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市“隐贫”青年，麻木在体面的工作中，享乐在尽情的消费中，依仗在父母的保障中，成长在婚恋的责任中。城市青年的“隐贫”成因存在个体差异，依据不同的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可划分为五种“隐贫”类型：自我投资型、阶段性享乐型、归属融入型、虚假虚荣型和消费成瘾型。要帮扶城市“隐贫”青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强化风险意识，做到科学理财；针对不同的“隐贫”类型，要有侧重性“对症下药”；还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隐形贫困”显性化。

关键词：城市青年；隐形贫困；消费观；五种“隐贫”

一、研究背景

当代城市青年是“隐形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隐形贫困人口”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非常能花钱，朋友圈里晒的是去各地旅游的照片，用的是最新款大牌手机，穿的是当季新款衣服，时不时就去高档餐厅吃大餐，花高价健身或者请私教；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什么钱，不仅没啥存款，许多还身负债务”[1]。

“隐形贫困”并非真的贫困，而是由消费与收入失衡造成的贫困，反映了当前社会背景下城市青年的消费观。现有研究中，罗峰围绕“消费”探讨了城市“隐贫”青年的成因与幸福忧愁，他认为，“城市青年所处的特殊城市情景以及‘准成人期’的特殊阶段，才是使其以这样一种差异于以往消费现象的面貌，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的原因”[2]。

现代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场域，是享乐主义的天堂，身处社会转型中的“准成人”在其中“享受”着一段因社会责任延迟而带来的“幸福时光”。虽然能在“自我取悦”的消费中获得幸福感，但是也因无法彻底隐形的贫困而忧愁。敖成兵分析了城市“隐贫”青年的生活状态和阶层理念，他指出，城市“隐贫”青年“贫”于物质、“穷”在心绪、“窘”在境遇、“困”于精神，在话语、消费、风格和精神等方面有着自我阶层认同，并对现实社会进行着温和委婉的抵抗[3]。因此，要关心和爱护他们，同时也要尊重他们。

武晓伟、王成龙、吴枋泠等人剖析了城市“隐贫”青年的生活态度，他们发现，城市“隐贫”青年“工作缺乏价值感，而寄托于消费，以消费来平衡‘原子化’个体的孤独，形成以城市为标准的符号化消费观念，通过消费婚恋来满足自身更加务实的追求”[4]。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根本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巨大社会转型。

高彦菁从纵向代际变迁的历史视角，阐释了当代城市“隐贫”青年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他认为，当代城市“隐贫”青年因分配不均、阶层固化、炫耀享乐等时代特性而受损，在微观层面个体诉求“我要买”和宏观层面社会与时代“要我买”的影响下，最终陷入消费主义的怪圈而无法自拔[5]。

城市“隐贫”青年的新世相，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然而，现有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其一，城市“隐贫”青年鲜活的工作、消费、原生家庭和婚恋等状态有待进一步呈现；其二，城市“隐贫”青年之所以“适度”消费、超前消费乃至过度消费的多样行为动机和不同“隐贫”类型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笔者就城市“隐贫”青年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典型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调查了75位受访者，主要以山东省城市“隐贫”青年为主(59人)，也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隐贫”青年(7人)，还有其他省市“隐贫”青年(9人)。

其中，在性别比例上，男性占55.26%，女性占44.74%；在年龄结构上，主要集中在24岁~29岁区间(占71.05%)，80后18人，90后57人；在学历层次上，专科及本科学历占46.0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53.95%。总的来看，75位受访者大多工作了两三年，工资在其所在城市普遍属中等水平，而类似“工资还没发但花呗账单已经等不及了”的“下半月自嘲式抱怨”却具有共性似的出自他们之口，让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刚刚还在为自家爱豆、为“心水好物”、为品质生活而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的那些人。

二、麻木、享乐、依赖与成长：城市“隐贫”青年的状态呈现

问卷调查和访谈设计主要从工作、消费、原生家庭和婚恋情况等四个方面呈现城市“隐贫”青年的真实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城市“隐贫”青年的确并非“真贫”，他们麻木在体面的工作中，享乐在尽情的消费中，依仗在父母的保障中，成长在婚恋的责任中。

1. 麻木在体面的工作中

工作是社会分工中每个劳动者体现其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角色定位，是城市“隐贫”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75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拥有一份较为体面的工作：主要从事非体力劳动，普遍8小时工作制，收入中等可观，较为稳定。虽然工作比较体面，但是却在麻木地工作着。

综合工作种类、职位层级、工资水平、工作时长及休班等情况，可以发现，75位受访者的工作普遍较为体面。在工作种类上，受访者中多数在公司上班(39人)，从事广告文案、新闻媒体、网络通信、软件开发、秘书文员、销售推广等行业岗位；部分是教师(18人)和公务员(12人)；少数是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等(6人)。

在职位层级上，受访者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员工(86%)，也有“底层小领导”(13%)，但鲜有中高层领导(1%)。在工资收入上，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月收入高于5000元，其中月收入高于7000元的有22人，普遍处于其所在城市整体收入水平的中等区间范围内。在工作时长上，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内，工作时间普遍比较稳定。在每周平均休班上，有24%的受访者每周休息不足1天，50.67%的受访者每周能够休息1天~2天，25.33%的受访者每周能够休息2天以上。

那么他们对现有工作的情感态度如何呢？结果表明，普遍是在麻木地工作着。

典型代表，坐标山东青岛，从事广告行业已三年的职场达人小彭表示：“工作就是工作，和我生活本身毫无关系。有时候很轻松，有时又很忙，相对其他广告狗算是特别轻松了。现在的收入勉强支撑支出，挣得多花得也多了。”小彭现在的月收入高达9000元，三年前刚入职时每月只有4000元左右，那时的她每每被工作压力折磨得满脸爆痘、夜不能寐，天天说要跳槽。随着工作逐渐上手，步入正轨，这种漫无边际的压力就逐渐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每天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甚至是在项目突然压下来时也难再出现。而今，她已成为一个“职场橡皮人”，没有痛感的职场人。工作本应同时包含人的自我实现和满足自我需求的双重维度，然而，对城市“隐贫”青年而言，工作最多甚至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工作的价值发生异化，工作也就乏味无趣了。

2. 享乐在尽情的消费中

消费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当今社会，消费“成为可以独立表达人的主体价值的形式”[6]。很多年轻人认为趁着年轻应及时行乐，体现在消费方面就是享乐性资料消费—借助于精致消费而实现穿得好、住得好、用得好、玩得好。75位受访者普遍性地表现出享乐性资料消费所占个人总消费比重较大的情况。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每月消费支出都超过了4000元，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每月消费支出在6000元以上。联系收入情况，几乎每月剩不下多少钱，甚至有些入不敷出，出现负债。那么他们究竟把钱花在哪里了呢？

调查数据显示，除了日常生活开销，主要花在了外在形象(衣物、包、化妆品、美容健身等)、租房(单身公寓、中高档单间)和游戏娱乐(外出旅游、聚餐泡吧等)上。

其一，年轻人特别注重外在形象，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为了900元的面霜、3600元的外衣、2200元的健身年卡等，即使花光了也在所不惜。在山东烟台从事文秘工作的小宋，一双5000元的鞋花掉了工资的近三分之二，“我很喜欢这双鞋，身边同事都穿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

其二，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是年轻人的追求。月收入5000元左右的小张，却住着月租2500元的单身公寓。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要享乐，趁着年轻，必须活得潇洒。

其三，旅游、外出游玩，也深受年轻人喜爱。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山东济南从事销售工作的小张开玩笑似的说：“工资都挥霍了，当我稍微有点钱的时候就想犒劳一下自己，出去玩什么的。”笔者问他是否会感到后悔，他说：“如果是出去玩的话完全不后悔。当你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长河落日......看到绿色的太平洋......看到异国的别样风土人情......”小张在回忆这些美好的景色时，眼睛都在发光。后来谈及没钱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轻松地说：“有信用卡啊，当初交房租交不上就用的信用卡。”借贷产品为城市“隐贫”青年的尽情消费提供了资金来源，负债消费、提前消费也成为一些“隐贫”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3. 依仗在父母的保障中

父母的财富积累，是城市“隐贫”青年能够维持“隐形贫困”的重要保障。在看似激情式非理性的表象下，其实，在心底里埋藏着理性的根本。父辈的勤俭节约并不总能影响后代，而积累的财富，反倒成了当今年轻人敢想敢花的基础。调查数据向我们呈现出了原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分布情况，比较清贫的占33.33%，中等一般的占62.67%，比较富裕的占4%。受访者的原生家庭普遍属于中产阶层，受访者普遍没有来自父母方面的经济压力。相反，父母是他们坚实的保障，时不时给予他们经济支持。在山东威海工作的记者小林告诉笔者：

“我爸妈对我的工作没什么大的要求，差不多能养活自己就行。手里钱不够了，爸妈会给我一些支持。他们有些存款，身体也健康，所以我还没有养老的压力。”之所以能“潇洒”，之所以敢于“浪”，除了自身一定的经济能力外，更多是因为父母挣下的基础和父母不时的支持。果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父母，就是城市“隐贫”青年在激情消费下仍能保持“隐形贫困”而未陷入真正贫困的重要保障。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原生家庭的消费习惯本应或多或少地映射到下一代身上。然而，这种家庭的传递效应，并没有普遍性地体现在以90后为主的城市“隐贫”青年身上。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父母生活节俭、喜欢存钱的占90%多。在山东临沂工作的小张告诉笔者：“我父母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吃过苦、遭过难，原来没钱的时候不敢花钱，现在有点钱了也不敢花，生活简朴，买东西时讨价还价是常态。我就不喜欢这样，感觉很不好意思。没钱的时候有没钱的过法，有钱了不花干什么，留着下崽啊。”

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十分鲜明地体现在城市“隐贫”青年的父辈身上。然而，父辈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没有过多地延续下来，成长在经济物质条件不断优越的新时期新时代的青年一代有自己的生活价值准则。在“理性”的欲望下，他们的目标追求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消费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

4. 成长在婚恋的责任中

婚恋是一种责任，激情消费最终会在婚恋与家庭的责任中回归理性。城市“隐贫”青年从单身、恋爱到结婚生子的过程中，家庭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渐强化。单身时自由“挥洒”，恋爱时“为浪漫买单”，结婚后注重积累财富，生孩后花钱如流水已是无奈。

婚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婚恋的责任能够使人理性地成长。一个孤独的个体，茫茫人海中与另一人相遇，从此好像有了软肋，又仿佛有了铠甲。另一半的出现会逐渐教会一个人什么是担当、什么是责任。受访者的婚恋状态，单身的有27人，占36%；恋爱的有19人，占25.3%；已婚无孩的有11人，占14.6%；已婚有孩的有18人，占24%。

在受访的城市“隐贫”青年中，单身状态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恋爱和已婚有孩状态，已婚无孩状态所占比例最小。单身青年不受婚恋责任的束缚，需要考虑的事情较少。多数城市“隐贫”青年处于单身状态，生活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阶段，几乎没有任何婚恋责任和家庭负重，所以才敢于不计后果地消费，恣意于随心所欲的生活。

恋爱中的青年，家庭责任意识逐渐萌发。然而，身处消费社会中的城市“隐贫”青年为了表达爱意，或是主动选择，抑或被动无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为爱情买单”“为浪漫消费”。已婚无孩的青年，随着二人家庭的建立，家庭责任和意识逐渐强化，家庭组建和维系的巨大成本，尤其是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当前社会，使得一些城市“隐贫”青年不得不背负债务、分期还款。

已婚有子后，青年夫妻在孩子身上花费巨大。北京的公务员小徐生下孩子7个月了，小徐告诉我们：“结了婚必须存钱，娃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以前年轻，乱花钱。现在有了孩子，哪儿哪儿都需要钱。之前要是多存下点钱就好了。”这种消费态度的转变并非个例。积累财富是维系家庭正常运转和提高家庭幸福指数、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方法，城市“隐贫”青年最终会随着婚恋责任的强化和个人家庭的建立而逐渐回归消费理性。

三、社会与个体的交叉作用： 城市“隐贫”青年现象的成因与危害

城市“隐贫”青年的出现，既有社会层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上，既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问题矛盾。在个人层面上，根据消费行为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可将城市“隐贫”青年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自我投资型、阶段性享乐型、归属融入型、虚假虚荣型和消费成瘾型。

1. 社会发展及问题矛盾引发的“双刃剑”效应

城市“隐贫”青年的出现，在社会层面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为消费提供了便利，新型消费理念冲击着传统储蓄/消费观，转型期问题矛盾增加了城市生活压力等，营造了城市“隐贫”青年的社会环境。

（1）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供的消费便利

商品的丰富多样、新型交易方式的层出不穷，无一不为扩大消费创造了便利条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为扩大消费、消费升级奠定了经济基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便捷的消费条件。走出家门便有货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甚至不出家门也能一键购物、坐等收货。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如今商品不仅货源充足、市场供应有保障，更有多种品牌同台竞争。

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为消费提供了便利。手机、平板、笔记本等硬件设施不断更新换代，与之相匹配的软件也是日新月异。淘宝、京东、支付宝等APP将线下消费转移到线上，深受年轻人喜爱，为随时随地购物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2）消费主义、超前消费主义对传统消费观的冲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主义、超前消费主义等思潮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方式和国内富裕阶层引起的示范效应作用下，影响着中国传统消费观念。消费主义把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第一位，促使不断追求新的消费品从而满足个人精神快乐。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将消费主义价值观落实在现实的购买行动上，而使那些尚不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人在消费观念上有了消费主义倾向。超前消费主义则通过对消费方式的影响，改变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向多元化、多样化趋势发展，进而使传统价值观念在超前消费中得到消解[7]。

信用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分期付款等借贷性消费交易模式，诱导着青年消费者不断“买买买”。在消费主义、超前消费主义的冲击下，传统的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正逐渐被适度奢侈、适度透支的消费理念所取代，传统的收敛、中庸观念正逐渐被张扬、个性风格所取代。没有经历过贫困生活的年轻一代舍得花钱，他们拥抱消费，热爱购物，愿意倾尽自己的钱包为“双11”“618”消费指数贡献一份力。甚至，近几年来，年轻人适度消费的观念在借贷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影响下渐渐沦为过度消费[8]。

（3）转型期社会问题引发的经济和思想压力

物价高涨、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给城市青年以巨大的物质和思想压力。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会将所有问题都解决，相反，新的问题往往与社会发展进步相伴而行。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的同时，物价也在上升。尤其体现在城市的高房价，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房价成为无数在城市打拼年轻人的心头之痛。普遍的中等收入、微薄的财富积累，与动辄近百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房价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即使勉强交上了首付，往往也要承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漫漫无绝期”的还贷生活。城市高物价、高消费，成为年轻人融入城市生活的一座大山，焦虑不觉而生。

不仅如此，阶层固化问题使得中下阶层难以向上一阶层流动，难免产生对社会环境失望和对自己前途绝望的情绪。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使得来自“草根”甚至中产家庭的、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郁郁而不得志。或重整旗鼓再战三百回合，或以自嘲方式表达不满而进行反抗，或通过消费找寻自身存在感。

2. 消费动机和价值引导下的五种“隐贫”

依据个体消费行为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可将城市“隐贫”青年划分为五种主要的“隐贫”类型，即：

自我投资型、阶段性享乐型、归属融入型、虚假虚荣型和消费成瘾型。

（1）自我投资型

自我投资型城市“隐贫”青年认为，与其留着“死工资”“死存款”，倒不如用来投资自我，从长远来看收益远大于成本。美国成功学之父奥里森·马登在其著作《投资自我》中指出，“对于广大年轻人来说，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是对自我的投资，因为它能确保你自身素养的提升和技能的进步，从而切实保证你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筹码，甚至可以说对自我的投资直接决定着年轻人未来命运的走向，没有对自我的投资，就不可能有幸福的未来，年轻时不懂得投资自我，年老时只能面对人生的空白”[9]。

对此，自我投资型城市“隐贫”青年深得其要。知识技能的储备更新，兴趣情商的培养提高，健美身体的塑造管理等，都是自我提升的重要内容。为了不断提升自我，许多城市青年不惜花费巨资。在山东潍坊工作的“程序猿”小孙，工作后办的健身年卡每年都充值并时常去健身，最近又报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编程学习班。他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日新月异，不懂不学就要被淘汰。长时间坐着工作不挪步，下班后就得多活动、多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这类城市“隐贫”青年可谓是有目标、有作为、有魄力的奋发向上青年。

（2）阶段性享乐型

阶段性享乐型城市“隐贫”青年，将从毕业工作后到结婚生子前这一人生阶段，视为承担起家庭责任前的最后一段“年轻享乐期”。结婚生子后，挣钱养家、养儿育儿等一系列问题缠住年轻人“放荡”的脚步，现实生活使人不得不成熟而扛起家庭责任的重担。对此，很多未结婚、未生子的年轻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非常准确的预测，宁愿做“空巢青年”[10]。

在山东日照的高校辅导员小王，研究生毕业已两年，仍单身且不想谈恋爱：“大学期间学学学、考考考，研究生期间又是写写写、发发发，我真是够了，趁现在没对象、没结婚，我得好好痛快上几年。”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子娶女嫁，人生何其漫漫。因此，抓住年轻最后的“享乐期”，尽情尽兴地玩耍，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明智”之选。在现代城市中快乐地享受，总是难以避免地伴随着金钱的恣意挥洒和随性消费。不考虑(更准确地说是有意不去考虑)大手大脚消费的后果，最终使其成为城市“隐贫”青年。

（3）归属融入型

归属融入型城市“隐贫”青年，为了融入城市生活而“隐贫”。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其著作《单身社会》中指出，孤立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11]。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被群体所接纳，从中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从而消除或减少孤独寂寞，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归属融入型城市“隐贫”青年为了融入城市生活而进行一些“不可避免”的消费，这些“不可避免”的消费掏空了他们的工资存款。为了在城市安定下来，面对惊人的房价而不得不贷款购房、分期还贷，即使租房住也得每月支付一笔不小的租金。为了融入身边的“圈子”，建立较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得不参与同事、朋友、邻居等相互之间的轮流请客聚餐、相约外出游玩逛街。明明刚交了房租手头所剩无几，但不得不履行“有来有往”的社交礼仪，还是会为了表明是“同一类人”而“步调一致”地消费购物，哪怕要透支信用卡，也要体现出消费行为上的从众心理、同步心理。超出个人经济能力而花费大把金钱用来融入城市生活、身边“圈子”，找到归属感是他们的目的。

（4）虚假虚荣型

虚假虚荣型城市“隐贫”青年，“是为了看起来富一点，才穷下来的”。假装生活，成为让自己体面的必备技能。为了保持自己所谓的阶级特征，就算私底下再穷，也要用看得见的高消费来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样子”。该类城市“隐贫”青年，是虚荣心在作怪。在山东德州从事生产销售工作的小周，时常接触对口销售的大老板，久而久之被豪华的生活迷住了眼。为了不让人“看低”，超出个人经济能力强行消费，在衣饰、手表、轿车、烟酒等方面购买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低配版”，日常性的高消费使其处于“隐贫”状态。扭曲了的自尊心，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为了表面上的光彩，强行消费而致使“隐贫”。

消费成了一种安慰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的那样：“物，成为对那些无法改变(阶级地位)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补偿”[12]。借助于精致消费，一部分人模糊了社会长期以来所固化的消费与收入甚至是与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13]。

（5）消费成瘾型

消费成瘾型“隐贫”青年，因瘾性消费而“隐贫”。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其著作《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出的“理性成瘾”理论，成瘾是个人资本投入而造成的一种消费依赖性，消费偏好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14]。

成瘾性消费是一种病态性心理疾病，体现为并非因为需要某些商品而疯狂购物。消费欲望就像脂肪，长起来容易，减下去难。工资增长的速度比不上商品的更新速度，也比不上欲望膨胀的速度。层出不穷的消费项目与营销广告刺激着该类城市“隐贫”青年，强行拉高他们的消费段位，使他们沉溺在一种富裕的错觉里，时常忘了自己已经吊在了赤字的边缘。

在上海从事T台模特的小李特别喜欢国际知名S品牌女装，对该品牌女装方方面面了如指掌、津津乐道，在身边社交圈子里也自认为对该品牌女装最具有发言权，对该品牌女装的忠实犹如宗教信徒般虔诚，但凡出现新款必定是不遗余力地买。然而，一旦成瘾，丧失正确的消费观、人生观、价值观，堕入深渊岂是难事!

3. “隐形贫困”的潜在风险和危害

城市“隐贫”青年更多是由其消费不节制而直接造成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彻底批判年轻人的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当前，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在发达经济体，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更是一种常见的消费方式。城市“隐贫”青年的适度消费、超前消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通过投资，在未来收获更大、更多；通过消费，释放焦虑，建立自我防御机制，反抗残酷的现实世界，突破贫穷对想象力和行动力限制等。

然而，无论是贫困，还是“隐形贫困”，总会因“贫困”的存在而不得不面对一些风险和危害。从长期来看，超过个人基本需求和支付能力的消费，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城市“隐贫”青年生活中时常缺钱，需要家里救济，遇到突发状况急需用钱，也往往拿不出钱。不仅抵抗风险的能力较低，而且还容易因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病态消费等消费不节制行为，而从“隐形贫困”转变为“显性贫困”，成为真正的贫困人口。

甚至一些城市“隐贫”青年背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走向“裸贷”“肉偿”甚至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社会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甚至造成财富的浪费，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因此，帮扶城市“隐贫”青年“脱贫”，对青年和社会终究是益事。

四、内外兼治、对症下药：城市“隐贫”青年的“脱贫”对策

帮扶城市“隐贫”青年“脱贫”，要内因内治、外因外治。从个体层面，要把帮扶城市“隐贫”青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强化风险意识、做到科学理财，针对不同“隐贫”类型还应有侧重性“对症下药”；从社会层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隐形贫困”显性化。

1. 增强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

意识和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意识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结果。城市“隐贫”青年大多是90后，从小到大基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父母家庭的照料下，几乎没有真正体验过饥寒交迫、身无分文、生存无望的残酷生活。在工资收入的基础上和父母家庭的保障下，他们敢于花钱，敢于进行基本收支平衡的适度消费，甚至敢于进行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等过度消费，乃至走向炫耀性消费、瘾性消费等病态消费。

在意识深处，城市“隐贫”青年并未真正思考过因缺乏财产支撑、缺乏父母资金保障而面临突发灾难和悲剧时的后果。长此以往，就容易从“隐形贫困”转变为“显性贫困”，就容易在生存困境中扭曲价值观、人生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裸贷”“肉偿”现象，就是活生生的案例。因此，强化风险意识，坚持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尤为重要。可以预先进行短暂的贫困历练，通过尝试一段时间的低品质生活来自我对比调整，培养危机感。在历练中增强风险意识，强化正确的消费观，让自己更有智慧地选择幸福生活。

2. 倡导科学理财，合理规划财务，注重节约

理财是对财务(财产和债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范围包括收入、支出、投资、负债、节约等。城市“隐贫”青年的收入普遍处于其所在城市收入水平的中等区间范围。然而，他们的支出与收入大致相等，或支出略小于收入，或支出略大于收入，从而处于“隐贫”状态。并且，在适度消费、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等观念的诱导下，时常有负债。从理财的角度，城市“隐贫”青年没有做好科学理财，对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支出、借债、投资以及节约等没有做好合理规划。学会理财，能够有效避免“月光”。

首先，要在必需的日常生活费用外，注重节省开支。节俭虽不能创造财富，但却是摆脱“隐形贫困”的量变过程。对于不必要的开支和消费，应尽量避免。其次，要制订储蓄投资计划，积少成多。可以将月收入的一部分转为定期存款进行储蓄，虽然储额只占工资的一小部分，但从长远来看，能够积累一笔不小的资金。最后，要安排保险计划，防患于未然。缺少保险的理财规划是不健全的，要事先买好医疗险、意外险等，切实做好保障，以防发生万一而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健康发展。

3. 针对不同“隐贫”有侧重性地“对症下药”

城市“隐贫”青年“隐贫”的成因，既有共性的因素，也有特性的因素。针对主要五种不同“隐贫”，要有侧重性“对症下药”。自我投资型，几乎将全部收入存款用于自我投资，其主要问题在于：对未来缺乏风险意识，而“孤注一掷”。因此，自我投资型城市“隐贫”青年，要侧重于增强风险意识、合理规划收入。

阶段性享乐型，选择趁着年轻及时行乐而尽情消费，其主要问题在于：享乐心态，逃避责任。因此，阶段性享乐型城市“隐贫”青年，要侧重于自我约束，尽快回归到对个人、家庭乃至国家社会的责任中。

归属融入型，为了融入城市生活、身边朋友圈子而强行消费，其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城市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对归属融入型城市“隐贫”青年，要侧重于加强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

虚假虚荣型，“是为了看起来富一点，才穷下来的”，其主要问题在于：虚荣心在作祟，自尊心在扭曲。因此，虚假虚荣型城市“隐贫”青年，要侧重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克服虚荣心。

消费成瘾型，因消费成瘾而“隐贫”，其主要问题在于：病态消费心理、瘾性消费。对消费成瘾型城市“隐贫”青年，要侧重于心理治疗、戒瘾治疗，家人、朋友要多给予关心和鼓励。

4.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隐形贫困”显性化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防止“隐贫”显化的重要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置等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帮扶城市“隐贫”青年“脱贫”，除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提倡科学理财、合理规划财务外，社会层面还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合理范围内保证社会保障力度，保证医疗保险和强化失业救济等，防止城市“隐贫”青年因突发事故等耗尽财力而陷入生活困境，从“隐形贫困”转变为“显形贫困”。

目前，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未来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对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15]。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等。

五、结语

城市“隐贫”青年的产生，与消费主义、超前消费主义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性，但映射的不仅仅是消费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科技等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房价高涨、阶层固化、价值观扭曲等社会问题。城市“隐贫”青年虽然不是名副其实的穷人，但在经济物质、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识上体现出“贫穷”倾向。

对城市“隐贫”青年的消费行为和个人发展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可能会导致“隐贫”问题的显性化和社会化。帮扶城市“隐贫”青年尽早“脱贫”，既需要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父母家人给予更多关注和积极引导。城市“隐贫”青年其自身，也要坚持理性消费，坚守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只有摆脱“贫困”，城市“隐贫”青年才能走向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的人生，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