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陈西滢第一次被约到凌家见面时，曾在干面胡同转晕了头也没找到门。
此前凌叔华向《晨报》投稿，而陈西滢恰好任副刊编辑，凌便主动约他来家中喝茶。陈源带着好奇心前往。
结果经过前院、二院、三院、后院，东厢房、西厢房，院套院，屋连屋，先是门房带路，然后老妈子迎接，绕来绕去，像打通关似的，一关跨一关，直到丫环的盈盈笑脸出现，才确定凌叔华的闺房近了。
1922年，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这时候的他才二十六岁。
陈西滢，生于1896年，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学识得到了罗素等人夸赞，深受这种影响，所以他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的非常好，梁实秋就说他笔下如行云流水，意态从容。
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他写过一本《西滢闲话》，主要是文学评论居多。
多年的留学经历，陈西滢习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也使得他对当时中国的一切，带有几分偏见，在文坛一直走毒舌路线。
他曾与鲁迅持续笔战，笔触犀利、辛辣，极尽尖酸刻薄之势。
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性格缺点明显，苏雪林说他“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为收敛锋芒，只好沉默。
凌叔华曾说：“以前与他（指陈西滢）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虽然陈西滢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却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凌叔华在婚前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凌叔华也被陈西滢的 " 光环 " 深深吸引，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28间房的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胡适在婚礼上对他们的证婚誓词是：“中国夫 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直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徐女士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
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徐志摩最早看出二人情感有裂痕，他给胡适写信说：“叔华、通伯（陈源字通伯）已回京， 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鲁迅在《新的蔷薇》中曾讽刺说：陈西滢教授找到了“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
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1946年，陈西滢受国民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叔华随后便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西滢团聚，从此定居欧洲。
在欧洲的时间里，她的作品和绘画收到西方学者的力捧和喜爱，她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她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建立起文化的旗帜。
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
1953年，凌叔华以英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古韵》，这部以她童年为回忆起点，描写“高门巨族”里的真实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在英国一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而她也一跃成为首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对此，凌叔华并不自豪，反倒感到悲哀。因为英国人是因好奇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而肯定她的作品。
凌叔华的小说总体上是忠实“爱与美的精神寄托”的。她很少刻画血与泪的人生，很少书写峻急愤恨的感情，既没有勾魂摄魄的悲剧，也没有冠缨俱绝的狂笑、悲不欲生的感伤，感情总是优雅贞淑。
她以女性的柔情、幼儿的稚气，使之纯化、淡化、软化。其笔触所及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却依然是在对善意之光的捕捉，并最终指向一种安宁的美。
史家胡同那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多年后，女儿陈小滢写道：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
1968年，叔华的女儿小滢，从朱利安的书信集中，得知往事。一次和父亲去郊外，女儿问父亲：“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何仍然在一起？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女儿说：“父亲其实是个很含蓄的人，他很少说什么，从不说别人的坏话。”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表面看，凌叔华与陈源堪称模范夫妻，但二人婚后从不在同一房间中写作，且互相“保密”。凌叔华作品未发表前从不拿给陈源“批评”，怕被泼她的冷水，陈源也如此。
陈西滢和女儿陈小滢都不得进入她的房间，可她去世后，家人却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她已提前下手处理掉了。
正如她女儿所说，“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她经常“告诫”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母亲一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女儿这样说。
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
凌叔华在波士顿办的画展，当时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写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伦敦去世，生前陈西滢依然对故乡念念不忘，依旧有落叶归根的愿望中。
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将丈夫陈西滢骨灰安葬在他的老家江苏无锡。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
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
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她望着天空低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
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她飘泊半生，总算死在中国。她留下遗嘱，要求和丈夫陈西滢合葬，无论如何，他们也算是相伴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