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实习那会儿，我以为就此告别常德——一个我当时并不熟悉的城市，因为曾经安排我去成都学习的厂长再一次联系到了始终找不到工作方向的我（只是这次多了些成都之行的尴尬：我只学会了做面包和蛋糕，水泵厂的机床操作技术还停留在原有阶段），不管是出于厂长的大度还是自已的不好意思，我再一次见到了原厂长，不过地点变成了长沙。去的当天，常德熊老师（飞哥）一个一起玩音乐的邀请电话让我再一次动摇。

        我当时兴奋地去办公区找厂长找说这事儿，就像找家长同意自己去追求梦想一样，说得既激动又紧张——估计在厂长那听着就像要跟明星同台演出了似的。“张总，你是不知道我说的这位熊老师电吉他即兴演奏多牛！我如果这次不去就再也没机会玩音乐了，会留遗憾的。”张总当然会跟我分析说道这件事，但他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只是淡定告知我“玩完音乐记得回这边”，我煞有介事地听着，始终处在兴奋状态。

        其实当时我懂的那点音乐都是这里瞄点儿，那里瞟点儿偷学来的，自知是上不了大台面的。熊老师可是当时音乐社很多同学的偶像，默默无闻的我只在校团活动上跟他们有过合作，那还是极度缺人的情况下才有的机会，其他时候基本上没有机会交流，那时候更像是外三环的“吃瓜群众”，跟着音乐社的其他同学一起欣赏里层的惊艳琴技。虽然只是跟在乐队后面打了几次架子鼓，但也足以满足当时年少轻飘的虚荣心了。这次受邀更是让我受宠若惊，我也有过疑问：常德那边就这么缺乐手，我都有机会……嘿嘿（窃笑），然后便是几天的内心得意与得瑟无法言表。

        这次的常德之行格外自信，时时感觉自带“光芒特效”，说话都更有底气儿了。跟着熊老师一路体会到了地道的常德乡土风情，也聆听到了个人成长经历故事。只是此次音乐之行并不顺心，到目的地之后的第一次乐队排练，我就惨遭嫌弃，“这技术别砸了人家的场子”这评价得很客观，我也淡然接受……我的音乐到这似乎告一段落了。然而没人愿意轻意服输，之后的几年，虽然我在其他地方做着不同的事，但心中一直记得这件事，也一直有个念头：我得把音乐理解了，不然这会是心中的一道坎儿，一份遗憾。因为不放弃，所以还有后来……

      渐渐地，对音乐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现实，当白天的工作依然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我便模仿别人去卖唱，于是，我开口向熊老师借了把吉他，带吉他盒的那种（很方便，打开吉他盒，拿出吉他，盒子便是不错的……你们懂的），我尝试了各种地方，街边、公园、商场门口、步行街、广场等，甚至总结出了卖唱攻略，哪里卖唱最安静，哪里最安心（城管和保安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两类人，这大家都懂）、哪里收入最稳定等等。我最喜欢的地点是火车站广场，人流量大，外地客人多，对所有人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情感的地方，离别的伤感，重逢的欣喜，归途的余温让这里的人愿意停下脚步听一听吉他小伙的弹唱；这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广场之大，允许人们到处逗留，只要不是小摊小贩，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干扰的。

        我在火车站广场断断续续坚持唱了一年多的歌，唱到最后，感觉变成了一种情怀，一种生活习惯，哪天要是没去，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儿。那样一个坚持的过程，除了一点流浪歌手的情愫，更多的是每天未知过后又值得回味的小故事。我没有音响，每天就是一把吉他和一阵干吼，这样做其实有些许刻意：因为火车站毕竟是公共场所，树大招风，如果有音响一闹，围过来的怕就不只是旅客了，这可不利于我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来自内心的初衷，我始终认为应该尽力跟听众进行等价交换，他们愿意听我的歌并且愿意给钱支持我，那我自然得付出应有的劳动——纯正的原声干吼（当然那时的想法可能是幼稚的）。在歌曲的选择上，我又是有私心的，我只唱Beyond乐队黄家驹的歌，当时说来惭愧，因为我并不是真正了解黄家驹，只是单纯地认为他的歌曲高亢有利，适合我“干吼”，“不插电”也能传很远。还有一个更不好意思说的理由——粤语歌曲难于听懂，唱错了也少有人听得出。毕竟，站在大庭广众之间弹唱也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对于一个类似流浪歌手的人来说，安全感和自信也很重要，出错总是会让人尴尬的。

        火车站广场的弹唱岁月给我留下了一段充实的记忆，也让我对音乐有了更多的理解。这之间的小故事更是让我感想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弹唱的过程中，有一位民警小哥过来“慰问”，要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当时天真地想：难道这跟要签名是一个意思吗！？名警小哥都认为我哪天会红？现在才反应过来，他肯定是查询这在外流浪人员是不是网上“留名”的犯了事儿的。瞧我这智商……我当然不会在意，毕竟这是他职责所在，而且民警小哥还帮我处理了一次城管危机呢，对他，我心中只有满满的感激。

        那些人，那些事儿可能不会再遇到，但那时的音乐之心将和感恩的情怀一起永远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