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l日，女儿结束夏令营回家的日子。女儿第一次独自乘飞机，习惯了乡下似的洛杉矶要从纽约这样繁华喧嚣的机场起飞，又赶上国庆假期的长周末，近六个小时的航程，我们都有些紧张。

中午，先生的朋友按时去接女儿，还细心地给她带了午餐，虽然周五有些堵车，但我们预留了充裕的时间。朋友帮女儿办好手续送她进入安检才离开。下午四点的飞机，女儿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登机口。我们也松了口气。可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先是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然后又在不断地延误。女儿说机场到处都是人群和嘈杂，除了媒体报道的国庆节航空公司迎来了远远超出预期的乘客外，飞行员罢工更加剧了本已严竣的形式。我不了解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纠纷情况，但这种以无数不相关的乘客利益牺牲为谈判筹码，罔顾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苟同。

最终航空公司通知航班改为第二天早上八点，而且不负责任何食宿交通。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女儿只有15岁，未成年无法去住附近的酒店，而且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女儿要么是在机场过夜，要么去先生的朋友家暂住一晚。他家离机场有些远，而且还要麻烦他第二天一大早再送机一次；尤为关键的是，他家有两个老人，女儿在机场呆了几个小时，非常容易感染或携带病毒，在疫情期间去他家住太不合适。但是，为了避免女儿过度担心，我们告诉她，去叔叔家住一晚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我们没有时间震惊，全家立刻行动起来。先生马上和航空联络改签当天余下的两个直飞航班。我和女儿在电话线上，告诉她找现场工作人员。女儿习惯了守规矩，老老实实地排队，轮到她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去找专门值机柜台在31号登机口处。女儿匆忙赶过去，那儿没有工作人员，她就和另几个乘客一起排队等着。等了二三十分钟，还是没有人，我直觉不对，让她回到原登机口找工作人员再问问。其他排队的乘客说他们会保留女儿的位置。女儿又跑回原登机口，那里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她好不容易找到人问，才发现她等错位置了。前一个工作人员指的是在31登机口不远处的值机柜台，而不是31号登机口处。他少说了几个字，让完全没有任何常识的女儿白等了好久。

当女儿最终找到正确的柜台时，那里早已排着长长的队。习惯了守规矩的女儿自动就排到了最后面。我告诉她直接到前面去找工作人员，因为她属于特案有紧急的特殊需求，女儿说凡是在那里排队的一定都是有急事的。我催促她虽然大家都有改签的需求，但紧急度不一样，你作为未成年人很多事情受限制还有安全的考量。女儿终于有机会和工作人员交流，得到的一个答复是“你可以在机场过夜，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另一个是“我们把你放在下一个航班的等待名单上，如果有人不登机，你可能会有机会，”而女儿是等待名单上的第九人，他们那些人在登机口一直等到飞机起飞也没有一个人有机会。

先生一直和航空公司在联络，在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后，第一个工作人员说其他航班有位置，可以帮忙改签，可折腾了好一会儿后说他的权限不够，无法改签，把先生转给了上一级的主管，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主管终于出现，却告诉先生已经没有机票了。先生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和再上一级的经理联络，我们又忐忑不安地等了好久，经理总算出现了。他了解清楚情况后，帮女儿订上了一个最后一班的位置。谢天谢地，先生再三感谢他，他回复说“我也有孩子，我理解你们的感受。”

最终，女儿登上了十点多的航班，座位很特别，可能是机组的或航空公司紧急情况下才会用的。近六小时的飞行去掉三个小时的时差，最终在机场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给女儿准备的迎接鲜花也没有用上。行李第二天才会运到，航空公司会安排专人免费送到家里。当女儿洗漱好躺到床上时，距离她前一天在纽约起床已经超过了24小时。

在最焦急慌张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哽咽地几乎说不出话来。女儿说“妈妈，深呼吸一下，放松点，相信我，我会没事的。”(Mom, take a deep breath, relax, trust me, I will be fine) 女儿一直都很冷静，至少在电话里我听不出她的焦虑。但我想她心里的焦虑一点不少，在机场背着沉沉的书包在各个登机口柜台间跑来跑去时她一定是茫然无措的，只是她理性地知道焦虑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她也一直相信这个社会的善意，所以她尽可能地保持冷静。可能是这份焦虑影响了她的免疫力吧，虽然她一直戴口罩并处处消毒，三天后的国庆节晚上，在Rose Bowl看完现场的烟花和表演后，女儿说她喉咙有些不舒服，半夜开始发烧，第二天检测呈阳性。在安全躲过两年多后，终于是没有逃掉。好在新冠不再严重，她于一周后恢复正常。

我想，今后我可能不会像这次这么紧张吧，因为女儿教我“深呼吸，放轻松”，因为这个社会上总是会有人说“我也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