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年生，15岁发表作品，19岁献上《青春万岁》，50年代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震动文坛，一路青云直上，28岁的他正值血气方刚之年被划为右派，然后是17年的沉浮蜕变，《活动变人形》此刻横空出世，而曾经的那个翩翩少年，业已年过半百。《活动变人形》问世年份是1985年，在整个80年代文学思潮争鸣的大背景之下，它的到来貌似不温不火，但却在低沉苍凉的基调中，用悲剧主人公倪吾诚落寞人生为当时的中国灌了一壶清醒剂。
读罢，叹惜缄默之余，留下的更多的是一种思考，倪吾诚的一生，是一场悲壮但却极其复杂的悲剧。不禁要追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动荡年代里，到底该如何安顿灵魂与内心？
倪吾诚，顾名思义，实乃“倪无成”。他出生于以黄土为背景，用贫苦作脚注的孟官屯。他有一个为变法而自缢身亡的祖父，一个疯癫的伯父，一个窝囊废一般的木讷父亲和精明强悍的母亲。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和守旧的家庭中，出现倪吾诚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个意外与异数，作为一个十一岁就痛斥缠足陋习，十四岁到梨园观测星星而要砸祖宗牌坊的“逆子”，从上洋学堂并提出妻子需是“天足”且上过学堂的“闺秀”要求来看，倪吾诚显然是超越整个时代的。然而，古往今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知识分子是一批永远会先知先觉的人。因为他们接受过教育，有思想，有立场，便有了一般阶层所不具备的敏感度和洞察力。站在时代的路口，倪吾诚们发声了，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无尽的嘲讽、怀疑，甚至是“疯子”之类的谩骂。有人说，是啊，时代、社会，不都是这样进步的吗？只不过必须有人做探路者、垫脚石罢了。
于是，倪吾诚们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然而，面对倪吾诚，追查让他毁灭的刽子手，除去大时代环境之外，也许还有其矛盾复杂的人格性情。
他终其一生都走在了整个社会的前面。用鲁迅作品中经常塑造的一类人物概括即是“启蒙者——被启蒙者”，像极了《彷徨》里《长明灯》的那个“他”，“那盏灯必须熄灭”，理智的看，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和诉求，然而，这个用生命呼号呐喊的战士，最终的归宿却是一间挖不开窗子的小木屋。倪吾诚，亦用一生精力去呐喊，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性、卫生……《长明灯》中的“他”呼号着去灭灯，而倪吾诚则在用尽终生去点燃倪家、姜家乃至于北平与中国的希望之灯。然而，可悲的是，积贫积弱、裹足不前的家庭与社会业已习惯黑暗和微茫，倪吾诚手中有一根小小的火柴，他划了一辈子，那点磷怎么也对抗不了狂风大作的世界，于漫漫长夜而言，那束时隐时现的光毕竟太弱，而在他人眼里，沉睡着的夜真的很舒适，而光芒似乎太刺眼了。
正因为倪吾诚的清醒与觉悟，便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和悲哀。静宜每日想方设法把饭做得难以下咽，全等着看他的痛苦神情，他教育倪萍，倪藻学喝茶，喝咖啡，去洗澡，挺胸走，告诉孩子注意吃相，看温度计，玩洋娃娃，告诉孩子像“人”一样去生活，然而却换来了孩子和妻子的嘲笑与合伙捉弄，静宜的一句“爸爸有神经病”便轻松简洁地解释了一切。偏偏他喝过咖啡，跳过舞，见过礼仪，吃过佳肴，这难道是一种罪过吗？想想史福岗的生活，再想想自己，他倪吾诚过的是人的日子吗？
追寻倪吾诚频频受阻的情形，粗略看来应该有两个。一是姜家的静珍，静宜，姜赵氏对于人生的态度和对两个孩子的教育角度，另一方面则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大环境所致。
首先看两个孩子的母亲姜静宜。她出身于一个封建气息浓厚的旧官僚家庭。她虽然上过学，又有“解放脚”，但从小到大受姜赵氏式“列祖列宗”之类的保守教育，她的脑海中俨然不会存在平等、自由、科学等字眼词汇。而且，作为陶村迁来北京的“市民”代表，她的心中一定存留两样东西：一是面对京城缺少底气的自卑，另外就是拜金和功利主义。她个人缺乏一种衣食无忧的安全感，因此会有一种意识：必须有充足的金钱才可以平稳地保障家庭生活的运行。倪吾诚有追求，有理想，并不错，但少了收入，一些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式的海市蜃楼。倪吾诚奉为圭臬的是一种信仰，一份心态，而在静宜眼中，生活只是一个疑问句：“钱呢？”从观念深处，两人的巨大分歧本身就是一对永远不可调和扭转的矛盾。静宜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为女儿、儿子心灵里种植下仇恨和偏见的种子。所以，倪吾诚对孩子自由平等的教育就成为一种徒劳的一厢情愿。
再看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姜静珍。无疑，她是本书中最为深刻与成功的女性形象。作为姜赵氏的大女儿，对她最显著概括便是她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为恪守所谓的“一生贞洁” 守了一辈子的牌坊。可悲的是，丈夫周少华的死把她的灵魂也一同带走了。此后四十年，姜静珍活着，但她的精魂早已被掏空，一个空壳踽踽而行于迷茫世界中，她挣扎着，抗争着怀着怨恨过日子，每分每秒的行为仿佛都成为一个裂变生命体，以最决绝的方式，她和生活做无谓的搏斗。静宜每天早上的梳妆活动好像就是一场酷刑。倪藻口中的“大白脸”混杂着把自己的脸抹白，再洗回本色，看似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功课，但伴随的是饱含彻骨恐怖的自言自语式的咒骂。也许，这种“早课”更是一种仪式，伴随着她自虐式的冷笑与信徒一样的雷打不动，静珍埋藏了自己对未来，对生活的希望，亦埋藏了对文明哪怕一分一毫的赞成和信仰。
诚然，静珍是不幸的。作为心中有那么多唱词古典诗词和典籍的有才性的女子，她并不是蒙昧的，错就错在封建伦理亲手把她的坟墓挖好了。她守节守寡成了本分，她人生中最大的乐趣竟在于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来为母亲、妹妹出谋划策，伺机对付眼里的“异类”倪吾诚。而当倪吾诚大病初愈与静宜的关系缓和后，静珍产生的则是这样的想法—“我今天做什么呢？”她漫无目的的怀着怨恨敌视着世界，无形间也感化了幼小的倪萍和倪藻，使得九岁的倪萍一直生活在恐惧和怀疑里，庸人自忧般心事重重，而倪吾诚的面前，竟有一个这样特殊的裂变的“对手”，显然，他定然会生出“读尽诗书也枉然”之感了。
就40年代中国大环境来讲，即便倪家姜家身处北平，但炮火连天的环境中，纵使倪吾诚留过洋，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仍然是颇为清贫的。《伤逝》中涓生和子君为什么走向深渊？那句话点到了题：“唯其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倪吾诚的悲哀便在于他保证不了“生活着”这一大前提，所以才有和静宜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的自由，平等式的设想在家里永远不可能实现。鲁迅不也提过吗“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 或许倪吾诚相信列宁的承诺：“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问题是，面包在哪呢？所以，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清醒者，他的清醒和呼吁其实却侧面加速了他人生理想的幻灭。
不过，难道就这么简单地把他的死亡归咎于时代和环境吗？虽然不能，做一个不成立的假设，如果倪吾诚变成赵尚同，也许，他不会落得如此境地。
从一个文学上经常引述的角度，就是人性和伦理的关系问题。倪的选择和沉浮，或许就是人性和伦理的博弈与碰撞。
显而易见，倪吾诚纵然终生颠沛流离，孤单寂寞，但他乌托邦式的追求和理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束缚下踽踽而行，倪吾诚显然看到了要冲破牢笼的必然性。然而，懦弱而彷徨的他显然做不了“先行者”。
记得最清的就是解放后他对“黄金时代”的定义，最后联系到自己，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黄金时代还没开始呢”用现代人肤浅解释可直接定义为“拖延症”和“妄想狂”，说这话的他，业已年过花甲，每天脑海中有无数星星一样的杂感思绪，对社会和政治，他也是有想法的，但他一辈子乱不曾行动，一个没有行动力的“思想者”，哪怕用笔，用论文写出来啊，就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揭示阐释现实的工作，他都不曾开展。你可是一个学者，一个留过洋的教授啊！
倪吾诚的最可悲之处便在于他对待社会，政治，生活的无立场。左倾？是，他去过解放区，且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右倾？也可。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面对“汉奸”“ 国际间谍”的罪名，他乖乖承认自己是“民族的败类”，运动结束，便把自己的经历类比成司马迁受辱之“宫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倪显然是可笑的。我不惮于把他称为“知识分子的异数”，因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人，到了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的就是知识分子、文人的操守和气节，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都不变追求信仰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底线。而他倪吾诚又信仰过什么呢？让我定义他为无立场无思想的“风派人物”，我认为不妥。“风派”恪守的原则不是还有“个人利益”吗？而他这一生的随缘浮沉，左右摇摆，究竟是为了什么？显然，他并不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
也许，倪吾诚的英勇与悲悯就在于他面临抉择而不会定夺，需要改变而未曾行动，拥有想法却缺乏条件，眼望社会的变更与沿革，却随风飘浮，无所适从。
我肯定他身上的人性光芒，在暮霭沉沉的家庭中，他是一个“异端”，但更像一个战士，用自由、平等、科学、礼仪等等的词汇与理念做匕首，纵然池水兴波的规律在迷茫沉沦的大环境下成了虚妄的假想。
我同情人性和伦理在这个条件下的不相融和对抗。与姜静宜离婚，伦理上大逆不道，但他与静宜的矛盾着实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也许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刻起，不幸和挣扎就开始与他们如影随形了。做出这个决定，他的内心也是焦灼的。他清醒地定性—我是静宜的刽子手。他也明白，自己对姜静宜的抛弃带给他妻子的会是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他又以高了若干个层次的角度认识到：“与其一刀杀死一个人，与其用自己下地狱的代价换取共同下地狱，不如干脆救下一个能救的人。” 如果死人一样活着，不如干脆死。但事实上是，倪吾诚做出的这一选择，会让自己时活在一种众矢之的非议中不能脱身，也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氤氲黯淡与愧疚，更可悲的是，他认为这样做是拯救了静宜，但事实是，姜静宜的未来，亦会在无望，彷徨和无尽的束缚中惨淡流驶。总之，两人实际上都下了地狱。
所谓平等，自由，在静宜心中永远是美丽的泡泡，生于一个封建伦理浓厚的家庭中，她终其一生都挣脱不掉这紧紧的枷锁。启蒙？唤醒这个“铁屋中的人”？大半也不可能，她相信伦理至上，人性次之，因此，两人离婚的结局便是把她推向了更深的谷底。
但倘若两个人不离婚，就这样生活下去呢？其实，也是对双方的一种折磨，彼此仍不理解，生活充满乏味的“斗争”。人间生活也许是一间更大的地狱，徘徊于两间地狱里，何处是天堂？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迷局。最可怕的莫过于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最悲哀的便在于无论走向何方，都逃不过一个谬误的悲剧结局。
然而，我欣慰于倪藻的视角和他的转变。“爸爸那时就提倡不要随地吐痰，在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儿时把父亲那么多的教育，热忱和希望当笑柄的倪藻，终于在不惑之年意识到父亲的用心。所谓未来和希望，大半也不再是一种凌空蹈虚了吧？
面对倪吾诚，我忽然想到当年马相伯先生的自述—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倪吾诚用他的人生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了镜鉴，倘若当时的知识分子，“海归派”能够以最中庸平和的方式让西方文明浸润传统文化，倘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能够守得住风骨，做得了选择，倘若他们身上具有的那份“精神贵族气”和“种族优劣感”再淡一点的话，那么至少在那个大环境里，是不是可以少出两个倪吾诚，多三个赵尚同呢？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西碰撞的文化，面对中国的时代变革，到底应该保持怎样的姿态？
倪吾诚用他的悲剧人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蓦然感觉，这个问题在此刻，2017年的宏大时空中，同样值得追问。
倪吾诚的故事结束了，但“倪吾诚们”或许正涌动于街角和巷尾。故事在百年前，就有了个出其不意的开头，但似乎并没有结束。
这个故事，该怎样收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