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列当今世界四大自然之谜之首,在很多国家都有野人的传闻。如印度、尼泊尔称她为“耶提”;西伯利亚、蒙古则叫“阿尔玛斯”;在加拿大、墨西哥,它被称为“沙斯夸支”,在美国叫“大脚怪”。在我国,几千年以来,一个神秘的影子一直笼罩在神农架当地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人们都在口口相传着一个名字——“野人”。所谓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它如果不是一种虚幻的传说,难道是某个鲜为人知的新物种?

流传近一个世纪的野人传说

在神农架当地,流传着一个“野人”传说。在神农架边缘地带的房县,有个叫王老中的人,以打猎为生。1915年的一天,王老中进山打猎,中午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朦胧中,他听到一声怪叫,睁眼一看,有一个2米多高、遍身红毛的怪物已近在咫尺。他的那只心爱的猎犬早已被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王老中惊恐地举起猎枪……

没想到红毛怪物的速度更快,瞬间跨前一大步,夺过猎枪,在岩石上摔得粉碎。然后,笑眯眯地把吓得抖成一团的王老中抱进怀中……

不知过了多久,怪物抱着王老中爬进了一个悬崖峭壁上的深邃山洞,王老中才看清红毛怪物的胸前有两个像葫芦一样大的乳房。他立刻明白了,这个怪物原来是个女“野人”。

白天女“野人”外出寻食时,就会搬来一块巨石堵在洞口。晚上,女“野人”便抱着王老中睡觉。一年后,女“野人”生下一个小“野人”。这个小“野人”与一般小孩相似,只是浑身也长有红毛。

由于王老中思念家乡的父母和妻儿,总想偷跑回家,无奈巨石堵死了他的出路。因此,当小“野人”有了力气后,他就有意识地训练小“野人”搬石爬山。一天,女“野人”又出去寻找食物,王老中便用手势让小“野人”把堵在洞口的巨石搬开,带着小“野人”爬下山崖,往家里方向飞跑。就在这时,女“野人”回洞发现王老中不在洞里,迅速攀到崖顶嚎叫。小“野人”听到叫声,野性大发,边嚎边往回跑。小“野人”在过河时被急流卷走,女“野人”凄惨地大叫一声,从崖顶一头栽到水中,也随急流而去。

已不成人形的王老中逃回家中,家人惊恐万状,竟不敢相认。原来他已失踪十几年了,家人都认为他早已死了。

这个离奇的传说说明“野人”与现代智能人能够婚配,二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只可惜王老中与红毛女“野人”的后代没有留在世上,不能作为考察“野人”的直接证据。

历史上的记载

神农架关于“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在神农架找野人,到兴山看美人,去秭归访文人”的说法广为流传。

兴山的美人,指的是汉代浣溪美女王昭君;秭归的文人,指的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在他的《楚辞·九歌》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古代楚国民间的一个女鬼形象:“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苈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这个“女鬼”似人非人,站在山梁子上,她披挂着薜苈藤,带系松萝蔓,多疑善笑,羞羞答答。不少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和发问:屈原笔下的“山鬼”会不会就是野人呢?这个问题还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这个形象却令人遐想万千。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曾在神农架作过多年的考察,他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许多关于人形动物“野人”的记载。其中对一个名叫“狒狒”的动物,就有如下的描述:战国时期: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晋朝:人面,长唇,黑身有毛,见人则笑;宋代:其面似人,红赤色,毛似猕猴。李时珍在总结这些记载的基础上对人形动物作了如下描述:长丈余,逢人则笑,呼为山大人,或曰“野人”即山魈也。李时珍也成为在中国提出“野人”称呼的第一人。

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由王严恭纂修的《郧阳府志·房县》中记载道:“房山在城南四十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之,铅子落地,不能伤……”这里的毛人即指“野人”。

现在房县及其周边地区以“野人”命名的地名有“野人谷”、“野人洞”、“野人寨”等,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一切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对于“野人”是否存在,当地人的观点是起码有一个动物是存在的,这个动物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发现的动物是不同的,姑且把它叫做“野人”。

科考缘起

在1977年,我国组织了一次国内最大规模的野人考察活动,这次考察的缘起则是来自湖北方面遭遇“野人”的报告。

1974年5月1日,房县桥上公社清溪大队副队长殷洪发在山坡上砍柴,遭遇了一个直立走、浑身长毛的怪物。殷洪发与这个怪物进行了搏斗,抓下了一撮怪物的头发。同年6月15日,饲养员朱国强背着猎枪到山上放牛,中午打瞌睡时遇见一个满身长毛的类人猿,走到他面前夺枪,后来幸亏一头母牛用角顶跑这个类人猿,才使他脱离危险。

这些情况很快逐级上报到了中央,中央有关负责人批示:请中科院速派人赴实地考察,了解真相。当时的中科院委派汪松、冯祚健、全国强三位助理研究员赴实地调查了解,但是当时的调查结果和毛发鉴定均不支持存在“野人”。

但是众多当事者仍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后来,时任郧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健同志,1976年向上级报告神农架林区6位领导干部路遇两腿能直立行走的“毛人”或“野人”,直接促成了对神农架“野人”的第一次正式的科学考察。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5月14日凌晨1时,从郧阳地区开会返回的神农架林区党委的5位领导坐着一辆吉普车沿着房县和神农架交界处的椿树垭公路蜿蜒行驶。车转弯后,司机蔡师傅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一只动物正弓着身子迎着小车走来。蔡师傅一边高声叫醒打瞌睡的人:“注意!看前面。”一边加大油门,高速向这个动物冲去。但就在离它十多米远的时候,这个家伙猛地闪到路旁,惊慌地向公路边的山坡爬去。冲过来的汽车嘎然停下来,差一点就撞到它的身上。由于坡陡石松,这只怪物没能爬上坡去而顺着陡坡滑了下来。它以前肢着地,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盯着车灯,形成前低后高,像人趴着的姿势。

这时,蔡师傅猛按喇叭,开大车灯,其他5人急速下车,分两路围住怪物。此时,与怪物相距只有1.2米远。他们惊奇地发现,趴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毛色发红、样子像人的从未见过的奇异动物。

当时谁也没有带武器,一时找不到可以打击它的利器。只有农业局的周忠义局长在地上摸起一块石头,砸在它的屁股上。这只奇异的动物转过身子,缓缓地顺沟而下,然后拐向左侧,爬上了斜坡,进入林中消失了。

后来,根据这6位目击者的回忆,一致认为:这动物肯定不是熊,更不是猴子、羚羊等动物,而是以前都没有见过的十分奇怪的动物。它毛色棕红、细软,脸呈麻色,脚毛发黑,背上有缕深枣红色的毛。四肢粗大,大腿有饭碗粗,小腿细;前肢较后肢短,脚是软掌,走路无声。屁股肥大,身体很胖,好像怀孕似的,行动迟缓,走路笨拙。它的眼睛像人,无夜间反光;脸长,上宽下窄;嘴略突出;耳朵比人大些;额部有毛垂下;没有尾巴。

第二天,林区党委用电话向地委宣传部汇报了这一情况,随后又用加急电报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了汇报。加急电报的消息很快轰动了湖北,轰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对湖北神农架“野人”的关注。

197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率领一支精干队伍,来到神农架。此时紧邻神农架的房县又传来消息说该县桥上公社妇女龚玉兰看到了野人,调查小组立即赶到现场考察,在野人蹭痒磨掉树皮的树干上发现了几十根毛发……前后两次考察,他们收集了大量物证,毛发、粪便、脚印等等,尤其对现场亲自采集到的毛发进行了电镜分析等一系列室内研究,初步鉴别出这是一种既不是熊,又区别于金丝猴、猕猴,高大又能两足行走的奇异灵长类动物。

正是这个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权威结论,引起了中科院领导、有关专家和湖北省委的重视,促成了官方组织“野人”科学考察的决策和行动。

“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

在湖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1977年组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野人”考察队——“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考察队成员分别是来自北京、湖北、上海、陕西等省市的16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自然博物馆、动物园的科学家和神农架林区的科技人员、地方干部以及有经验的猎手,共有110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还专门派出了侦察兵参加考察,并提供了车辆、武器和电台。总指挥由武汉军区某部副师长王高升担任,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黄万波、袁振新等人任副总指挥。这次考察行动参加人数、涉及专业、考察时间、考察地区、考察项目,在世界野人考察、研究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次考察共历时140天,考察队员在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登险峰,爬悬崖,在山洞栖身,与野兽共宿,足迹遍布神农架及其周围方圆1500多平方公里的深山峡谷,用辛勤的汗水换回了大量的资料。

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顶雪地上,考察队民工刘大个子发现了一行清晰的脚印,一左一右地排列着,每一步跨度都在1米左右,足印长25厘米,弧度30度,大脚趾与其它四趾分开,脚掌前宽后窄,显然是一种两足行走的动物脚趾。在神农架板壁岩下,一次发现100多个脚印,最大的脚印长达42厘米。考察队首次灌制出5个石膏模型。经公安部门技术员鉴定,判断出既不是人的脚印,也不是其它动物的脚印,可能是“野人”的脚印。这个“野人”应该身高大约2米左右,体重约150公斤。

青年工人萧兴扬在林区泮水公社的龙洞沟发现了一个个子不高的“毛人”,两足直立行走。随后考察队赶赴现场,虽未捉到“毛人”,但发现了它留下的脚印和粪便,拍了照片,并对脚印浇铸了石膏模型。脚印全长24.5厘米,前宽后窄,大趾与其它四趾分开,缺乏足弓,脚掌微向内弯。这一脚印肯定不是熊的,而是属于灵长类的,似乎兼有人和猿的特点。

此外在一个陡崖顶部还发现了“野人”的6堆粪便,都已干燥。经观察,有较多未消化的果皮,野栗皮等残渣。在萧兴扬发现“野人”的地方也找到了粪便,其中有大量昆虫蛹皮,粪便直径2.5 厘米,这些粪便与熊、猴、猩猩的均不相同,且又与人的粪便有差异,人是不会吃昆虫与野果皮的。

很遗憾,这次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野人考察,并没有抓到“野人”活体,也没有拍到“野人”的影像。之后,“野人”考察官方色彩渐渐淡去。

民间组织的持续考察

1978年后,科考工作转由中科院湖北分院继续,而全国则形成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野人”探索热。在这样的背景下,1981年8月,全国各地野考科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在湖北房县召开大会,成立了民间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

在这之后,“野人”考察活动已由湖北的神农架扩展到全国18个省区的高山密林之中,获得了大量的目击资料及脚印、毛发、粪便、睡窝等间接证据。研究会还连续举办4次野考成果展览,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展出,观众达40余万人次。上千名野考会员遍布全国各地,成为野人动态情报的考察研究人员。

1994年,“野人”考察研究会更名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简称“奇考会”),成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领导下的一个专业委员会。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袁振新任奇考会主任委员。

据神农架林区野考会会长、神农架林区政协副主席杜永林统计的数字称,从1924年以来到1993年,在神农架林区范围内,有360多人114次见到“野人”活动个体138个。

“奇考会”的神农架考察

1993年9月3日,10名铁道部干部在神农架公路上遭遇3个“野人”的事件,使一度趋于平静的“野人”考察活动再起波澜。这次遭遇成了1995年“奇考会”组织的中国珍奇动植物综合科学考察队赴神农架考察的直接契机。

9月3日那天,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谷城桥梁厂的副厂长王发先陪同来该厂工作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3位高级工程师钟美秦、关礼杰、王俊发到神农架参观游览。下午他们从风景区往回赶,走到燕子哑往西的一长段下坡路时,司机黄先亮发现车前方20米处的公路上有3个人影,低头弯腰,并排迎面走来。突然走在中间的矮胖子抬起头来,盯了汽车一眼。正在聚精会神握着方向盘的黄光亮一下子惊呆了,这根本不是人!“有野人!”黄师傅脱口惊叫一声,并紧急刹车。听说有“野人”,车上的人都屏住呼吸,注视前方。

只见那矮胖的“野人”尖叫一声,慌忙用前肢把走在靠右边的瘦高个子一推,3个“野人”朝这个白色的庞然大物望了一眼,就冲下公路边坡,钻进路边的树林。汽车停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钻到车外,最先下车的人可以依稀看到3个奇异动物用双手拨开树枝、藤蔓,大步往前冲,后下车的人只能听到密林中僻里啪啦的树枝折断声。

从发现“野人”到它们冲进森林,前后仅1分多钟,谁都想不到、也无法拍照或摄像,尽管都带有照相机、摄像机。太阳快要落山,他们不敢贸然闯进地形复杂、密不透风的树林,只能怀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在公路边寻找标志。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已废弃的路桩,上面写有“190”字样。当天晚上,大家就向陪同吃饭的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张元启通报了与“野人”巧遇的经过。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林区宣传部部长戴铭带人来到现场实地考察。在目击现场,很容易就找到了100多个深浅不一的脚印。这次现场调查,发现了许多与目击者讲述相吻合的证据。之后,神农架林区党委宣传部专门派尹本顺等人赴谷城桥梁厂调查核实情况,在到厂座谈后,尹本顺起草了一篇通讯,谷城桥梁厂在通讯稿上郑重签署“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了党委宣传部公章。

这次遭遇“野人”事件经媒体公开后,在国内外新闻界、科学界都产生极大的反响。因为此次发现“野人”的均不是神农架本地人,又是10人同时在白天亲眼目睹,其中很多都是高级科技人员,而且所遇“野人”数目多达3个,证明在神农架仍然生存着若干个“野人”家族。这一事件,使那些关心“野人”之谜的科学界及各界人士心中再一次燃起了希望之光。

一年后,即1994年9月27日,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刘华清、李铁映、宋健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展览”时,对湖北馆陈列的神农架野人摹拟塑像十分感兴趣。湖北省副省长李大强介绍情况后,李鹏和刘华清亲切询问照下照片没有,并强调对“野人”问题可以很好地探索。李铁映也关心地说:能不能用直升机搞航拍航测,用红外线扫描摄像?找到了,是个重大科学发现。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以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院士为代表的一批老科学家的推动下,于1995年春天建立了由16人组成的“中国珍奇动植物综合科学考察队”,5月中旬开进了神农架。

这次考察由贾兰坡院士任组委会总顾问,分为追踪组、静守组、探险组、植物组,对盛传有奇异动物活动的地区进行采访和实地考察。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但是兵强马壮的追踪组当时几乎是无功而返,没有找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有关神农架植物综合生态评价即神农架是否还有“野人”生存的动植物条件的前期研究等计划基本完成,大队人马撤回了北京,只留下几个人继续进行资源研究和追踪。而队员于工在考察期间光荣牺牲,为“野人”考察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时的计划是等到冬季大雪封山后,在基本无人打猎的雪夜,放几个热气球,夜间红外摄影,对整个神农架或者几个可能有“野人”出没的地区来个地毯式扫描。那些天,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前期考察,只等冬天来临。可是直到今天,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遭遇事件

在1995年的这次考察后,陆陆续续有遭遇野人的报告。主要有1996年7月16日神农架林区经贸委副主任刘大林、林区家具厂副厂长陈日明等一行在板壁岩东面200米大转弯处遭遇奇异动物,1999年8月18日多名外地游客在神农架林区内发现一直立行走的奇异动物和9月25日青年农民李某在神农架、保康县和房县三县交汇处某地看见一个棕色的“野人”等。

而最新的一次遭遇时间发生在2003年6月29日15时40分,主要目击者中有一位在神农架林区一中上学的中学生,名字叫周江。周江所述的情况是:“背是弓着的,就像一个老年人那样在路边走。我们车往前走了一点,我看见它快步地朝路中央走去。走了一会,站在那里,头往后一甩,直接往下面的树林里跑去了。”

事件发生后,中国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等人,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目击现场。但由于连续几天的大雨,地表破坏严重,王方辰一行一时没有找到明显踪迹。返回途中,他们在野人逃跑经过的一棵树上,发现了一处明显的抓痕。这个抓痕面大概是26毫米,而人是18毫米。专家认为是手掌形成的,这个手掌比人的手掌要粗糙,另外灵长类的大拇指是分开的,而这个抓痕是肉垫抓出的，这是明显的区别。

抓痕的发现成为这次搜寻行动最大的收获。就在 “6.29”目击事件对外披露后,神农架塔坪村的两位村民主动交出了进山采药捡到的毛发。据他们介绍,毛发是在离“6·29”目击事件现场不远的一个悬崖山洞发现的。现在,一些毛发已经送到北京,正由权威的野生动物检验部门进行DNA分析。

有关部门对1993以来的目击事件进行了统计:1993年1次;1994年1次,1995年2次;1996年1次;1997年2次,1998年1次,1999年2次;2000年2次,2001年3次,2002年3次,2003年1次。共计19次,67人目击。统计显示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十年里,神农架野人年年出现,频率提高,而且目击者大都是外地游客。更有趣的是,目击时间多在白天,也就是说野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胆怯,总是在夜晚偷偷出现了。

但是现在野人考察遇到了一个困境,那就是至今没有确切野人存在的证据。也有很多媒体认为“根本没有野人”,“寻找野人纯粹是一些企业为牟取暴利而推出的哗众取宠的行为”,以至于有关野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今年正值我国首次“野人”科考30周年,湖北46位专家联名上书8300字建议书,吁请国家重新开展“野人”科考。专家认为,重新进行“野人”科考意义重大,可组织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按“搁置争议,重在考察”的原则进行,避免陷入是否有“野人”的争议。无论最终能否确认野人的存在,都会给这个千古悬念画上一个句号。

对于这份建议书,有关部门已经表示要给予重视,并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其可行性。我们同样期待着破解这个千古之谜的那一天。

“猴娃”插曲

在野人考察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段插曲,那就是“猴娃”。

在1986年,王方辰在神农架采访过程中,意外地得到一个特殊消息:在神农架南部的长阳县,有一个所谓人猿杂交的“猴娃”,赤身裸体,不知冷暖,也不会说话,外形很像大猩猩。当地人传说猴娃的母亲进山给丈夫送饭,途中被野人劫持,逃回来后生下了“猴娃”。王方辰迅速赶赴长阳,拍摄了大量“猴娃”的资料。后来贾兰坡、黄万波、袁振新等古人类学专家鉴定后一致认为,“猴娃”是由于小脑病态所致。

到了1997年,王方辰组织科考队再次来到“猴娃”的家乡时,“猴娃”已早在七年前去世。经家属的同意和协助,考察队将猴娃的遗骨挖出来带回北京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DNA鉴定确认“猴娃”为人属;古人类学家认为“猴娃”患有小脑症,属于病态;医学解剖专家得出结论:猴娃头颅与现代人有6点明显区别,但原因无法断定。于是,“猴娃”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迷。

野人考察能揭示什么秘密?

野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四大谜之一,就是因为它身上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奥秘。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一个由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现代人的完整排列。

然而,在600万年人科演变的历史中,直立人之前的人科化石很少,以化石材料复原人类早期形态及行为特征相当困难,而野人是现存与人类趋同进化的“活化石”,借鉴野人的研究,有可能复原再现早期人类的某些性状和社会形态。

如果野人被最后证明是猿和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物种,几百万年来,一直和人类祖先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并且与人类趋同进化,生存至今,那么,人类学的研究将从这里翻开全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