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做阮籍，字嗣宗，当年人称竹林名士之一。

我一生经历三个朝代，生于汉末，成长于曹魏，死于司马，在人间兜转了五十四年。

我一生笃信真诚，又背叛过真诚。直到生命结束的一刻，我都未搞清楚，真诚这回事，到底是最珍贵的美德，还是潜藏在人身上自取灭亡的疾病？

2

我出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汉末乱世，当时皇帝是汉献帝。

我三岁丧父，由母亲和兄长带大。可能因为缺乏父亲管教，我自小比较任性。

见到中意的人，我就眼中有光，毫无顾忌地亲近。相反见到不中意的人，我就忍不住翻白眼，话都不想讲多半句。这种“青白眼”的功夫，别人以为我专门练过。其实我没有。世上任意一个儿童，都会青白眼，只是后来长大了，就不流于表面，只在心里做。我是藏不住，并非专门练过。

我专门练过的是另外一种功夫，叫做“长啸”。我小时候常常会莫名其妙大叫，不分场合，不顾有无外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哭，也不是病，在读书时会这样，在游冶时也会这样，突然就藏娇起来。我可以叫得出奇的长，于是家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奇，说我气量精纯，也就由得我叫。等到我稍稍长大，我发现长叫很尴尬，于是将叫喊的内容转换为音乐旋律，以口哨或哼唱的形式叫出。练习一段时间过后，具有我个人特色的“长啸”就诞生了，并且相当有娱乐效果。有喜欢音乐的士人后来还慕名而来指定要听，心情好的话，我会赏他两句。

青白眼也好，长啸也好，我就是这样藏不住心声。我曾为此苦恼不已，一度将此视为缺陷。但那时候人们喜欢古怪有趣，认为这是奇气奇才的表现，反而对我赞赏有加，我不知是悲是喜。不过随之而来的名声，我总是乐意接受。

原来真诚任性就可以得到欣赏，那人生实在简单不过了。

3

我之所以受到赏识，并非全系我任性，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家门。

我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生前担任丞相曹操的随行书记官。曹魏好多重要的文书，都是出自父亲之手。父亲的官职不高，但人品谦和，文采出众，在魏国朝野声名都响亮。曹公本人以及他的一众王子，都是父亲的朋友。

我们阮家祖籍陈留尉氏，祖上都是读书人，也曾有人在汉室朝廷当官。父亲生逢汉末乱世，起初并不愿意掺杂其中。因为那时群雄并起，杀个县官，占个地头，就扯起一支旗，此起彼落，起起伏伏。士人跟错了旗，没有回头路，身死还是其次，灭家灭族也是转眼的事。

好在父亲的运气很好，他跟对了曹家的旗，事业蒸蒸日上，从原来的一介儒生，成为治理经国大业的官吏。

父亲随曹公四处征战，见过许多人间惨剧。一条寻常村落，战争过后，鸡飞狗走，一百个人死剩下一个。这样村落比比皆是。所以父亲经常感叹，不知道乱世何时结束呢。

有人将乱世当作进身的阶梯，有人趁乱世浑水摸鱼，而身为儒生的父亲只想它快点结束，恢复秩序。英雄们说，快了快了，统一天下，乱世就结束了。父亲却说，统一天下和结束乱世根本不是同一回事。英雄以统一天下为野心，实质却破坏天下，摧残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家庭和秩序。所谓天下，到底哪里才是天下呢？世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叫做天下。天下不过是英雄作出来的故事罢了。

父亲在我三岁时因病去世，很多事情无法再与他探讨。但他结束乱世的理想，早已在我心中扎根。成为儒生，学做圣人，结束乱世，这是我想做的。

父亲死时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同年逝世的还有荀彧荀令君。父亲在生时十分敬仰荀令君，称赞荀是儒生典范。它们生前交往不密，想不到会死于同年。

父亲的丧礼当时来了很多人。曹公当时南征孙权无法抽身，王子曹丕、曹植带领邺城全城文士都来了。我的母亲忍不住伤心，那时当场想抽出剑了断，好在得曹丕、王粲拦住。曹丕、王粲后来将这一幕写成诗，以告慰他们老友的在天之灵。自此以后我就成了孤儿。

我父亲有一首诗关于孤儿，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在战后旷野上，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他问那孩子为什么哭。那孩子说，他的母亲死了，后母嫌弃他，不给衣服，不给食物，他又冷又饿。后母不顺意就对他拳打脚踢，还把他关进空屋子。他有父亲，但父亲在远方从征，是死是活，两不相知。这天他逃了出来，逃到当初的家所在的地方。但一切都变了，家没有了，只有一片荒芜地。他想起母亲，想到再也见不到母亲，想到母亲竟然这样狠心抛弃他，他就忍不住哭了。（《驾出北郭门行》阮瑀）

名门的孤儿和百姓的孤儿是不同的。我没有过得像诗中孤儿般凄惨。因为有曹丕的关照，以及母亲兄长的养育，我成长过程中称得上是无忧无虑。只是再读父亲的这首诗，我感受到他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我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父亲，还是许多人的父亲。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他做到了。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随军行经洛阳郊外的首阳山，传说那是古代贤人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他为伯夷、叔齐写了祭奠文章，自己也有了隐居起来的心情。但他最终没能隐居。

首阳山，后来碰巧是我与嵇康他们隐居的地方。

4

显赫的家门是我真诚任性的通行证。我既接受了由真诚任性而来的名声，也不得不了解它所潜藏的祸患。

献帝时，董卓作乱，凶残暴虐。最终司徒王允设计将其诛杀，连同董卓数千人的党羽在内，一夜间清洗殆尽。当时身居中郎将的蔡邕不满王允以暴易暴，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王允以这声叹息为由，诬陷蔡邕系董卓同党，将其全家灭族。可怜蔡中郎以仁义为己任，德才双绝，只因一声叹息被杀。

这段往事让我特别感触，因为蔡中郎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的德行、学问、家门、地位与蔡邕相比都有着天渊之别，而我的长啸却比蔡邕的叹息聒噪得多，未来如果可免于祸患，我只能寄望于侥幸。

我的侥幸在于我与蔡邕不在同一个时代。蔡邕那个时代过去了，父亲目睹孤儿那个时代也过去了，我所处的当时是相对平稳的世道。战争依然存在，但只在前线边疆。我住在邺城，后来搬到洛阳，都是曹魏的后方，远离战场千万里。我的周围是名士彻夜宴饮，是文人醉眼狂歌，还有学者畅谈太初有道。乱世已经告一段落，残忍和阴谋已让人厌倦，才学和性情才是新主流。全城士人都像死过翻生一样追寻更偏门的学问、更刺激的言论、更有趣的人物、更彻底的享受、更猛的酒以及更猛的药。正如我十六岁登上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发出呐喊：“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人们根本不在乎我说的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够劲，便将我拉去各种宴饮场合了。我就是那时正式加入名士的行列，开始欢乐生涯。

蔡邕和我父亲那个时代是真乱世，所以他们希望早日结束。到我少年时，我还没努力过，乱世就仿佛自己结束了自己，我那立下的结束乱世的志向倒显得造作了。

5

虽然少年时染上浮夸躁动的习气，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儒生的身份。

所谓儒生，内心恪守忠恕之道。忠，就是真诚对待自己内心，心中所想、口中所言、身之所行，保持一致，不偏不倚。恕，即使承认他人也有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站在他人的立场，理解他人的选择。内在忠恕，外在即合乎礼。

所以其实礼无定法，只是世道一乱，总要有些规矩，掌握权力的人就硬要将礼确定下来，成为规范，是为礼教。

世道乱的时候，教条就多，繁琐，且苛刻，容易变成人们互相批评的工具。世道好的时候，教条就少，人人宽容，不妄自评判他人。与其从他人身上找缺点和罪状，不如欣赏他人独有的秉性。就像我在宴会上扯过歌姬雪白的大腿做枕头睡一觉，歌姬并不在意，主人家只笑我猖狂，也不会怪责歌姬，并不为此恼怒。枕着雪白大腿睡觉是舒服的，如果有谁说不舒服，这就是骗自己。我是为了舒服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好色。忠恕之道，既忠恕于信念，也忠恕于欲望。所谓名士风流，说到底是真诚宽容。

十六七岁开始，我出席各种清谈宴会。那是一段极好的时光。

众人年纪相仿，都是出身朝廷官员之后的才学青年。我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我们探究天道有无、自然名教、才情品性、言意、音乐、养生等等各种议题。我们将探索真理当作游戏一样玩乐，将才情学识当作美酒一样挥洒，将身边宾客当作知己一样亲昵，快活不知时日过。

出身门第依然是座次排序的依据。座主通常是是曹氏宗室子弟。然后论资排辈下来，身世显赫的沛国夏侯、河内司马、弘农杨氏、太原王氏、琅琊诸葛、颍川荀氏等占据上座。其次则是我们这些家门较为浅薄者。有的有官职，有的未有官职，有官职的比没有官职的要靠前。有的父亲还在，有的父亲已经不在，父亲还在的比父亲不在的要靠前。而当酒过三巡，嘉宾就随意走动，不在拘泥于坐席了。

那时最喜欢宴请宾客的是曹氏宗室的何晏。

何晏姓何，但他是曹公曹操的养子。他原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后来生父亡故，生母带着他投入了曹公后宫，他也就成了曹公养子。成年后，他娶了曹公的女儿金乡公主为妻。因此，他既是曹公的养子，又是曹氏宗室的驸马，身份地位尊贵。

何晏比我年长二十岁，我初次见他时，他已三十六七奔着不惑之年。但他相貌看起来还像个青年。他以貌美肤白，学识渊博闻名当时名士界。同时他十分讲究自己的衣着。在宴会中，他一定要做衣着最华丽的一位。如果有人质疑他的衣着品味，他是会不高兴的。但如果只是揶揄他的学问或人品，他通常都不以为意。

何晏喜欢道家学说。太和到正始年间，士人尊崇道家老庄，贬损儒家六经为糟蹋，就是何晏开的头。服食丹药养生，也是何晏带起的风气。何晏大致认为，儒家重礼教而道家重自然，儒家尊“有”而道家贵“无”，因为有出于无，故而道家无为比儒家有为更具有终极性，道家老子也比儒家孔子更高明。何晏的论理风格和他的衣着一样，辞藻富丽，长于堆砌，好比漂亮的衣服一件套着一件，豪气是豪气，看着看着就觉得累。

何晏也许不是当时最好的学问家，但他一定是最好的宴会主席。

作为宴会主席，首先财力要雄厚。因为宴会一夜的饮食用度，都由主席包办。宾客只管来玩乐，不仅一切免费，偶尔还会获得主人家的奖赏。何晏富贵自不用说，其人又恰好爱奢华，慷概大方，挥霍随性，于是酒食玩意往往让宾客大开眼界，深受士人们的喜爱。我也得益不少。

其次，宴会主席要有高绝的学问。因为宴会不只吃喝玩乐，更重要的是聚集有识之士，共同研讨天人之理。研讨话题一般由宴会主席发起。如果主席发出的话题不够上乘，缺乏研讨空间的话，那是要被宾客们暗中嘲笑的。在这个方面，何晏做得很高明。他本身学问好，出题有深意，而且从不抢白其他学者，展示了气度宽宏的一面。如果用财力可以换来才学的激荡，何晏是不会犹豫的。有时一个主题在宴会中未能辩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何晏就继续举办宴会，一次两次三四次，直到得出高论为止。这种挥金如土换文章的气势，除了何晏，我还没见过第二个。

再次，宴会主席还要有知人之明。一座之中，士人们的出身、背景、性格、才情、喜好，何晏都了如指掌，并且记在心中。谁和谁性情相近，谁和谁不能坐到一起，谁可以多饮酒，谁不可以多饮酒，只要听何晏调配，无有不中。当时有人说何晏好色，我信；有人说何晏自恋，我信；但有人说何晏心胸狭窄，我是断然不信的。何晏的胸中容得下这许多人，又怎会狭窄？再到后来，何晏想为《老子》作注，但他看到十六岁的王弼的注释以后，认为王弼比自己高明得多，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何晏爱才如此，他的气量足以让人佩服。又因为他真心自恋，于是他爱别人的时候更让人觉得深沉。

一个宴会要办到很晚才散，有时通宵达旦。曹家、夏侯家、司马家的人们从不担心归家太晚，因为他们就住在城中，只要他们上得家里高大的马车，过两三条街就能回到府上，然后可能会被他们父亲训斥一顿。其他住在城中、但稍远一点的人们，在天亮之前也能安枕到自家床上。我住得更远，在洛阳城的城郭边上，靠近洛水。每每我还未到家，太阳已经升起到了一半。这就是世家名门与一般名门的区别。

6

十六七岁的宴饮和研学固然开心，同时我也不得不考虑出身的事。

曹魏官僚的后代，一般到我这个年纪，就会被授予官职，或虚或实，起码有个身份。我兄长阮熙早前被任命为地方官员，离开了洛阳，到西北方任职去了。兄长的出任让家中经济有了依靠。

而我，我早有用世之志，于是勤修才学，等待时机进入仕途。我理想中的状态是得到曹丕的征辟，正如他的父亲曹操征辟我父亲阮瑀一样，将我邀请至洛阳宫城中任职。这个幻想不切实际，因为曹丕虽然系我父亲朋友，但他贵为皇帝，不会如此屈尊来邀请一个次子。况且，在我十七岁时，曹丕就病逝了，终年不过三十九岁。

族兄阮武当时在朝为官，他一直很欣赏我，也知我心意，于是带我去见了时任兖州刺史王昶。王昶出身太原王氏，是当时掌握实权的名士。阮武想通过他为我谋求出身，我又怎会不知。那次会面，王昶问了我一些问题，都是从前我在宴会场合谈论过的问题，我却一个字都没有回答他。

当时我心情很乱。我本以为对仕途有所准备，但当我见到真正的权贵王昶之时，却犹豫了。如果我像在宴会上挥洒自如那样回答王昶，王昶可能很快就会授予我官职，在他手下办事。可是我并不想离开洛阳，我的理想在洛阳，我的玩乐在洛阳，还有最重要我的母亲在洛阳。兄长阮熙已经离家千里，如果我也离开洛阳，母亲就没人照顾了。我又想起我的轻浮任性，在宴会场能获得宽容，但在官场仕途可太容易惹祸了。一旦为官，我就要收起这种习性。我对此并无自信。我内心感激阮武的美意，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与其辛辛苦苦追求有为，还是轻轻松松的无为更合我胃口吧。简言之，我想的很多，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王昶很大度，他没有逼迫我，也没有和我计较，过后还替我说好话，称我为“不可测”。阮武宽慰我，说以后还有大把机会，他又说：“人生在世，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无愧于自己，外人不足道。”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最接近仕途的经历。那时我有选择。我选择了不出声。

我以为第二次会很快到来，想不到却时隔了另一个十七年。到第二次，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7

从王昶处归来，我暂且将仕途之事抛诸脑后，重新投入到宴会辩论中。

那时我们围绕“礼教”和“自然”两个概念，基本分成三种派别。一种认为自然优于礼教，何晏、夏侯玄持此论；另一种认为礼教优于自然，老一辈学者较多持此论；第三种认为礼教合于自然，我属于持此论者。

我仿佛要将想对王昶说的话，换一个地方倾吐出来。我更加热情洋溢地参与到辩论之中，公开叫板何晏一派的说法。

何晏之论调，割裂儒道，分开礼教与自然，尊崇一个而鄙弃另一个，本身带有浓烈的区别意味。而我以为，宇宙万物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经历混沌变化，始终向着中正平和的理想发展。礼教与自然两者同源而异名，不过是太初元气衍生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礼教因其为人间带来规范与秩序，更具实用性。

我的言论糅合了儒道宗旨，很受前辈们的欢迎，他们赞赏我为“术可纯儒”，意思是我行为举止虽然散漫轻浮，但学问上还是纯正的儒学根底。何晏一派反击我的言论，夏侯玄后来还和我在音乐的问题上做了激烈论争。河内司马家的兄弟司马师、司马昭对我很有好感，他们认为我与他们同属于维护秩序的一派。后来司马家兄弟对我的眷恋，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学术的讨论日渐激烈，但我们都是君子作风，让学问就留在学问场上，不牵涉利益，也不牵涉政治。但因为我们身份的缘故，哪里有可能不牵涉政治？

尊崇道家的一派被认为系潜在的不安势力。尊崇儒家的多是老一派世家子弟。而我这种调和儒道、糅合礼教和自然的则是游离派。我们对外面人如此简单地从学问到政治身份的划分多有不满，但也懒得辩驳，只好存而不论。尤其在曹丕死后，魏明帝曹叡即位，权力交接期多有波澜，紧张的气氛也慢慢渗入到宴会中。

受到政局波及，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宴会主席何晏。

何晏虽然身份尊贵，但一直不受重用。曹丕不喜欢他，厌恶他的浮夸作风，人前人后还叫他做“假子”，对他百般疏远。及至曹叡即为，曹叡比他父亲更不喜欢这位叔叔，何晏的地位更加低落。再加上曹叡登基数月后，蜀国丞相诸葛亮上表出师，誓要灭亡曹魏，夺回中原。战事又起，曹叡心中烦闷，眼看就要将气出到依然声色犬马的何晏头上了。

我们的宴会早有朝廷元老看不过眼，于是司徒董昭乘机发难。董昭上书参奏我们这班洛阳子弟相互纠结，竞逐华丽，互相吹捧，有结党营私之嫌，应该迅速整治。皇帝的反应也相当迅速，不出数日就发出抑制浮华的命令。朝廷将何晏、夏侯玄、司马师、诸葛诞、邓飏等宴会贵宾全部免除官职，又将我这种没有官职的人记录在案，明令永不录用。那时我才二十一岁，入仕经世的大门仿佛瞬间关上了。

后来人们将这场朝廷整治风气的运动叫做“浮华案”。

8

浮华案初发后，洛阳城仿佛一夜间沉寂了。没有人再敢举办宴会，我也没了免费饮酒作乐的去处。依然会酒饮，只是各人退缩在自己家里，对清风明月共饮。学问探讨也有继续，但只能通过私人书信来往的方式探讨。

既然没有宴会，我就驾车到洛阳城外的荒野到处兜风。兜风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有时三五日，有时十多天，都在外面，不回家。我没有别的同伴，一路上有鸟陪我。有鸿鹄大鸟，“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让人心驰神往。但大鸟又要飞，又要叫，拍动着若垂天之云的翅膀，也不能说不辛酸（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况且大鸟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也有燕雀鹌鹑小鸟，嬉戏于水边庭间，自得其乐。还有水鸟、鸭子等，栖息在水中，随波逐流，浮浮沉沉。我看着各种各样的鸟，大鸟小鸟，小鸟大鸟，一不小心就容易迷了路。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有朋友见我百无聊赖的样子，就宽慰我说，朝廷抑制浮华只是一时的事，世道好起来之后，就又会热闹起来了。我问，何谓世道好起来？朋友说：“其实浮华案可解。解者不是皇帝，也不是朝廷上那班搬弄是非的元老，而是带兵西出长安迎击诸葛亮的太傅司马懿。只要司马懿得胜，外患解除，曹叡陛下必定大赦天下。到时丢官者官复原职，永不录用者也可以洗刷污名，再觅前途。”这位朋友分析得在理，于是，那时无论于公于私，我都支持司马懿。

9

自从太和元年，我十八岁那年，蜀国诸葛亮上表出师以来，战争卷土重来，“乱世”这个旧词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心中。我这代成长在和平时代的人，其实并未真正见识乱世。我们对乱世的理解，来自历史、文章，以及父辈的讲述。凭着一知半解，我们对乱世怀有恐惧、愤恨外加一点好奇。

浮华案让我对乱世有进一步了解。所谓乱世，就是命运不在自己手上。你的理想、你的计划、你的希望，连同你所拥有的，你的身世、你的财产、你的职位、你的家庭，最后是你的性命，都被一阵风吹到不知哪里去。正如我那位朋友所说，我们能不能步入仕途实现抱负，竟然是由千里之外的司马懿决定——不可思议，但又合情合理。

后来，司马懿在前线得胜了。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乱世活活摁住不让其发病。

青龙二年，我二十五岁，诸葛亮病逝，来自蜀国的威胁土崩瓦解。我们曹魏国内一片欢腾，七年的抗蜀战争终于胜利。魏明帝曹叡果真下令大赦天下，浮华案中受牵涉者全部官复原职，宣布无罪。魏明帝本人更是兴高采烈，诸葛亮一死，他就大建宫室，广选后宫美女，并准备派人往长安取来古代礼器，将自己的功业昭告天下。那时，我们才直到，登基以来一直励精图治、如履薄冰的明帝也是浮华的爱好者。

有明帝开了头，我们这班冷清几年的“浮华友”又可以开张了。依然是我们的宴会主席何晏先拔头筹，宴会搞起来，比从前更加隆重，仿佛要将几年花不出去的钱都挥霍掉一样。我们也比从前更疯了。

10

孔圣临长川，昔逝忽若浮。

转眼间来到我的三十岁，而立之年，我依然是个浪荡子弟。没有官职，也没有正经事干。偶尔和一班学者打嘴仗打笔仗，在名士界的声名是日渐高涨，形容却是开始憔悴。我的文章依然在维护礼教，但我的举止愈发约束不住，看起来像与礼教对着干。有人觉得古怪，问我是不是精神分裂。我说，礼教岂非为我辈而设。我也说不清话里几分是真心，几分是嘴硬。

那时一个特别的人出现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这个人叫做嵇康。他当时十七岁，比我晚生十三年。我也是在他这个年纪登入宴会场的。

嵇康十六岁以一组诗文《游山九咏》震惊文坛，横空出世。魏明帝曹叡为之激赏，赐予他官职，授中散大夫。沛穆王曹林招他为驸马。嵇康从此步入名流。

登临宴会的嵇康好似天人下凡一般。我们许久都没有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了。对上一次见到这样英俊的人，应该要数十多年前的夏侯玄。嵇康的衣着疏漏，一副飘飘欲仙的模样，风姿清秀，潇洒肃穆，好似悬崖边上的一棵孤松，让人望而生敬。在金雕玉砌的厅堂上，嵇康的出现带来一股山清水秀、云雾缭绕的自然清风。与他相比，华丽的何晏显得浮俗，端庄的李丰显得迂腐，持重的司马昭、邓飏则显得粗糙小气。我想，道家所谓的真人、至人，大概就是嵇康的模样吧。

嵇康的才情谈吐与他的外表一样爽朗。他是那种你不会怀疑他表里不一的人。当时名士都是儒道兼修，而嵇康更偏好老庄道学。

当时我与夏侯玄正开展着一场持久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究竟音乐有没有教化世道的作用。

我率先立论，认为音乐当然可以教化人心。我认为，音乐内部自有其和谐规律，这个规律暗合天道，也契合着人的天然真心，所以人无需学习也能听出声音的和谐与否。而音乐和谐的最高境界，在于中正平和。中正平和的音乐可以唤起人内心感应天道的能力，制约俗世欲望，从而教化人心。而中正平和之外的音乐，比如郑卫之乐，虽然也和谐动听，但它耽于感官享受，容易刺激听者的欲望，或者让人悲观忧伤，偏离正道，为君子所不取。“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

一向提倡道胜于儒的夏侯玄作出反驳。他认为音乐属于人为范畴，不是自然现象。音乐的和谐与阴阳天象的和谐不可以混为一谈。况且自汉朝以来，推行礼乐教育、名教之治，结果却是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直至汉末又再出现礼崩乐坏的乱世。故此可以推论，音乐并无教化人心的功用。

嵇康随后也加入到这个问题的探讨当中，发表了《声无哀乐论》。当我看完嵇康的论述，我知道，这个问题被他终结了。

嵇康认为，音乐的单位是声音，声音不仅有乐器发出的乐音，还有风声雨声雷声以及各种生物以息相吹发出的自然声音。声音是自然存在，它的本质是气的振动。声音本身不带哀与乐等各种情感。声无哀乐，由此知之。

而人听音乐，情有所感，不是音乐有感情，而是人有感情。人只可以说在音乐中感受到某种感情，而不能说音乐本身含有感情。这正等于食物的味道有甜酸苦辣，而没有味道叫做喜怒哀乐一样。

进一步说，声音不但没有感情，并且它能不能传达感情，也很值得怀疑。同一首音乐，不同人听起来会有不同的感情，这正如庄子所说，风吹万物，反应不同。不是风有什么不同，而是万物不同。所以音乐并不能准确地传递某种感情。至于历史上的那些传说——比如孔子听《韶》乐而知舜的仁政，季札听周乐而知民风，子期听伯牙弹琴而知他心境——从音乐就能准确判断感情，进入乐者心境，乃至获得知识，则是纯属夸大。孔子、季札、子期他们作出的判断，并非单纯由音乐判断，而是结合实际情况，知人论世推理得出的结论。由此可知，音乐并不能准确地传达感情，它最多只起到一个激发人内心感情的作用，因此，音乐可以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上古之世，人心淳朴，顺应天性，先有中正平和之世道，然后有中正平和之礼乐。而不是因为有中正平和之礼乐，所以造就中正平和之世道。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关键在于经济政治，而不在礼教音乐。而圣人知道，人天生对美妙的音乐感兴趣，这份兴趣无法磨灭，但也不能放纵，只能正确引导，于是制定了制定了音乐的规范，为后世参考。

后世人如果不能认识圣人的本意，而一味强调规范，那就是固执僵化。综上所述，声音没有感情属性，音乐也不能传情，更不能移风易俗。再进一步推究，音乐其实只有美妙与不美妙之分，而没有所谓正邪之别。有人以正邪区分音乐，殊不知，音乐无正邪，正邪只在人心。

好嵇康！他的高论之精妙，比他的外形更为精妙。他大胆到连圣人的事迹都敢质疑，连六经的教义都敢推翻，好勇气！虽然他的论调与我相左，但他的精妙与勇气彻底征服了我。我仿佛看见嵇康孤军深入，从礼教的牢笼中解放了音乐，将音乐放归山河天地外。嵇康，是一位解放者。

我迅速和嵇康结为朋友，嵇康也很喜欢我这位不守规矩的大哥。交游得知，我们的身世竟然何其相似！我们都是幼年丧父的孤儿，出身普通士族，都是家中的次子，由母亲和兄长带大，骄纵直率，讨厌虚伪造作。

嵇康说爱我目中无人，因为我从不说人坏话，也从不说人好话。我则爱嵇康身上超绝的勇气。

勇气，正是我缺乏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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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一以贯之的是忠恕。忠恕，源自一个真字，也难在一个真字。

心中的真，人人皆知。从知的真，到行的真，却需要莫大勇气。

而嵇康从不认为真诚有什么难的。“很简单”，他说，“心里想什么，公开出来就是。”

这就是他所谓的“释私”。释私，就是去掉私情，公开自己的内心，不在隐匿。他说，真诚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知行是否一致，更重要在于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想法。一个人如果敢公开自己的想法，无论想法多么邪恶，他也称得上真诚。如果一个人总是藏匿想法，则无论愿望多么善良，都是虚伪。只要人人敢于公开自己的内心，猜疑见忌酒不再存在，虚伪小人也会无所遁形。圣人君子按自然天道行事，遇事开诚布公，心中没有善恶正邪成见，所以不怯于袒露内心。而虚伪小人以坦诚为愚蠢，以藏私为智慧，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伪装技巧，成功瞒骗他人则沾沾自喜，被人拆穿则百般掩饰，终日担惊受怕，不但自己活得累，还容易引起灾祸，事实上是多么愚蠢。一个人藏私尚且如此，如果一个社会都崇尚藏私，则流毒无穷。其实邪恶的想法人所共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邪恶的想法被粉饰藏匿，错过纠正的机会。所以人生在世，真诚才是第一要义，应该活得自然洒脱，光明磊落。（《释私论》）

我少年时被人叫做“痴”，而嵇康出现之后，“痴”这个名号就转移到嵇康身上了。

嵇康的痴比我的痴更加痴。在嵇康之前，我有朋友。但嵇康是唯一一位，在他身边我会有羞愧感的朋友。

他的真诚和勇气，似乎不太属于这个世间。或者说，世间配他不起。

12

自从曹丕受禅之后，曹家的气运就不怎么好。曹丕四十病故，他的继位者明帝曹叡则更短命，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就在我与嵇康初结为知己的那段时间，明帝没了。可怜明帝少年英主，他下令兴建的宫室还未修好，自己便已离世。

明帝无子，传位于养子曹芳。明帝临终托孤于二人，一位是曹氏宗室主持人大将军曹爽，一位是四朝元老、士族领袖司马懿。曹魏大权的分裂，从那时起就正式开始了。

对于明帝的突然逝世，我是痛心的。我阮家毕竟长年受曹家提携恩惠，眼见他连遭噩耗，自然伤心。我此前十多年在舆论界维护名教大旗，或多或少也是想声援曹家的权力正统。可惜天命无常，非是人可以预料。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明帝去世后，我们一班“浮华友”竟然走上了好运。原来托孤大臣、大将军曹爽从来就是我们浮华友的同路人，他与何晏、夏侯玄、诸葛诞等人识于少时，交情甚深。曹爽掌权后，马上就提拔了这些年轻一代。浮华友摇身一变，变成了国家机器的管理者。

我们的宴会主席何晏，正式出任吏部尚书，主持国家的人才事务。十几年前何晏未受重用的时候，我们就开过玩笑，说，何晏大哥既然是最好的宴会主席，应该去当吏部尚书。何晏也开玩笑回答，如果我当了吏部尚书，在座各位全部加官进爵。

十几年后，想不到玩笑话成真了。经过何晏的操作，一批年轻的新血，包括许多当年的浮华友如夏侯玄、诸葛诞、司马师、司马昭、桓范、邓飏等等，陆陆续续被授予了实权职务。同时间，不少年纪较大的元老派提出了请辞，表示国事以后就交托给年轻人了。何晏依礼数挽留，但最终都客气地批准了若干请辞。两三年下来，朝廷上下一片新面貌，年轻一代也放开手脚准备推行新政。另一位托孤大臣司马懿也似乎感受到年轻一代的活力，不时对改革措施表示鼓励。夏侯玄曾经拿着一份改革方案去请教司马懿，司马懿说“非常好”。

曹爽新政让很多年轻一代备受关注，我也不例外。我这种二三线名士也受到了朝廷征辟。征辟我的不是曹爽，不是何晏，而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元老派的太尉蒋济。这是我自从十七岁见王昶之后，受到的第二次仕途邀请。

我当时三十三岁，只觉得一切微妙又古怪。蒋太尉这位世叔早不来迟不来，偏偏朝廷新旧交替的时候来。表面上曹爽大权在握，实际内里多少暗流涌动，我也并不清楚。老子曰：“祸兮，福之所伏。”我当时生活过得不错，有宴会有朋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我写信回绝了蒋济的邀请。

谁知蒋济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误会了我的回绝信，以为我在玩三顾茅庐那种把戏，竟然亲自派人派车马到我家附近迎接我。我被这阵势吓得有点慌，不敢再回绝。我于是上了车，到太尉府上任去了。与其说太尉来请人，倒不如说抢人更准确。我人生第一次开始了官僚生涯。

两个月后，我辞职了。为官有许多不堪，比如要穿装模做样的官服，长时间正襟危坐，又要接待一大堆人，礼数不能差，还要被逼着出席一大堆喜事丧事，完全没有了自娱自乐的空间。而其中最让我不堪的是为官要早起床，不能睡懒觉，和我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相违背。两个月下来我已经被折腾病了，请辞也就合情合理。

太尉蒋济批准了我的辞职，也不和我多计较，我得以全身而退。

这段官僚经历让我相当不舒服。照当时的情势，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一再发生。于是我萌生了远离洛阳的念头。

恰好那时嵇康位于首阳山的别墅修建完毕，嵇康正式搬迁到别墅定居，我们朋友们都去了庆祝他入伙。首阳山是个好地方，离洛阳八十里，远离烦嚣，恬淡幽静，和风畅快。嵇康的别墅建得自然简约，在山林之中，毫不突兀，仿佛是从山中长出来以待嵇康的样子。嵇康说：“我年幼家贫，就住在山野中。后来一朝平步青云，见识过金碧辉煌，缤纷繁华，反而更想像小时候那样过活了。”我大为感触。

嵇康又带我们去参观了别墅周围的竹林。嵇康让我们静下来，等来了一阵风，风吹竹叶，哗啦哗啦，人心中疑虑也就被它们唱走了。有朋友说：“竹子有君子之德，美哉。”嵇康说：“爱竹不因为竹子有德，而是因为它是竹子”。嵇康用手杖敲了一下竹子，“破”的一声响。这声同时响在我头脑里，我忽然有个念头：“对啊。为什么不离开呢？”

回程中，我对嵇康说：“我也来。”

嵇康说：“好啊。”

13

从竹林回来，我每天都想奔往那片竹林。洛阳，只不过是难以戒除的习惯。

我忽然觉得以往的人生多么无聊。我似乎一直在等待，等待曹丕、曹叡会来找我，或者等待某位圣人来，对我说：“你就是我的颜回、闵损，我们走吧。”等待让人憔悴，让我巴不得时日快点飞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岸边，而我们众生在水里。竹林是我的岸。

我不要再等了。我将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支持我。我派人到竹林修建房屋。我减少了出席宴会。我重新读起易经、老子、庄子，写下了《通易论》、《通老论》。我做好逍遥一世的准备。往后的日子要做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再等待。庄子说人生有一种境界叫做“无待”，不等待，不期待，不依赖，不托付，人才可以说自由。

洛阳政局的变化也日渐浮出水面。新政推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曹爽本人却发了昏，竟然奏请皇帝出兵伐蜀。曹爽伐蜀只是借口，实情想借此夺过司马懿手中兵权。如果曹爽伐蜀成功，他便集齐了政事、人事、军事三大权力。但结果，曹爽失败了，损兵折将，虚耗国力，他本人也只能狼狈地逃回洛阳。在前线失利的曹爽声望一落千丈，但他回来后没有收敛，发而变本加厉，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他深知一个失败者如果松懈了，等待他的只有更大的失败。

正始八年，我三十八岁，淫威日盛的曹爽召我为参军。这次我没有犹豫。我断然拒绝，然后举家搬往首阳山竹林中。

我终于离开了洛阳。望着远去的洛阳城，我希望城中亲友一切都好。

14

何晏是占卜高手。自从曹爽败回洛阳后，他更加沉迷占卜。他不但自己占卜，还不惜成本从全国各地延请有名的占卜家，为他占明前程。

我想不到，何晏也有如此慌乱的时候。当年诸曹争位，他不慌不忙；浮华案发，他也只是安乐退隐。而曹爽败回后，他却经历着人生最无助的时刻。那些之前他礼貌地批准退休的一个个元老，开始阴阳怪气说他坏话。那些他一手提拔的青年才俊，也陆续消失于他的宴会场上。他有预感会大难临头。而他逃避灾难的方式是靠占卜。靠占卜决定走哪个方向，见什么人，做什么事，饮什么酒。

有人劝他离开洛阳暂避风头。他说他一生生在都城，长在都城，都城以外的世界他不懂。

正始十年，曹爽败回的两年后，司马家发动政变，将曹爽一族及其党羽，斩杀殆尽。何晏被杀，终年六十。

那天是正月初六，新年喜庆的气氛还在洛阳城荡漾。大将军曹爽率领一众大臣，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往高平陵祭扫魏明帝之墓。司马家借此空当，发动闪电般的政变。司马家长子司马师率领暗中纠集的三千死士，占领了进出皇宫的司马门。有抵抗及不从者当场斩杀。家主司马懿则一扫老态，挥鞭上马，与太尉蒋济共同领兵把手洛水浮桥，阻断曹爽的回城归路。司马懿同时派七十六岁高龄的老战友、司徒高柔到禁卫军中安抚军心，接掌曹爽的队伍。在控制了洛阳后，司马懿、司马师突入皇宫，逼迫太后传旨，叫皇帝曹芳罢免曹爽。

太后懿旨很快传到城外的曹爽手上。曹爽空白一片，完全不知如何行动。他的随行人员都是亲信大臣及仪仗队，杀回洛阳不切实际。从洛阳冒死逃出的同乡党人、大司农桓范建议，不如带皇帝到许昌，另立朝廷，稳住阵脚，然后令四方诸侯出兵讨伐司马，一举翻盘。而前来传旨的官员与曹爽说：太傅司马只要求曹爽解除职务，其他一切既往不咎，只要曹爽肯回洛阳，以后保证他一家荣华富贵。桓范一听就急了，他替曹爽分析说，司马懿年事已高，将死之人，他拼死发难，不过是为儿子们铺平道路，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将事情做绝！传旨官员却说：司马太傅与曹爽的父亲曹真出生入死，情同手足，难道他会谋害手足的儿子吗？

是去许昌搏一搏，还是回洛阳投降？曹爽面临两难抉择，一时无法定夺。

曹爽与兄弟曹羲、曹训商量了一整天，最后还是决定回洛阳投降。三兄弟说，虽然失败了，但“不失为富家翁。”桓范仰天大骂：“你们父亲曹真何等英雄，却生出你们三头猪！想不到我桓范今日死在你三头猪手上！”桓范没有逃跑，他跟着曹爽兄弟回了洛阳，他家人在洛阳，他知道他跑不了。

曹爽三兄弟一回到洛阳就被软禁起来。司马懿公布了他们的罪状，是叛逆谋反，即日处决。曹爽兄弟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砍了脑袋，诛三族。什么承诺，什么情谊，在老司马眼里毛都不是。曹爽的所谓同党，何晏、桓范、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同日斩杀，诛三族。桓范至死都在痛骂司马家。

何晏死时，没有说话。

15

当初，何晏在宴会上点评人物，他说：“思想深刻，可以参透天下大势的变动，那是夏侯玄。考虑周全，可以承担治理天下的公务，那是司马师。但说到得道通神，没有急进的样子而事实能迅速，没有行动的样子而事实能达到目的，我听说过这样的境界，但真人却未见过。”言下之意，是在说他自己。

何晏以为当世人事，都在他股掌之中。而到败势显露时，他又像小孩子一样彷徨无助。他就像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参加到并不适合他的残忍的游戏之中。他一生纵情欢乐过，但并不自私，也不吝啬，有好东西总是与人分享。他也许过分自恋，但正因为懂得爱自己，他比其他人更懂爱别人。嵇康、王弼、我阮籍，比他年轻二三四十岁，但他能像朋友一样对待我们。他总是那么健谈善变，总是热烈地赞赏他人。他也诋毁过人，但在那些唯礼教是尊的岁月里，他没有以礼教为名害过一个人。他死后，人们说他是乱臣贼子。但在我心里，他无愧于忠恕之道。

16

高平陵之变，一日之内，血流成河，死尸满城。天下名士，连同族人在内，死者三千余人。

死去的名士，大多从前认识，饮过酒，斗过嘴，或者点过头。有五六十岁的，有三四十岁的，也有十来二十的，他们生于不同的年月，最后终止在同一日。当时我在竹林，没有亲历惨况。据从洛阳逃出来的朋友说，现场遍地死者，军队来不及清理，民众中不怕死的恶徒将名士尸首掠夺一空，发了横财。平民没有为名士遇难而悲哀，相反有几分欢乐。因为在他们眼里，所谓名士就是一班空谈误国的蛀虫，死了倒好。至于满城的血迹污垢，大家都在祈祷上天快下一场雨雪，覆盖住，冲洗掉。

震惊，悲痛，我的魂魄飞散到九天云外。我望着隐居在竹林里的众人，突然为他们还活着而感到狂喜。我感到世界忽然变得无比空旷，风吹竹叶的声音，我也听不到了。

如果当时我在洛阳，我也一定会被杀了。我甚至有种错觉，有一个在洛阳的我，已经被杀了。自此之后，我不是我，我是另一个阮籍。高平陵之变后，我心中只剩下恐惧和愤怒。愤怒又来自恐惧。因此，我只有恐惧。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司马家骗过了所有人。他们不但骗了曹爽兄弟、骗了皇室，还骗了协助他们政变的盟友蒋济和高柔。这两位元老忠心曹魏，一直以为曹爽欺压少主，于是才伙同司马懿发动兵变。但他俩万没想到司马家下手狠毒，竟然处死了曹爽兄弟并灭三族。曹爽死后，蒋济在隔年郁郁而终，高柔则远离时局，至死悔恨淌了司马这趟浑水。

洛阳城内幸免于难的官员，则迅速改弦更张，投身于司马家门下。不少原来曹爽的党人，如钟会、卫瓘、荀勖、裴秀、裴楷等，成为了新政局的支柱。原来游离于政局外的名士，比如我朋友山涛，也趁此机会入局。死亡名士的血还未凝固，司马门下已经一片天下归心的大好景象。

高平陵之变那年我刚好四十岁。四十岁我才真正见识到“乱世”是怎么回事——它终于要来临了。

有些东西，你未见识过，可能信心满满；当你见识过，反而疑虑丛生。圣人说四十不惑，我是四十大惑。

当年，曹魏年号从正始改为嘉平，以示动乱结束。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浸浸。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17

嘉平元年，司马氏招揽名士的举动从洛阳城内延伸至洛阳城外。我们一班在首阳山竹林隐居的士人，也在司马氏招揽的名单中。司马氏以这样的方式逼迫名士表态。我们也聚集起来商量对策。

山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经历最丰富的一位。他率先表态，举手赞成加入司马氏的队伍。他是在高平陵之变前一年离开的洛阳，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本来就与司马家相熟，于是这次招揽，对他来说等于是回归。山涛说，“高平陵之变已经过去，这件事到底是正义还是邪恶，并非我们可以说得清，暂且存而不论罢了。重要的是，目前国家危难之秋，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儒生读圣贤书所谓何事？不过为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现在正是大好机会。“他不但自己应召，还多次劝说我们其他人也应召出仕，为世道贡献力量。山涛大哥热切于功名，对为国为民也是身体力行，于是与司马氏合作，对他来说没有心理负担。毋宁说，他在竹林蛰伏，等的就是这一刻。

王戎，在我们之中年龄最小，当时才二十出头。他也选择了合作——其实他无所谓合作不合作。他出身国内最顶尖名门之一的琅琊王氏，其父王浑官至凉州刺史，雄踞一方。他年龄到了就听从家里安排，入朝为官。高平陵变或不变，对他没有影响。他说：“做官没什么不好。人长大了就做官。官不官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是什么都不干。“王戎说这是他的处世之道，祖述老庄，无为而治。这混小子后来还真是说到做到，仕不事事，最终竟混到三公的高位。他是我们之中活得最快乐的一位。

我的侄子阮咸也应了征辟令，任散骑常侍。那是个虚职，无需到岗上任，因此他应征以后还是流连竹林一带，饮酒弹琴。阮咸的音乐天赋很高，对音律的喜爱到达了接近痴迷的地步，善弹琵琶。他饮酒比我更凶，比我更荒唐。有次他在家饮酒，猪圈里的猪也被他引得齐来争食。他没有赶走猪，反而与群猪共饮，口中还念叨什么“众卿家饮“，令人可笑可气。我哥哥阮熙是个正经人，他儿子却十足十学似当年少年的我。我很惭愧。

嗜酒如命的刘伶终日醉醺醺，满口胡言乱语，似乎根本还不知道征辟令这回事。后来他就这样借醉将事情拖到不了了之。在他身上，我着实学了一招。几年后司马昭要与我结为儿女姻亲，我就使了这招，大醉数十日，拖了过去。

山涛、王戎、阮咸应了征。刘伶不选择。其余的几位，嵇康、吕安、向秀则是抱团拒绝。

嵇康系曹魏宗室驸马兼中散大夫官职，吕安亦是曹魏时封的官，这两位，都十分厌恶司马氏所作所为，于是断然拒绝，拒不合作。嵇康那时二十七八岁，醉心于养生求仙的学问，一副遗落世事的样子。但一说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又会恢复炸药一般的坚决。嵇康和吕安，都是外表柔软，内心坚硬的人。

向秀当时未有官职，他追随嵇康有一段时间了。嵇康的选择也就是他的选择。向秀对官职没有兴趣，他的志向是作一名隐士，最大的兴趣则是读书写书。他甚少宴游玩乐，酒也饮不多，人比较枯燥，嵇康和吕安常常笑他书呆子。

各人都做出了选择。而我，该如何选择呢？

18

我，选择了投降。

当面临这个抉择时，在我所有的感情中，恐惧支配了我。

我可以在蒋济处辞职，可以直接拒绝曹爽，但对于刚手沾三千名士鲜血未冷的司马家，我没有勇气说不。我少年时曾自诩天生真诚坦率，不隐藏心声。原来到了悬崖边，都是可以藏住的。

不知是幸或不幸，司马家对我特别关照。可能因为我当初拒绝曹爽征辟的无意之举让他们以为我是自己人，又可能我与司马兄弟在宴会年代的交情，各种原因，他们许我一出山就直接隶属司马懿，任其从事中郎的高职，负责军国文书的草拟。这份工作与我父亲当年是一样的。到头来，我以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山涛很为我高兴，与我约定在洛阳干一番事业。他安慰我，说这不是投降。而是士者弘毅，任重道远。

嵇康则对我的选择表示诧异，他说：“因为你，我开始怀疑自己。“他礼貌向我道贺，然后不回头走了。我很伤心。

我就这样背叛了自己。我成了胜利者的应声虫、屠杀者的跟尾狗。

我怕死，我母亲需要我照顾，我儿子还未完全长大，我不能让我儿子像我一样做孤儿。我得换一种面目活下去。

所谓乱世，终于降临到我身上了。它从书中复活过来，从人们的记忆中复活过来，像一阵大雷雨，降临到每个人头上。我之前以为，乱世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在自己手上。这已经很残酷了。而事实更残酷的是，命运不在你手上，你依然要做出选择。除非你死了，否则你就要一直在没得选择里面做选择。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讨厌自己。

我真的讨厌司马家吗？也许是。但我首先讨厌的是自己。

司马家的胜利，是虚伪的胜利。从对权力的无限渴望开始，形成野心，然后藏匿、隐瞒、欺骗、阴谋、表演、算计，最后举起屠刀，杀尽敌人。他们与曹爽兄弟的斗争，没有哪一方属于正义，只是斗谁比谁虚伪，更虚伪者胜出。与其说乱世中虚伪才能获胜，不如说，正是虚伪造成了乱世。

当虚伪发生在这个世上，犹如墨汁落入水中。首先是一个人虚伪，猜疑开始，然后传播，快速张开，于是万人猜疑，万人虚伪，互相监视，互相试探，互相恐惧，最后发展出暴力、战争，埋下仇恨，继续滋生，流毒后世。虚伪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面，正如墨汁融入到每一滴水中，清水变成浑水，治世变为乱世。乱世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斗争，乱世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所有人共同编织一张虚伪的大罗网，将人网住，自己也在网中痛苦挣扎。

虚伪让人痛苦，它一开始就让人痛苦。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崇尚真诚而苦于虚伪。正如小孩子说真话可能对他没什么好处，但说假话一定会心有不安。这是人的天性。

但人的历史往往呈现相反状态。比如过往一百年间，从东汉末起，党锢之祸，儒生遭难，而后蔡邕冤、孔融死、何晏诛，高平陵变三千名士尸首街巷，活下来的真诚士人命如粪土，为了活命和一群蟑螂蛤蟆相与为伍，对虚伪得胜者卑躬屈膝。呜呼，这是什么世界？真诚者卑贱，虚伪者尊贵。我说，这就是真诚输了一百年的世界，它还会再输两百年、五百年、一千年。

对，人的天性都是崇尚真诚的，没错。但真诚天生就容易败于虚伪。人为了胜利，也就投向了虚伪的一方。当虚伪者成为大多数，我们这种依然崇尚真诚天性的人，反倒像是病了。

19

天下最虚伪者，莫过于英雄。所谓英雄，就是立志远大，不惜一切，排除万难都要达到目的的人。而英雄的目的——无论他口中说什么，打出什么旗号——只有一个，就是执掌一切权力。在英雄眼里，除他本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工具。所以如果英雄在夺取权力的路上要杀人，他就杀人。但他不会说杀了人，他只会说清除了一个障碍。所谓英雄，就是虚伪到杀了人都不承认杀人的人。司马懿、司马师都是这种意义上的英雄。而英雄的理想——无论他口中说什么，打出什么旗号——只有一个，就是以万民奉他一身。

儒生恰好与英雄相反。儒生是天下间最信奉真诚的人。儒生信奉一套真诚的神话，那个神话从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开始，全人类顺从天性，正心诚意，然后明于德，谨于礼，最终开启大同世界，人人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儒生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万民奉万民。如果这个理想用图画表达，那就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英雄其实喜欢清静，以为世间有他一个人说话就够了。而儒生喜欢喧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吱吱喳喳，各自抒怀。

英雄要的胜利是一人胜利，而儒生要的胜利是万人胜利。所以为什么真诚天生容易败于虚伪？因为比起虚伪，真诚的胜利看起来平庸一万倍，难度却也要高一万倍。孟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说的就是儒生除了心怀忠恕，还要勇字当头。

我不够勇。这就是我和嵇康的分别：不在于年纪、经历、家世，而在勇气。他有，我不够。

在我准备离开竹林去往洛阳的那几天，我到处乱走，每次都会走到嵇康家边上。我不想他见到我。我在墙边听着他家传出的打铁声。嵇康喜欢打铁。我听到打铁的力度、节奏、以及气息，是嵇康没错。我听到他打铁声里面的愤怒、恐惧、不甘，还有寂寞。我知道那是他在锤炼自己的心。我就这样听了好几天。不见他，胜似见他。

20

我又回到了洛阳，在司马懿手下办事。

司马家靠虚伪得来的胜利，还需要以虚伪来维持。他们掌权之后打出恢复旧制、恢复礼教、以孝治天下的旗号，于是我不得不经常帮他们起草一堆砌满仁义道德的垃圾文章。我越多写下“礼教”二字，我就越觉得这二字陌生。再多看几遍，简直连字都不认得了。它完全可以替换成别的文字，比如“裤裆”，恢复裤裆，以裤裆治天下，其实并无区别。

我写下的文章让我恶心，又带着恶心写下文章。我身边的同事也在做同样恶心的工作。他们有规定的穿衣颜色，凡事讲制度、讲尊卑、讲纲纪，脸上的表情被训练过的奴颜婢膝，说起话来垃圾官腔，毫无内容，张口就喷出仁义道德好像排泄一样流畅，令人作呕。（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我也是其中一员。

“礼教”变成了我的工作。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礼教，但我见到这个名字已经烦闷。我不工作的时候不想再看见它。于是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反礼教。为其如此，我才能保持精神的平衡，否则我早已真正疯掉。

有一次司马氏主持宴会，宾客说及一件时闻，相当极端，说在圣人之乡齐鲁一带，竟有少年杀害了母亲。宾客讲述过后不忘吹捧司马氏恢复礼教的高瞻远瞩。我当时在现场，感到一阵恶心，于是冲口而出：“杀父还说得过去，何至于杀母？”宾客反问我：“杀父为何说得过去？阮籍你何出此等无君无父之言？”我说：“禽兽知母不知父。杀父之举，禽兽有之。杀母则是禽兽不如！”这才让我解释过去，免掉一些麻烦。

我饮酒也越来越凶，往往一日醉的时候比醒的时候更多。醉了起码可以得一觉好睡。我像少年时扯过何晏家歌姬大腿睡觉那样，扯过酒家女主人的大腿枕着睡。酒家主人知我心中苦闷，只由得我睡。

我醉的时候想笑，醒的时候就想哭。到真的忍不住要哭出来，我就自己一个驾车兜风，去到郊外，去到没有人的地方痛哭一场。有时本来好地地，看到或听到某个年轻人死于非命，我也忍不住哭。

洛阳城有人说，阮籍好像真的疯了。他们又将我的疯言疯语记录下来，好像准备哪天我死了好给我写祭文一样。

真人怕假人，假人怕疯人。如果受不住违背真诚的痛苦，又不能全心全意加入虚伪，最好还是有点疯好。

我的工作和生活是分裂的，我的内心和行为也是分裂的，按理我应该落魄潦倒，早早被逐出圈外才是。但现实喜欢开玩笑，现实是真正的幽默大师，我非但没有潦倒，身份地位反而愈来愈尊贵。

我四十岁出任司马懿府中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继承权力，我又任司马师从事中郎。到甘露元年，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继承，四十七岁的我又任司马昭从事中郎，并且受封关内侯。从四十岁到四十七岁，这七年间，我官运亨通，总被安排在权力者左右。我没有上过一次战场，却获得了当年南征北战的父亲都没得到的封侯。

这七年间，内外的动乱还是时有发生，而我一律采取沉默。淮南叛变，王凌、毌丘俭和文钦相继起兵反司马，我没有出一句声。夏侯玄、李丰、张辑密谋推翻司马师，我也没有出一句声。我就当自己是坟场上吹过的一阵风。

21

四十岁和四十七岁都是我人生的大关。这两关将我的人生分为三段。

四十岁前，我笃信礼教，做着圣人的白日梦，宴饮日复日，从洛阳到竹林，虽不显贵，但内心富有。四十岁屈从司马氏之后，我恶心礼教，惶恐疯癫，虽然身份显贵，但内心似是穷途末路。到四十七岁，我迎来人生中的大悲伤，同时也是我一生的大解放。

四十七岁，我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那时，我正与友人围棋。家仆传来母亲死讯，那一瞬间，时间停住了，我继续下棋。直到终局，时间才又开始流动，我听到家仆传来母亲死讯，一口血吐在棋盘上。那天起，我是彻头彻尾的孤儿了。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我得以放下所有俗务，回家治丧。哥哥也从任上赶回来了，他也在家，我的心才定了些。

居丧期间，哥哥见我形容憔悴，便劝我保重身体，不用死守礼教，照常饮酒食肉便是。我自然如此。家里来了许多吊丧的人，按照礼教，不论亲疏高下，我都要出来相见。但我当时身体虚弱，便只见我愿意见的，不愿意见的不见。有些我不见的人，出去以后竟说我位高矜骄，居丧无礼。直到后来我重孝完毕，还有人拿此事向我发难。有次宴会上，司隶校尉何曾公开说：“阮籍居丧期间饮酒食肉，没有陪在亡母身边，无礼之极。当今朝廷以孝治天下，阮籍这样不孝的人，应该逐出朝廷，发配边疆。”我当时还未从丧母中缓过来，思维不比从前敏捷，一时无言以对。在座宾客无人敢替我说话，最后还是司马昭帮我解了围。司马昭说：“阮籍已经憔悴到这个地步，足见他真心孝义。我们不能体谅他的哀伤就算了，还说这种话就过分了。”我当时一阵悲哀，何曾这种人，无论活到多长命，都不会明白“无礼”和“不孝”到底是两回事。

居丧期间最让我激动的一件事，是嵇康来看我了。

自从竹林一别，我们已经七年未见。那时一见，他比以前更清爽脱俗了。他还是在竹林时候那副土木形骸，像石头像树木一样天然，披头散发，不修边幅，闻起来好几天没洗澡了。我也没洗澡。我俩臭烘烘的聚在一起。

我连忙问他，这七年他都到哪里去了。他说自从众人在竹林散去，他一时寂寞，就上苏门山跟随仙人孙登修仙去了。一去三年。下山后适逢淮南毌丘俭、文钦起兵，他热血上涌，意欲抛开一切到淮南加入义军，推翻司马。他有想过在洛阳附近组织力量，与义军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光复曹魏。但他还未准备好，淮南那边已经被打败，宣告投降。他只好又回到竹林蛰伏。

听到他说反抗司马这一节，我替他涅了一把冷汗。我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司马家的权势之大、计谋之深，并非我们可以抗衡。嵇康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随孙登修仙三年，三年孙登没跟他说话，临走时才说了一句：“人的才华好比火，火要有柴才能持续发光，才华也需要顺应时势才能有益于世。嵇康你虽然有才华，但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如今世道，你当好好保全性命才是。”孙登的话和我不谋而合。

嵇康似乎也接受了这个判断：他推翻不了司马家的统治。于是他有了新的打算。他打算离开洛阳，回到他岳父的地头河东那边，彻底隐居起来。往后日子，他会在思想上继续抗争。“我们的战场不在一时一世，”他说，“而在永恒之中。”

七年未见，他来见我却又说要别离。我为之感到忧伤，同时又为他日后的安全感到宽慰。

22

我和嵇康饮着酒聊起竹林朋友们的近况。

山涛大哥任职吏部郎，负责选拔人才、招揽人才，他的做事风格还保留着名士传统。他不在衙门里坐等士人上门，而是走到各种聚会去结识贤才。旁人见山涛总不在衙门，以为他也是仕不事事那类人。他们不知道，山涛才是真正实干派。

王戎那小子才是真正不干事，而且越长大把钱看得越紧。他家路边的李子树结果了，他也要拿去卖换钱，平日里无事干便和夫人拿着象牙筹签计算自己的财产。

阮咸爱上了家中的一位婢女。婢女不愿纠缠，一走了之回了老家。阿咸竟然追到她的老家又将她请了回去。

嵇康说起，刘伶已经不在竹林了，不知他到了哪里去。向秀依旧是个书呆子，这些年他在为《庄子》作注，非常勤奋。吕安则结了婚，据说妻子很漂亮，生活美满。

我们也讲到这些年死去的人，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夏侯玄。

夏侯玄算是我们的老前辈，当初在何晏宴会上是一等一的人物，与何晏共同大倡玄风。之前曹爽伐蜀，夏侯玄随军前往，曹爽败回后，夏侯玄留在了前线收拾残局。他因此得以躲过高平陵事变。事变后，司马家将曹爽党羽从前线召回。夏侯玄的堂叔感到事情不妙，投奔蜀国避难，而夏侯玄则冒险回到洛阳。归来的夏侯玄没有立刻被杀，他处处谨慎小心，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但他的雄心壮志后来还是没有藏住，经由李丰、张辑的怂恿，他们组成团伙，意欲杀司马师而代之。不料计划被人泄露，司马师先下手抢先一步将他三人擒杀灭族。

司马师要杀夏侯玄的时候，司马昭曾哭求哥哥放夏侯玄一马。司马师忌惮夏侯玄威望过高，还是残忍杀害了他。

名士少有全者，世事令人咨嗟。我与嵇康检点少年时的熟人，离世的竟然比在世的还多。再看看我们两个还活着，只觉哭笑不得。

嵇康喟叹说：“大鸟飞九天之上，小鸟戏莲叶之间，两者有什么不同？”

我说：“以人观之，大小高低不同。以鸟观之，各安天性，没什么不同。”

嵇康又问：“山涛热忱，王戎爱财，阮咸痴情，他们又有什么不同？”

我说：“也不过各自发挥天性。“

“这就是礼教不可救药之处，”嵇康说，“它总是以圣人的面目出现，指挥人应该如何做。它是圣人的礼教，而不是人的礼教。它处处为人着想，又处处不信任人。也许何晏、夏侯玄他们是对的。圣人已死，圣人的礼教已死，六经都是垃圾，仁义沦为废话，当权者不过披着礼教的死尸继续扮演圣人。”

我大喝一口酒。

嵇康继续说道：“真正的礼教应该要相信人。真正的礼教不需要圣人，或者说人人都是圣人。我要越过圣人那堵墙，去到圣人还未出现之前的时空。那里有破解司马的武器。也是破解千万年黑暗的武器。”

不久之后，嵇康在河东正式呼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旗帜。我的心也为他翻动得汹涌澎湃。

23

守孝结束后，我重新回到朝堂。这次回归，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丧母之痛依然在心，但我已经不再畏惧死亡。我三岁丧父，四十七岁丧母，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接受这个事实后，我变得神清气爽，目空一切。

那时司马懿、司马师都死了，执掌大权的是司马昭。他正烦恼于淮南的又一次叛乱。这次叛乱领头的是他与我的共同朋友、在浮华案中同样受过罪的诸葛诞。司马昭准备亲自带兵镇压诸葛诞——恕我不奉陪。他见我新丧归来，也挺通气，给我派了一桩美差。他也得知仙人孙登在苏门山修行，于是派我上山造访，让我顺道散散心。我乐得领命。

平心而论，司马昭没有他父亲和哥哥那样歹毒。他哥哥司马师是能杀的尽量不放过，他司马昭则是能放过的尽量不杀。据说高平陵之变，他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要起事。高平陵事发后，他也曾多方奔走去尽量拯救朋友。他和我年纪只差一岁，我们身上有种次子之间的默契：敏感，谨慎，凡事不做过分。如果他不是司马家，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满朝名士则因司马昭没有其兄的狂躁暴虐，称赞他有“高世君子之风”。君子之风，哈哈，君你老母。

仙人孙登当时声名甚广。传说他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单衣。天气实在太冷，他就以一丈多长的头发包裹自身保暖。又传说他琴艺高超，可以用一把仅有一根弦的琴弹出仿佛十把琴合奏的乐曲。有人声称真实见过孙登，十多年前和十多年后见他都是同样的模样，历年不衰，宛若天人。

我那次去寻访孙登历经了一年有多。后来史官记载我这段经历，是这样写的：“阮籍在苏门山遇见孙登，向他请教天下大势以及养生导气之术，孙登皆不应。于是阮籍长啸一声，走了。当阮籍走到半山腰时，听到山上传来凤鸟鸣叫的声音，响彻山谷，才知是孙登在应和。”我每次看见这段记载都想发笑。

因为我事实上并没有去寻访孙登。我只是在山林中游玩了一年多。那段记载是我不得不回朝复命时，临时作出来对付史官的。

我去找孙登干什么？嵇康跟随孙登修道三年，孙登都没有理会他，我去找孙登又能有什么好处？和他对着山谷终日叫来叫去吗？如果嵇康都算不上修仙的料，我阮籍就更加算不上了。我可不想像嵇康一样，花了大把时间最后只得到孙登一句“保重身体”。即便找到孙登，他不与我说话还好，如果他真和我说话了，我还不得不和山下那群俗物解释一遍孙登说什么，白费力气，不如不去。

在我出走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司马昭成功镇压了诸葛诞，并且按以往惯例，斩杀了诸葛诞三族。诸葛诞这次动乱比之前的王凌、毌丘俭和文钦都更惨烈。诸葛诞军足足死守寿春城八个月之久，直至矢尽援绝，方才开城投降。士兵将官宁死不屈，临刑一刻还仰天大叫：“为诸葛公死，不恨。”

我一直关注着诸葛诞动乱的事。我担心我那位热血朋友嵇康会不会忽然出现在诸葛诞军中。幸好，他没有。

24

诸葛诞的满门忠烈又送司马昭上了一个权力台阶。司马昭正式出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曹魏皇室去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被司马家取代，那时连小孩子都知道，只是迟早的事。

司马昭加官进爵有盛大仪式，我也不得不出席。正是那时候，我才从山林中回归。

一年多的山林之游，洗尽了我身上的恐惧。我开始可以毫无偏见地看待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

看啊，在加冕仪式上，我在人群中看着司马昭一步一步走上庄严的殿堂。他站得那么高，那么孤独。我曾经多么怕他——他和他的父兄，反复无常，杀人如麻，灭人三族仿佛写篇公文一样轻松。而我那时已经不怕了。我就直直地以孤独的身份凝望孤独的他，我忽然发觉，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恐惧。发现这一点，让我心生勇气。

他身后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已经见证过多少个人上落进出。这世上存在过多少个宫殿，它们和苏门山的荒林野地又有什么区别呢？殿下满朝文武，山中花草树木；那繁华的仪式、浮夸的礼服，与苏门山上云卷云舒、霞光变幻，同时存在于这个世上。而人总是匆忙，看见这个，就不看那个。看金玉就觉富贵，看草木即悲短暂。其实金玉的光辉不属于金玉，草木的短暂也不属于草木，只是人太过匆忙，将一切简单看待。从生者这边看去，好像分分秒秒都要计较。而从死者这边看回来，最最要紧的事情也显得滑稽好笑。庄子说生人不如髑髅，大概就是这份心境吧。

从苏门山回来后，我决意真正不再隐藏自己的心声。我要从死亡那边倒回来过活，我要将所有心声倾吐以作遗书，就像苏门山的大雨滂沱。

25

《大人先生传》删节意译

大人先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活了多长年岁，曾经居住在天门山。他对天地开初、神农皇帝的事了如指掌，讲起古代圣王尧舜的事迹，也如在目前。大家都认为他是仙人。

大人先生生性自然平淡，平时爱好养性延寿。时局败坏之后，他孤身一人离群索居，不与世俗人交往。他居无定所，走路也从不过快，为了探寻大道，他从不停留于某时某地。

大人先生游历过很多世人尚未涉足的地方。他认为，天下之大，好似一幅帷幕，而区区中原，不过是帷幕上蚊虫大小的地方，却引得群雄你争我夺。于是大人先生再也不把中原放在心上，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四荒八极之地。他最终离开了苏门山，不知所踪。

大人先生与士君子

曾有人写信给大人先生，说：“天下最尊贵者，莫过于君子。君子服饰有度，言谈举止皆有规矩。站立时如磐石一样稳重，拱手时如抱鼓一样谦卑。一动一静合乎上古规范，一进一退契合音律节奏。君子内心怀有冰洁，战战兢兢，三省吾身，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他们默诵周公、孔子的训诫，追慕尧、舜的德行，全心全意修习礼法，又按照礼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手中掌握了权柄，他们依然遵循规章制度，经得起他人检验，也可以作后世的模范。

有如此德行节操，君子年少时即可称誉乡里，长大后闻名全国。向上，他可以争取三公的高位，在下，他也不放松造福一方的责任。于是他获得丰厚财富、尊贵地位和肥沃封地，并凭借自己媲美古代圣贤的德行，扬名后世。于公，他怀着敬意侍奉君主，管理百姓；于私，他经营家业，养妻育儿，享天伦之乐。君子还精通占卜，懂得趋利避害，以延续家业福祉。这就是君子高于常人的志向，也是千古不变的美好德行。

如今先生您披头散发混迹于茫茫人海，既疏远君子，又不学习君子的德行，终日处于困苦之地，没有出头之日，行事为人被当作笑话，不也是挺羞耻的吗？我为先生感到不值得啊！”

大人先生长叹一口气，望着云霞回复说：“你这样说实在太无理了。真正有德行的人，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逍遥世间，与大道一同成就自己，当中的变化聚散，就好似天上的云霞，哪里有既定的形状和规律？人的活动和思想被规限在天地之内，而天地实际的广阔与永恒，却远非人可以理解。虽然如此，我还是尝试给你说说吧。

原始开初之时，天有时在下，地有时在上，不断反复颠倒，未能固定，那时候并没有规定天一定要在上而地一定要在下。上天随着大地一同震动，于是高山塌陷，江河涌起，密云消散，雷电震天，四方上下各种方位都不确定，一片混沌。在这样的自然混沌里，哪里有礼法什么事？那时候，各种元气都在争取存活空间，万物忧虑死亡，肢体还未接受思维的指挥，身体就已化为泥土，生命的根茎悬浮在空中，枝叶散落。所有一切都还没找到可以依存的地方，君子的礼法制度、行为准则又从何而来呢？

况且你看看有人事后的历史，赵国将军李牧战功卓绝却惨遭身死，晋国大夫伯宗坚贞忠义却家破人亡，汲汲于追逐利益容易危及自身，妄图立下不世之功然后受爵封侯则祸患更大。你所谓的君子志向，荣华富贵，事君营家，延续福祉，都不过一厢情愿罢了。

你只想当然地看到君子实现志向的幸福生活，将君子吹捧到天上。你试试看那些躲藏在裤裆里的虱子。他们藏在破败的衣裤中，动辄不敢离开裤裆，饿了就咬人大腿，以为食物无穷无尽，只要依照这样的规则生活，就可以永远地安居乐业。你所说的君子和这些裤裆里的虱子有什么区别？等到世道一乱，战火蔓延，烧毁城郭，烧毁衣裤，那些虱子就活活被烧死在裤裆里，至死都离不开那个污秽不堪的裤裆！说什么君子趋利避害、逍遥世间，其实并不比虱子高明多少，难道你不感到悲哀吗？你看那阳乌大鸟飞翔于九天之上，鹪鹩小鸟嬉戏于蓬草之间，大和小本来就没有交集，你又何必拿你的君子小道来沾污我的耳朵呢？

况且近世以来，夏商交替，周汉相代，古都变成荒地，京城沦为废墟。有德之人未及回眸一顾，数个朝代已经兴衰消亡；功臣名将还未到达自己的封地，那片地方又转眼间被人争夺占领。你所说的爵位名位、封地领土，谁又保证长久呢？所以啊，有德之人安身立命而不拘泥某地，修心养性也没有特定规矩。他不会迷信人世的兴衰更替，也不会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时代。他以日升月落、阴阳交替为运转依据，依从阴，以柔弱处世，依从阳，以勇猛精进。他成就了自己的意志，也自然顺从了欲望，世间外物再也无法令他困厄。至于世人的讥笑，他又怎么会理会呢？

说回原始之时，万物一同求生，无论大小，都在努力发挥自己的本性，塑造自己的形状。万物负阴抱阳，以阴坚守元气，以阳发挥精神，还没有区分开利益与祸患，于是不追逐，也不逃避。万物各自分散留在原地，不会丢失；将它们收集聚拢一块，也不会显得过多；不虚不盈，非虚非盈。死亡了，并不觉得活得不够长；长寿的，也不以为来日苦短。无所谓福，无所谓祸，只是各自顺从天性活下来，不奢求满足，也不过分忧虑。处于生存优势者，不以智慧争胜，也不以力量压迫；处于劣势者，不会因为愚笨而灭亡，也不会因为压力而恐惧。没有君主统治，也没有官员管理，反而万事万物自然运作，各安本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世间像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但是后来啊，人们制造音律扰乱了自然声音，制造色彩变更了外物形状，又发明各种矫揉造作的表情，隐藏内心真实意图。他们放纵欲望，按照欲望行事，谋求更大的利益、更强的刺激、更高的享受，靠着各种虚伪的手段达到目的。他们盗窃、抢掠、欺压、阴谋，最后有的成了恶名昭著的盗贼匪类，有的则成了统治万民的君王官吏，两者其实质是一样的。君王为维持统治，开始制定各种礼法，束缚百姓，愚民辱民。于是处于优势的人仗着礼法明目张胆欺凌他人，处于劣势的人只好忍气吞声侍奉权贵。你们君子还以为那是太平盛世，为其上下有度、有规有矩而歌功颂德呢！

礼法确立以后，人们假借廉洁之名而行贪婪之实，内心险恶却满口仁义道德，直到犯下罪过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侥幸逃脱制裁又继续装出一副矜持模样。他们凭着这套技俩党同伐异，让社会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淖里。

那真正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呢？我告诉你，在那里，人们不崇尚尊贵，于是卑贱者心里没有怨恨不平；人们不崇尚富裕，所以贫困者没有为求致富而不择手段。人人满足日常生活之后不再有非分之想。在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没有任何现实利益，死亡和失败也不会滋长仇恨。没有古怪的音律，也没有过分张显的色彩，感官的欲望维持在朴素的阶段，不至于扰乱人的心神。这就是远古社会达到的最高境界。

如今你们君子崇尚贤良，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又展示各种才能，让人羡慕，争相效仿；争权夺势，叫人认清上下尊卑地位；然后大肆炫耀权威，仗势欺人。你们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天下所有人都认同这种风气，这就是世间上下相残的开端。你们耗尽那些本属于天下人的资源，以满足高位者的欲望，而非用于反馈百姓。你们害怕民众知道这样的真相，于是设立奖赏收买他们，或者订立罪名恐吓他们。当财物不足以支付奖赏，当罪名阻吓不住怀疑，亡国、杀君、崩溃也就随即而来。这不就是你们君子所作所为导致的吗？你们君子所谓的礼法，全都是世间残贼、危乱、死亡之术！而你还在说那是千古不变的美德，大错特错啊！

我现在飘摇在天地之外，与自然为友，早晨在温泉边食饭，傍晚在西海饮水，跟随大道周而复始。这样与万物交往，才算是“厚德载物”所说的宽厚啊。不懂得自然的人，不足以论道；连太阳都看不清的人，不足以感受光明。说的就是你呢。“

大人先生与隐士

大人先生驾着风经过宋国山野，有位隐士见到他很开心，以为志同道合，于是便上前说：“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和您倾诉我心中苦闷了！上古质朴淳厚的道已经消失了，那些细枝末节的学说纷纷兴起。世道黑暗，生灵涂炭，人们争夺不休，在惨痛的斗争中谋取利益，同时也泯灭了天性。我不忍看到这样，于是隐居于此，与树木山石为伴。我要与这黑暗的世道划清界线，彰显古代隐士流传下来的高洁。我要像禽鸟一样活着，像野兽一样死去。我隐藏了自己的身体和行踪，到死之后，我的气节将会像骨头一样留在世上，这才是复归大道的生存方式。我和先生志趣相投啊。”

大人先生于是勒住风的缰绳，踏着彩虹走到隐士身边，对他说：“真人追求大道根本，修炼到志气单纯专一，帮助万物生长存活。他置身于万物之中，不在最后，也不在最前，默默地为万物的自然发展打开通道。万物无需道德观念判断，只是长久地快乐生活，而真人并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我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修行，因此无需刻意躲避万物而独处。不要太在乎外物，悠闲自在也可以成就大道。在万物之中遨游腾跃，也足以升华自身的意志与情感。有道之人寓居天地间，没有必须听命的君主，没有必须成就的大业，没有是非的区别，没有善恶的差异，于是万物感知到他的宽宏恩泽，得以昌盛。

如果人以自我为中心，爱自己而厌恶他人，崇尚自我意志和气节而轻贱躯体，像禽兽一样活着，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凄凉啊，你的用心，为了虚名而轻贱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得道者往往悠闲自在，而你心中郁闷，形容憔悴，没什么好称道的。我走了。”大人先生随即乘风而去。那位隐士抬头仰望，忍不住垂泪哭泣。他穿着草木编成的衣服，俯伏在岩石之下，担心自己到不了夜晚就会死去。

大人先生与薪者

大人先生又乘风经过神宫，以泉水漱口，见到一名打柴人，便叹道：“你要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打柴人说：“我也说不定。圣人也不是命中注定要当圣人，有什么好叹息的？盛衰变化，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背负才能，等待时机，实现抱负，孙膑、范雎、百里奚、姜子牙都是否极泰来，先失而后得。秦王统一天下，扫平六国诸侯，宫殿千里，园林万顷，而转眼间灰飞烟灭。命运得穷困和显达谁能预知呢？况且修道之人，不为富贵，不为权位。显达不自矜，贫贱不自轻，失意不为辱，得意不为骄，保持平常心，无论生命是无尽漫长抑或只有一朝之短，都同样对待。一生得失，又何用多思量？”打柴人于是唱起歌来：“太阳落在不周山，月亮出于丹渊中。太阳隐蔽看不见，月光满天以为同。月光朗朗只瞬间，渐渐变暗又消逝。聚散离合如云雾，人事来去如飘风。富贵不过俯仰间，贫贱未必抱终身。得意都说天命生，失意赖与世道颓。春秋寒暑相交替，万物变化更推移。祸福未有命定数，归宿何用多担忧？”

大人先生听了这番话，笑说：“未及大道，但也不小了。”于是他也回应唱道：“天地分离六合开，星辰黯淡日月坠，我欲飞腾而向上，上下徘徊却为何？遗世独立驾云气，徜徉翱翔九天上。树立长星作旗帜，敲击雷霆为向导。中原世事不足顾，形体虚无自在浮。命日神以发光辉，召风神以缓和风，攀援扶桑之长枝，登临旋风之顶端。忽而潜落幽冥地，洗我躯体更光耀。遗弃衣物披云气，悄然飞腾起征程。阴阳更替四时奔，恐怕死亡忽然至。惊风电消虽云乐，终将登临天帝庭。天帝宴会乐声渺，五帝舞罢六神歌。歌舞洞彻我心神，超然茫茫不思返。大人宾客渐离席，独与天帝诉衷肠。天帝召唤幽宫女，体云气而服太清。和合欢乐授私情，红颜流光倾不尽。欢娱时光忽飞逝，风吹气解云雾散。天女踪迹无处寻，奔跑浓雾心彷徨。扬起清风觅归途，回旋云车返天野。召唤众神开前路，踏碎朝霞空寥廓。上天茫茫无都市，独立空中望无尽。停车坐看世间界，人世土地何憔悴。天上地下皆寂寞，我愿飞出九天外。“

大人先生披头散发，衣不蔽体，食灵芝鲜果，饮云雾彩霞，从太极的东方，到昆仑的西方，他历遍古今繁华帝京，怅然若失，感叹说：“唉！时势不如气数，气数不如天意，天意不如大道，大道不如神明。神，才是自然的根本啊。那些虚伪造作的礼法之徒自以为尊贵崇高，他们哪里知道世界的真意在于简单平淡呢？所以与世俗争夺尊贵，不是真正的尊贵。所以要离开你争我夺的俗世和人群，回到原始之时，从自然最初开始思考，大胆舒展自己的志气，不拘束奔放的情思，不压抑真淳的欲望。小事小节毁不了你，古代圣贤也不足多慕。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与神明同路，将整个宇宙当作自己的家，维持四荒八极不让它堕落回到混沌，找到可以依持的意义而永远活下去。这样才可谓富贵啊。所以不要去追求尧、舜的德行，不要追求汤、武的功绩，不要羡慕王倪、许由的虚名，也不要羡慕阳货、孔子的经历。世间的名利，哪里值得累及自身？你看那些王者霸者，侵略这个国家又霸占那个国家，人们不是死去就是藏起来，王者霸者连一个邻居朋友也没有了，岂不悲哉？打柴人，你的话悲观消极，你又要如何活下去呢？”

大人先生离去

大人先生于是离去了。他放达于天地间，跨越渺茫的荒野，漂流于泛滥的洪流，穿越重重深渊，最终登上青天，到达长生不老、没有变化聚散的境界。大人先生并不停息，他在动荡离散的元气中继续奔驰，一直走到太初元气中，并在无为天宫里休息。太初元气是怎样的呢？那里没有先也没有后，没有尽头，也没有起源，渺茫遥远，绵延不绝，这是重新回到大道存在的地方。登临万重天遍观自然，沐浴太初的和煦轻风，漂浮逍遥以原由，沿着大道走向无穷。在这无有之地安放自己的神明，永远飞翔于真淳的天空。

26

我将文章呈交了给司马昭。他问我苏门山见孙登有何所得，这就是我的所得。不但是我一时所得，也是一世所得。司马昭以礼教治天下，我将礼教贬斥得一文不值。司马昭为我从礼教维持者到礼教诋毁者的突然转变感到惊讶，但他也能理解这是我的真心所致。心声既诉，要毁要誉，要剐要杀，悉随尊便。我想嵇康会看到我的《大人先生传》，如果他看到，他会明白，虽然分隔千里，但我们心同此心。我将生死交了出去，命运却回到自己手上。

司马昭攻破诸葛诞之后，大局在握，他正忙碌于取代曹魏的下一步行动。我乐得逍遥自在。我又像回到了少年日子，比少年更富有，宴饮、学问、再宴饮，哪里有酒饮我就去哪里。

说来可笑，我父亲阮瑀其于乱世，随武帝曹操南征北战，劳苦一生，最终成就的官位与财富，比不上我这个没上过战场、悠哉游哉的儿子。我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我都比不上父亲。但有一点我可以无愧与他，就是我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变成孤儿。我的儿子名叫阮浑，“浑”就是酒水不清澈里面有杂质的样子。这世间没有毫无杂质的酒，我希望他可以及早明白这一点。我写成《大人先生传》的四十八岁时，他已经长大了，长到了出席各种宴会的年纪，我无用挂心。有人说见到我儿子，就像见到当年的我。他最好不像我。

宴会场上的嘉宾，老面孔逐渐少了，新面孔冒出。何晏、夏侯玄那些死鬼以前喜欢和年轻人游玩，我就没有那份气量了。我只是饮酒，想着一些事，渐渐地觉得，自己一个饮其实更好。那些死鬼们在虚空之地不知还会不会继续宴饮请谈？我这个当年的无名无赖，竟活下来成了年轻一辈仰望的人物，真是可笑。

我五十一岁时，司马昭取代曹魏基本准备妥当。就在大家都以为平稳过渡的关口，十九岁的曹魏皇帝曹髦却发起了绝地反击。他率领仅有的几十名侍卫，从皇宫出发，意图杀向大将军府直取司马昭，以光复曹魏。令人哀叹的是，曹髦率领的队伍还没走出宫城，他本人就被司马昭安插的奸细击毙了。

杀死曹髦的是太子舍人成济。据说成济在动手前还大喊一声：“报答大将军，就在此时。”他先为自己的弑君行为亮个名堂，然后一枪刺穿了曹髦的胸膛。可怜曹魏皇帝，未及弱冠，死无全尸。事后，司马昭为撇清关系，将成济一家全部灭族，然后恪尽人臣之道，为曹髦哭丧守孝。

曹髦在十五岁时被拥立为皇帝，德才兼备，志在中兴。在位数年间，他多次试图钳制司马氏势力，可是都一一失败。到最终，他选择了最激烈的方式抗争。虽然曹髦未能扭转局势，但他的勇武震慑了司马昭，让禅代这出丑戏延迟了几年上演。曹髦是曹魏最后的骨气。骨气尽，气数也就尽了。

曹家对我阮家有恩，我的一生某程度上充当了曹家由盛而衰的人证。我少年时曾幻想过辅助曹家成就太平盛世，只等曹丕或者曹叡向我抛出橄榄枝，我便可以勉力一试。那时候我以为我还有许多时间。谁知我这残躯还淹留世上之时，曹魏就已经经历了曹丕、曹叡、曹芳、曹髦四任皇帝。变化聚散无常，那些自以为能主宰世道的人，何尝不是世道的傀儡？如果我的心还放在变化聚散之上，我就又不免坠入到恐惧地狱中了。曹髦的死让我流下一些眼泪，流过，也就算了。

27

曹髦身死，我五十一岁，唯一让我挂念的就只有老朋友了。

原本远居河东的嵇康，那时又回到了洛阳。我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了他，我问他：“嵇康你这小子又回来干什么？”他反问我：“阮籍你这老小子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都笑了。

我说这次见他老了不少，他却说见我年轻了。他说：“大人先生传我看了。你比从前更年轻了。”我不否认。

我们又像以前那样聚了起来。有时是我和嵇康，有时叫上山涛，有时王戎、阮咸也来。向秀也来过，他住得远，不比我们在洛阳方便。还有其他人。更多是我和嵇康和山涛三个。

嵇康三十八岁，风华正茂之年。但可能我们朋友走了的太多，我看他时总觉得见一面少一面。

嵇康身上有官职，但是是个闲职。他通常在洛阳太学活动，终日抄写经文，偶尔看到有值得一搏的文章，他也会抽起笔和那些礼教卫道士干一仗。他依然刚猛善辩，战意则比从前更加旺盛。

其时御用文人张藐有篇雄文叫做《自然好学论》。顾名思义，张藐鼓吹人天生就好学，学习礼教、学习六经乃系人的自然本能。嵇康回击了一篇《难自然好学论》，直斥张藐的文章是胡说八道。

嵇康说，人天生并不好学。人天生好逸恶劳，饿了就吃，吃了就睡，睡够就玩。上古世界，人人按此本性生活，一片太平，无需仁义，无需礼教。只不过后来太平不再，纯真毁灭，思想出现差异，于是仁义礼教才被确立起来以抑制人的欲望，保障社会秩序。于是仁义礼教才成为显学。人们学习仁义礼教，主要原因是想通过学习获得功名富贵，所以才违背本性去学习。当学习成为习俗，习俗又生出爱好，学习才会变得看起来像出于自然。但事实好学恰恰是违背自然。况且，先撇开学习的功利方面不说，仁义礼教的目的在于抑制欲望、纠正不良品质，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并不会帮助人恢复到原初本性。所以，单纯学习仁义礼教等于蒙蔽了人复归本性的大道。现在人都说，不学习如漫漫长夜，学习像是见到太阳。但在我嵇康眼里，学堂就是停尸间，读经是鬼话，经书是垃圾，仁义是腐臭。人如果还想复归自然本性，首先就应该将仁义礼教统统抛弃。

嵇康的文章让我心惊肉跳。他把“越名教而任自然”推向了一种崩裂的地步。我说：“嵇康，你是炸药。”嵇康说：“是炸药总要炸。”他也把生死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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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名教而任自然，我们都把精力更多放在“越名教”上面。说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口中那个上古自然太平世道是否真实存在过，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再临，不要紧，我们只是希望更多人打开想象力，去设想一下，名教之外还有广阔世界，虚伪不是唯一选择。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明白到仁义礼教不自然，它们都是虚伪的产物。天地万物，只有人可以虚伪。所以只有人有乱世。天地不能虚伪，所以天地不乱。草木山石不能虚伪，飞禽走兽不能虚伪，所以都不会乱。唯有人，不仅可以虚伪，还将虚伪发展到无以复加、冠冕堂皇的地步。唯有人。

越名教而任自然，有人凭此口号断定我们反礼教、反儒学、反圣人。其实，我们一直反对的只是虚伪而已。

复归自然的理想像黑夜一样笼罩着嵇康和我。但我们并不惧怕，因为我们是盲人。这路上，他说他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什么，于是便真的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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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游与观察，老大哥山涛做出一个鲁莽的行动。他竟然向嵇康发出了征辟邀请。

那时山涛即将升任为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原来的吏部郎职位空缺出来，于是他邀请嵇康出任。他本来出自一番好意，却好心做坏事，无意间将嵇康逼上了绝路。嵇康不但义正词严拒绝了山涛的邀请，还直接和山涛公开绝交了。

当时是，名士接到出仕邀请其实稀疏平常。名士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比较随意。只要维护好体面礼数，朝廷不会乱来。但嵇康毕竟不是普通名士。他的敏感，他的刚直，是奔腾在体内的两条河流。他以绝交这种闻所未闻的方式拒绝了入仕邀请。

这次绝交震惊朝野，连司马昭和一众幕僚都感到意外。嵇康的过激行为引起司马昭的疑心。司马昭本想温和压下此事，另觅机会再招揽嵇康，但他身边的钟会却说：“嵇康啊，是卧龙，危险人物，明公小心为上。”这让司马昭起了杀心。

山涛对嵇康的绝交也始料未及，他那时感到后悔了。他不是后悔嵇康与他绝交，而是后悔将嵇康置入危险境地。山涛明白，嵇康绝交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的司马氏，以及即将到来的司马新朝。加上之前曹髦奋死，司马氏草木皆兵，一些微弱的声音都会被歪曲放大万倍。

山涛和我觉得事态危急，便马上找到嵇康，劝他赶紧离开洛阳。嵇康反而淡定说：“一篇文章就能让司马昭杀我？那你们也太小看司马昭的气量了吧？”我们急坏了，只想将他绑上车，将他运回河东去。但嵇康就是不走。他反倒劝我们快点离开。他说他这堆炸药终究是炸了，炸完之后会变毒药，毒害身边人。

我说：“嵇康，走吧。我们一起走吧。不回河东，我们回到竹林去。山涛也来。我们叫上吕安、向秀、阮咸他们都来。走吧，嵇康。”

“竹林啊，”他喟叹一声，然后反问我，“如果竹林好，那时你们又为什么走呢？”他说：“阮籍，别劝我了。再劝我就和你绝交。哈哈。”

他的心意已决。我看他依然笑着，但很累，不想再动，也不想再说话了。

临走前，他最后跟我们说：“我女儿十三岁，我儿子九岁。如果我出事，就拜托你们了。“

我不禁垂泪。我想起我的父亲，他也曾这样托付过朋友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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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嵇康卷入“吕安不孝案“，被抓捕入狱，判处死刑，罪名是不孝。

以不孝杀人，以不孝杀至孝，荒天下大谬！欲哭无泪。

嵇康就死那天，三千太学生请愿释放嵇康，义愤炸胸，悲号震天。无果。

嵇康留恋地凝望阳光下自己的影子，然后弹奏一曲广陵散，其人其曲，从此绝世。

嵇康死前留下一封长长的诫子书。他告诫儿子，做人首先要立志高远，然后行事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切勿走上他父亲那条旧路。

在监狱里那段日子，嵇康念叨得最多得话是：“我一生真诚，为何如此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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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死后，他当年的追随者向秀也来到洛阳应征入仕了。

向秀说，他这次上洛阳，特意绕道去看了当年那片竹林。嵇康的旧居一直还有人打理，没有荒废。

我也重拾向来的乐趣，空闲时自个驾车出游，四处兜风。我并没有目的地，但每次上了路，总想回到那片竹林看看。首阳山竹林离洛阳城八十余里，半日可到，但我再也找不到了。洛阳城外的路我已生疏，很多从前的路不是堵死了就是多出许多分岔，往往在城外兜兜转转，徒劳又一日。

我儿子阮浑对我说：“你这人放纵不羁，说走就走，我也要学你这样。“我说：”你爷爷和你伯父都是正经人，阮家就我和你堂兄阿咸不正经。已经够多了，你别来加入了。“阮浑说：“好吧，那我去假正经。”

找不到竹林我也不遗憾，兜风自有兜风的乐趣。有时在山野中，我会见到失群的鹿，或孤飞的鸟。鹿和鸟据说是这样：如果自幼驯养它们会接受管束，而长大后再驯化，则会狂蹦乱跳，挣断枷锁。我会对鹿和鸟说：“喂，嵇康。”它们仿佛回应：“喂，阮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