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丰骨匕记事刻辞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字真正诞生的创作者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仓颉说，有史皇说，有沮诵说等。而距今天4600年前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说，逐渐成为主流说法：《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纬书《春秋元命苞》说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章太炎在《小学略说》认为：“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专，各地各造，仓颉采而为之总裁。后之史籀、李斯，亦汇集各处之字，成其《史篇》、《仓颉篇》。秦以后字书亦然，非仓颉、史籀、李斯之外，别无造字之人也。”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拓片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体系。金文实在甲骨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篆有金文(或称“钟鼎文”)、籀文之别。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文字，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石鼓文（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

  大篆由甲骨文演化而来，明显留有古代象形文字的痕迹。张怀瓘《六体书论》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广乎古文，法于鸟迹，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铦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为其嗣。”早期篆书的象形性比较明显，蔡邕《篆势》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妙巧入神。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撇，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欲纵云。”唐张怀瓘《书断》云：“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石鼓文（先锋本）（北宋拓） 各纵18.0厘米 横10.4厘米，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石鼓文之前的《毛公鼎》金文艺术成就很高，年代是周宣王时铸成，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石鼓文（中权本）（北宋拓） 各纵28.0厘米 横14.5厘米，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石鼓文》的年代可谓言人人殊。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韦应物，韩愈《石鼓歌》)。宋人认为是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欧阳修《石鼓跋尾》，宋人郑樵《通志略》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郭沫若认为《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我认为，《石鼓文》年代大体上属于春秋还是战国——春秋末期秦襄公时期，孔子前50年左右。

石鼓－吾车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唐初被发现，原有700多字，历史岁月浸染剥蚀，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

石鼓文（后劲本）（北宋拓） 各纵23.0厘米 横14.3厘米，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从美学角度看，《石鼓文》文字体宽舒古朴，具有流畅宏伟的美。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在点画用笔上已形成典型的"圆笔"风格篆法，结体取势上"上紧下松"，章法布局上"均衡规整。一般认为，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法家视为习大篆的重要范本。古人认为"篆尚婉而通"，篆书特有的美，正在于它笔划的婉转曲折。布白圆匀，宽舒飞动，具有一种图案花纹似的装饰美。苏轼《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

总其特征，大致有以下数点。其一，石鼓文字的结构横平竖直，基本整齐，结构舒和匀整。金文时期一方面由于字体未规范统一，文字的结构具有较大程度的象形成分，具有一定的“图画性”，另一方面金文或铸或凿于钟鼎等器物表面，甚至制作在器物的内壁，由于器物圆弧且不规整，其铭文为适合于存在的载体而具有依形而变化的随意和自然。《虢季子白盘》为金文中之秀美端正者，但与石鼓文相比，仍明显地表现出自由活泼，石鼓文由于石面相对平整，可以精心安排求整齐，所以韩昌黎在《石鼓歌》中说是“安置妥帖平不颇”。若以石鼓文与后一个参照作品《泰山刻石》相比较，那么其严整划一之美又远逊于后者，《泰山刻石》的结字体势相同，大小均等，是极尽修饰之美，石鼓文尽管比金文规整，但仍不乏斜正错落、参差变化，如石鼓文开端几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好，马既。”“”字之大与“车”、“同”之小，“马”、“既”线条圆转横斜与“工”、“车”等字之平直端正相比之下，反差就较大，整齐之中有着一定节度的变化在其中。如果说金文中反映着古拙自然的质朴之美，秦石刻小篆反映着整齐修饰的妍美，那么石鼓文是介乎其间，质妍参半。陆维钊先生说：

（石鼓文）与《宗妇鼎》、《秦公》颇相近，圆转停匀，钟鼎文与秦刻石之中间过渡物也……其书体已由参差俯仰而趋于工整，无钟鼎文之奇伟逸宕，也未至秦刻石之拘谨。

石鼓文与《泰山刻石》同属勒石铭功的“庙堂文字”，所以都是较为庄重的篆中之“楷”，这也是这两件篆书名迹一直被奉为入手学篆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就其艺术品位来说，祝嘉先生在《书学史》中有一段话评论甚为确当：

石鼓文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以愚见书体已渐趋于工整，不若周钟鼎文宕逸，气韵亦不及钟鼎文之雄伟。然李斯虽称为小篆之祖，亦难望其项背，主石刻之盟坛者，舍此而谁。

侯镜昶先生在《书学论集》中对石鼓文的评论也很客观：

从书艺的发展观点来看，石鼓文属于大篆末流。一种书体的创始时期，书风天趣横生；至其末流，则人工已极，书体亦随之衰落。用笔圆转的大篆，发展到石鼓文，排列整齐，天趣大减，成为当时的馆阁书。所以李瑞清认为石鼓文中无法求笔态神韵。但是从学习篆书的角度来看，临摹石鼓文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石鼓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展示了书法艺术中石刻样式的线条之美。传世的书法作品，就线条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性线条，包括古今墨迹及忠实于墨迹的石刻法帖，其线条直接体现出毛笔工具使用中的丰富变化，是后人研究师法古人笔法的主要对象。历代书家都很重视直接学习古人墨迹的重要性，如范成大《吴船录》中说：

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

但由于古人墨迹年代久远，很难流传下来，多以刻铸于金石之上的文字而传世，直到近百年间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墨迹出土，今人才有幸得见汉人以前墨迹，使古人作书的用笔之法昭然于世。第二类作品是与书写性相对的金石意味的线条，这类作品由于书写后经刻石或铸金（或有不书写而直接刻凿于金石者）的“二度创作”，毛笔书写的意味淡化、减弱或消失。由于刻石铸金等制作手段而致成的线条效果，再增添金石风化的漫漶锈蚀使字口模糊斑驳，又经过椎拓成帖的再度反转变化等综合因素，形成了金石线条的特殊之美，石鼓文的线条明显属于这后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