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贝姬·阿尔伯特利（Becky Albertalli）在2015年出版自己的第一部青少年小说《西蒙和他的出柜日记》（Simon vs. the Homo Sapiens Agenda》时，她从未想过会引起争议。
毕竟贝姬做过多年的临床心理学家，专门跟性别错乱的儿童以及LGBTQ（注：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与疑性恋的首字母缩写）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打交道。
然而，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却让一些读者感到被冒犯了：未出柜的同性恋主人公西蒙打趣说，女孩出柜要比男孩容易，因为女同性恋让人觉得很诱惑。贝姬本来对这一段未作多想，因为西蒙这个角色显然不谙世故，偶尔说出的蠢话当不了真的。
但在线下的签售和线上的评论中，都有人向贝姬抱怨这件事，称书中“对女性疑性恋的盲目迷恋”是“冒犯人的”。
为特定群体写的书反而遭到他们的嫌弃，对此贝姬感到崩溃。所以在开始创作第二部小说《暗恋的好处》（The Upside of Unrequited）时，她决心不能重蹈覆辙。
于是在手稿付梓之前，她联系了一组所谓的“敏感性读者”。
敏感性读者：作者无心之失的一道防线
这是图书出版生态系统的新鲜事物，他们既是事实检查员，也是文化使者。专门负责找出手稿中的对某一群体存在冒犯、不准确或不恰当的描述。这个新专家队伍的目标是：指出作者在“自身经验之外”进行创作时，可能出现的“内在偏见和负面语言”。
作家爱尔兰在去年4月建立了一个公共数据库，让自由敏感性读者可以在其中列出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专业知识”。
这些特殊知识一般根植于读者的身份，比如：“女性疑性恋”、“双性恋混血儿”、“东亚人”、“穆斯林”；以及个人的特殊经历，比如：精神病史、遭到虐待和忽视、贫困、残疾或慢性痛症。
小说作者对多样性的追求正在重塑出版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敏感性读者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市场激励正在推动这些能够反映人类经验多样性的故事。现在的美国，特别是年轻人的美国，其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当作者试图在小说中反映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需要超越自身掌握的知识。
在这种讲究代表性的文化氛围之下，作者都很害怕遭遇评论反弹，尤其是社交媒体让图书的销量和声誉更容易受到批评声音的影响。这就是敏感性读者的用武之地，对作者在自身经验之外的无心之失构筑另一道防线。
敏感性审读的进行
贝姬在把她的第二部小说交给这样一群读者审读后，共被挑出12个敏感点，涉及了LGBTQ、黑人、韩裔美国人、焦虑症、肥胖症和犹太人。
比如小说中一位角色的哥哥是黑人大学的学生。贝姬基于自己在康涅狄格州上学的经验，把他描述成了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兄弟会男孩。但两位黑人女性读者在读到这里时不约而同地掏出了红笔，她们没有互相商量，却异口同声：“不对，根本没有这种事。”
历史上，黑人大学的兄弟会有很大的不同，其成员更像是超级明星运动员，而不是那种喜欢倒立着喝酒的家伙。
贝姬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所以，没错，我肯定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角色。”于是她在自己的手稿中删掉了“兄弟会男孩”这一段。
这只是很简单的修正。但是敏感性审读常常会引出更微妙的问题，比如说作品的框架。
作家妮可·斯通（Nic Stone）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躁狂抑郁症女孩的小说，她自己也在为其余作家的小说担任种族问题的敏感性读者。斯通发现，敏感性读者让自己小说的视野发生了彻底改变。为了达到去污名化的效果，她在写作时一直尽可能多地对躁狂抑郁症的临床表现进行描述。
但结果就是……这本书写的更多的是这种疾病，而不是患病的女孩了。
如果只是简单的修正倒还好说，但像是这样的框架性问题，到最后改起来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作者和出版商会选择在不同的写作和编辑阶段把手稿拿给敏感性读者审读。在早期阶段，作者可能寻求的是读者对其宽泛概念的反馈意见；随着写作进行下去，特定的语句或细节将会得到审查。
但审读的时机依然很难捉摸。
太晚提交手稿的话，会导致书写完了才发现，自己的整个概念存在问题。但如果太早接受审读，那自己的书可能就有充斥他人意见的风险。
敏感性读者是防止犯错的保证吗？
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审稿人是一个个个体，他们无法为作者全面总结群体认同的意义。而且，敏感性审读可能让大多数作者生出一种想法：“我写了一本书，你来修正它”。事实上，这对读者来说可能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另外不得不承认，敏感性读者有时候会把作者置于一种艰难的境地。毕竟，如果让这些专家去审查那些偶尔出现粗暴和过时言论的经典作品，我们还会看到《白鲸》（Moby Dick》或《洛丽塔》（Lolita）吗？
很多小说叙事写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叙述者本身的身份定义的。
举例来说，在《波特诺伊的抱怨》中，作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本意就是想通过主人公物化女性来让读者感到不舒服。如果主人公没有厌女症，不物化女性，那么这部小说是没法成立的。
就好像如果《洛丽塔》这本书的叙述者换成洛丽塔自己，那么“让儿童权利保护组织、儿童性虐待受害者或者心理学家来审读手稿并给出意见，那可能是有用的”。但由于叙述者本人是恋童癖，那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一些敏感性读者开始对令人不快的描述进行区分，有的是出于书中的角色，有的则是出于作者自己。那些来自作者本人的刺耳话才是有问题的。
会有束缚作者的风险吗？
删掉敏感描述在大多数文学作品身上具有积极价值，但同时，也需要付出其他价值的代价，比如——创造性、幽默或者让人震惊的效果。而且文化敏感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未来的读者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即使敏感性读者自己也承认，把这种做法用到极致会有束缚作者的风险：
“这里面当然存在风险。”专注于精神疾病的敏感性读者罗德里克说，“艺术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如果你加以约束，那么它就会变得矫揉造作。”“如果作者害怕冒犯一个多样化群体的成员，害怕应对由此引起的愤怒。”她说，“那么他们肯定会回避创作多样化的角色。”
然而，现实仍然是，青少年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身体健全的异性恋，更不用说他们还有颜又有钱。敏感性审读带来的束缚似乎并不大。虽然来自各种背景的作者都会求助敏感性读者，但大家形成的刻板印象仍然是：白人作者在隐形少数群体读者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支持敏感性审读的人同样热切支持发出“自己声音”的作品。
斯通解释说，敏感性审读背后的想法并非禁锢小说作者，而是理清代表他人的过程。
一本“真实的”书，跟一本（政治）正确的书不是一回事。
在她看来，敏感性审读的目标跟优秀艺术作品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应该不负责地传达对于一些特定群体的成见，而要创造一种分层的真实肖像，无论它是否存在一些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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