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断想（续）
一朵花、一只蝎子，在自然庞大的舞台上，它就是一朵花、一只蝎子，在它注定的位置上扮演着它正在扮演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在自然的因果律的支配下，存在或者消失。它独立于主体之外，无所谓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
当它走进文化的舞台，走进小说或散文的天地里，它就由原来的相对独立的物本身演变为必须的不可或缺的为某种形式服务的属性，虽然还相对地保持着它作为物的本始属性。它的自由受到限定，它成了主观的材料，但并没有人格化，或者说没有深刻的人格化。
但当它进一步走进诗歌，走进一般意义上的“古典主义”的诗歌领域时，我们发现它作为形象的东西开始升级，它的意义的张力开始扩大，它的作为物的本始属性逐步退化。它成了某种有意识的结构中的饱含激情的构成者，一种总体生命中的有机组成。我们从它身上开始看到生命（有灵魂的生命）的影子，但它还没有完全的人格化。
最后，当它更深层次地迈进，完全从自身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经过取舍、提炼、摆脱范畴的苑囿，直到拥有自己的呼吸和意识，就是说拥有自己的生命。至此，形象升华为意象，诗人已完全将自己——作为诗人的自己——注入对象，使对象完全的人格化，这是审美的最高意义上的完成。
（但必须申明的是，这种完成是禀赋和修炼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自觉，是水到渠成，而不是有意识的造作），届时，一朵花、一只蝎子，再也不是它自身，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拧出生命的汁液，就像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作为人的诗人和作为诗人的人与对象完全融一了。
从这个意义讲，诗人必须首先是“诗人”，即人格的诗意化，在诗人作为“诗人”的世界里，是没有物我两分的界限的。王国维将诗（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但就我看来，从根本上讲都是“有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作为“诗人”的诗人迷失于对象中，就象庄周梦碟；“无我之境”是作为“诗人”的诗人蹲居在现象之外，静观恰如同类的“灵魂”在自己身边舞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34—35）中有几处生动的描述，可以用来为以上的赘言作个总结：“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看到自己被形象围绕着，它们在他面前生活和行动，他洞察它们的至深本质，这是再确实不过的了。”“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借喻不是修辞手段，而是取代某一观念真实浮现在他面前的形象。”“谁只要有本事持续地观看一种生动的游戏，时常在幽灵们的围绕下生活，谁就是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