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钦
作者简介
作者杨国强，1948年生于浙江，1953年迁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8年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本书简介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
立德者未必能够立功，立功者未必能够立言，体现一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者，同时是一代儒学知识分子中的富于思想者，曾国藩因之成为晚清思想史上留下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作为一个有信念的道德主义者，曾国藩并不喜欢机权，作为经世事业的惨淡经营者，他又不得不在道德所不能达的地方出入于世间的机权，两者的背反，显示了一种人格的两栖。
经世之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通向变易观念的部分，经世人物是传统社会里最切近时务而能亲知现实者。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但始终未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
他之前有曾国藩，一生融汇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
他之后有张之洞，则善用智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
用中体西用之说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感染了更多留心世务关注国运的人们。
与他们相比，李鸿章显然略输文采。
于是他的洋务议论便只能赤裸裸地以利害来动人心了。
然而，与同一个时代里庙堂内外的大人先生相比，李鸿章自有另一类声望，这种声望并不来自于清议的推崇，而是来在力负“防海交邻”的重任。
血性和强毅，使李鸿章在身后获得了“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的追思，但在生前却常使他孤独地直面困窘，为天下承当难事。
推荐理由
之所以推荐此书，是因为在今天改革的紧要关头，读此书似可作为镜鉴。
曾国藩和李鸿章，不妨可以作为两面镜子，照射出在改革浪潮中不同的人和做法来。
若改革只见事功不问义理，则事功多数恐怕亦难有所成；若只问义理不论事功，则又失之迂腐，不免流于纸上谈兵。
愿居庙堂之改革者，多以曾国藩为效表，既守义理，亦求事功。若不可兼得，则宁可在义理与事功之间徊偟，也不去做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理解，我们看一本书，学一本书，当在理而不在事。
即便学事，亦当由事悟理，不可沉浸于事（例）中而不自知，不自拔。
要更多看到超越这些之外的，更重要的东西。
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许多事情都被人津津乐道，但《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却帮助我们看到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超越事而见理的一面。
姑举数例：
1、每个人身上都有矛盾的一面，矛盾本身不是坏事，反而是推进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关键是如何把握其度。
曾国藩比言势者更深地攀结于传统，又比言理者更多地见到过西方事物。
于是而有“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之说，这就是将对立的矛盾有机统一到自身之上。
正如一个人身上总有着对立统一的矛盾性格一样，在农民身上，也存在着传统与反传统的两面，或者不仅是农民，任何沉浸于传统之中的人莫不如此，试图影响环境的同时，又在被环境影响着，而后者往往更为显著。
真正的智者应能跳出环境，把握并且引导大势，这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和牺牲。
2、义理与事功之间，也有矛盾。迂腐之士重义理而轻事功，遂沦为空谈误国之徒。
曾国藩不漠视事功，但其指归却不仅仅在于事功。
与同时代的经世论者相比，他多以经济称政事，而以经世名礼学，以表述两者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曾国藩教育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但曾国藩不是一个愚鲁之人。
他久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国藩未必会自居于此，然而在“百废莫举，千疮并溃”之世，因人成事却不能不以此驭人。
但重视事功，绝不是说可以摒弃义理。
李鸿章一生所短，也便在义理上。李鸿章一生心仪曾国藩，但与曾国藩相比，他又明显地缺乏一种导师气象。
曾国藩生当乱世，然而他关注风气，更用心于化人。
这种见识，表现了一个以事功得名为的人思虑不为事功所囿的深度和广度。
由此产生的道德感召力，使他周围能够汇聚起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群体。
他曾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在一个世变日亟的时代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比别人更迂远，也更清醒。
李鸿章很少能体会到这些乐趣，当内忧外患迫来之时，有些东西会被放大，有些会被缩小，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人很难越过直面相对的时务去思考不可指述的世风人心。
所以，他重做事过于重为人。
淮军创立之初，他的将帅幕僚即多半以了事为才干，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他们中未必没有明干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来的人则并不多。
后人说，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
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李鸿章的很多幕僚因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能够办事而受到过后人称赞，但由于他们缺乏一种以道德立身的境界，所以，细细看去，其面目总时人感到不干不净。
后来的历史学家常把初期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营私看作是从封建制度里移过来的东西，其实，在二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污吏也是道德批判的对象。
这类人的毛病并不是出在新与旧之间，而是出在义与利之间。
李鸿章以利禄为驱人之具，但当别人学会同一种方法之后，他也成了被驱策者。
回到今天的视角，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若只言义理、空谈法治，则改革势必遇到巨大的困难，改革难以避免要对教条的、僵化的法律条文有所突破，但在这些法律条文之上，有不成文的义理，有内心的道德准则，有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却是改革中人不能不重视遵循的，
3、人生有偶然，有必然，有天命，有人力，在此二者之间当何以自处？书中说道：“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
言不尽意，书中对于曾李二人，还有许多精妙的论述，由于主题不宜过散，在此不一一赘述，有兴趣者，不妨去找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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