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往往把科举制度与僵化、八股、落后等联系在一起，认为科举制度是导致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或许如此，但对于宋代而言，科举制绝对是一个进步的制度。科举制，推动了赵宋文人的发展，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一）宋代科举制度完善，公正性强
唐代政治是变相的贵族政治，其得以维持的前提就是，门阀世族利用科举制度的漏洞操纵取士从而控制了政治，堵塞了出身寒门的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发生的“白马之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底层精英（寒门士子）和门阀世族矛盾的集中爆发；而且我们知道，黄巢也是一个落第秀才。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举制度之弊，所以他对科举制的改革首先强化取士的公正性，严厉打击、排斥权贵世家对取士的干扰。宋代废除了唐代的“公荐”、“公卷”，实行“糊名（封弥）”“誊录”制度。在考试层次上，宋太祖在州府的发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之后，又加上了殿试，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权贵子弟请托之弊：
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一》）
若有权贵子弟登第，则还需进行复考。宋代进士登科后即释褐入仕，不必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也是排除门阀世家干扰的措施。唐代的韩愈在登科后，三试于吏部都未被录取，在京城漂泊了十年，有人等待时间更长。而宋代登科即释褐，就是脱离平民身份，而不久就直接授官职。
（二）宋代取士人数多，文人集团壮大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改革是大大提高了科举取士的数量，使得士大夫群体成规模。宋太祖提出了重用文臣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落实这一政策，因为他的时代还是以统一战争为主要任务，又因国家财力不足，尚需压缩人力。所以取士不多。从数量上看，以进士科为例，太祖在位期间共15榜进士，取士187人，按每榜平均数计，还不如唐朝每榜取士（20人）多。
这个数字在太宗时代急剧扩大，太宗一朝共取进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多的一次是淳化三年榜，正奏名进士达353人。宋太宗述其思路：
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一》）
宋代大规模取士之风由此开启，终宋之世取士总量与前后各朝录取人数相比：
两宋共举行了118榜常科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总人数达十多万人，是唐、五代10，188名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明代24，624人的近4倍、清代26，849人的近3.8倍。
可见两宋科举取人之盛，这就壮大了文人集团的力量。
（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真正说的是宋代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对象，面向的群众广泛，应试者不限门第、不论财产、不问学历，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还俗之徒、不孝不悌和高祖以下犯有死罪的子弟均有资格应试。取士数量多，则宋代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非常宽泛、畅通。凡有志之士，多数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社会上层。而宋代又特别注意程序公平，并以恩科、特赐第等手段补偿科举失败者，消融其不满情绪，故科举制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好作用。
在宋代规范的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基本上成为了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唯一通道。利出一孔，因此士人社会地位、声望日隆，科举出身成为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资质。“特赐第”代替了过去的爵位，成为皇帝表彰各方面优秀人才的手段。
科举制的完善还使得社会精英养成了竞争和平等意识，这对宋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植锷先生指出的：
宋学家们在青年时代即从这种关系到个人前途与命运的科场角逐中接受了公开的挑选，从政或从教之后，又碰上大开言路，可以直抒己见，“异论相搅”，其将竞争意识和平等精神带到学术研究之中，也便是极自然的了。
（四）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推动学术繁荣
宋代的学术争鸣十分激烈，亦是宋文化繁荣的动力之一。宋学发展带来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推动了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变迁。还是以进士科为例，最初其考试内容为：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史·选举志一》）
帖经、墨义是诸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纯属于记诵之学，类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写，在宋初即已不受重视，故进士以诗、赋、论、策为特色和主要内容。太宗时期，以诗、赋、论三题为常，真宗时期加一场策，即以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但直到真宗时代，诗赋在录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发解试和礼部试考试采取的都是逐场淘汰制，而诗赋试是第一场。若诗赋不过关，策论就不能参加了。
宋初科举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当时文坛风气仍沿袭唐五代，诗歌创作流行西昆体，文章则骈俪文为主，以文辞雕琢华丽为追求。以之酬酢应对尚可，以之发挥义理、探讨经术，则不如古文体裁的策、论实用。但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无论考官和学子都只熟悉这种诗赋体，所以虽有大臣提倡重策论，而没有行动。
天圣三年（1025年），知贡举刘筠因策论将叶清臣擢为当年进士第二，到天圣五年（亦是刘筠知贡举）则正式规定，把策、论列为取士的标准，就是改变以前逐场淘汰的做法，等三场全都完成后统一阅卷录取。
刘筠、钱惟演都是骈俪文高手，但正是刘筠以策论擢取叶清臣而拉开科举改革的序幕，而钱惟演在洛阳支持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说明复兴古文是有识之士共同的主张。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对科举制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范仲淹对于辞赋、墨义早有不满，认为：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帖经、墨义是以汉唐注疏为标准考察学子记诵的科目，不利于人才培养。在欧阳修等人参与下，制定的政策是：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就，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宋史·选举志一》）。去掉帖经、墨义，而允许士子发挥大义。
大义即是考生对经文义理的发挥，不必受汉唐注疏，这正是宋代经学研究的特色。此项改革虽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搁浅，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彻到取士中，宋代文风终由此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主持的此届贡举，不仅录取了古文八大家之三——苏轼、苏辙、曾巩，还录取了理学北宋五子之二——程颢、张载，以及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曾布等，可谓千古之盛事。
北宋的第三次科举改革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这次改革，废罢明经诸科，名额都并入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保留了策论，而全体贡生都要考大义。这是北宋科举改革的高峰，故陈植锷先生指出：
“从宋学的立场上看，前者标志着有唐以来文章之学在科场统治的终结，后者代表了宋学对训诂之学即汉学斗争的胜利。”
（本文是知乎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