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的第一个夜晚。躺下之后，心脏就开始剧烈地跳动。不论如何辗转反侧，神识仍只是全部集中在那有力而短促的搏动上，再无法平静下来。
大概所有人都会认为，节日至少是有那么一点重要的，我也不能免俗；但我的理性总是会下定论似的给这一现象取个名字，叫作“仪式感”，顺便理直气壮地评判它“俗不可耐”。但身体的反应，却是对绝对理性的“理直气壮”的最大讽刺。对节日的需要也许是非理性的，但这不代表它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理性妄加评断的对象。甚至，它也许比理性更加自洽。
躺在床上，在有力的搏动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把这少有的非理性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时刻诉诸文字。一时间，无数文字的断片涌入脑中。但我迟疑了许久，方才决定下笔。这一个月来关于文学的几次失败尝试，让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失去了信心。因此我是这样的恐慌：不仅文学创作不会成功地成为我与自己的对话，从而厘清我的情愫；反而分量这样重的情感最终只会消解在我的词不达意之中。但是身体的反应几乎达到了一种强迫的程度。我坐起身来：那好罢！至少不要让这样一个重要的夜晚消失在记忆之中，就像我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一样——在我还没来得及记录下这两个月的生活时，关于它们的记忆就已经淡薄到我再也没有一丝记录的想法了。
2018年对我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无疑是很重要的。这一年我无数次地被迫与自己交锋，在这种反复的对弈之中，在这种胶着的拉锯战之中，我逐渐对自己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密了解。这一过程中详尽的细节我几乎都不太能记得清了，但是其中自己的痛苦倒是记忆犹新。可细细想起来却又恍若隔世——每次我开始回忆上半年的生活的时候，都是我对人的连续性和同一性有着最大怀疑的时候。
还好，至少结果算是成功的。虽然我没有在任何一刻产生过胜利的喜悦，甚至没有看见过希望的曙光，现在的我的眼前几乎是同2018年年初一样的黑暗。但不同的是我已经不再迫切地去寻找光明。适应，适应成年人的世界，适应必然性支配的人生，这大概就是我想说的“成功”或“胜利”的全部含义。
不，实际上不是悲观的，我在上一段想要表达的不是那样的。我仍然相信光明的存在，仍然在寻找，我比从前有着更加执着的向上的渴望，只是不再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迫切”而已。与此同时，我已经能够接受也许永远找不到它的事实，然后像雪穗那样，平静地说：“我的天空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过分的幸运。来北大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找到毕生的挚爱，能够找到人生的使命。（是的，我指的是，哲学。）说“使命”也许太像一个单薄的单向箭头，也许这样说更为准确：能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过怎样的生活，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与幸运的。哲学就是我“适应”的催化剂，就是我找到的能替代太阳的东西。
2019年1月1日，是爸爸四十七岁的生日。我极其艰难地熬过的2018年，对他而言大概不会好过多少。而如果没有我的父亲，我大概仍然沉沦在人生与存在的泥淖里。
从2017年9月开始，我与母亲的争吵和冷战，前前后后持续了大半年，甚至一直到了高考后都没有了结。直到现在，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南北相隔的我们已经不再轻易触碰我们三观上的根本矛盾。争吵的导火索也许是琐碎的，但背后的逻辑绝对不是。它甚至不是可以通过充分的交流解决的，充分的交流反倒会让我和母亲的立场在言辞的力量下被一片片剥离，就像剥洋葱一样，干干净净地袒露出核心的根本性不一致。虽然通常的情况是，我剥离出这种根本性不一致，拿着我的核心去批驳她的核心，她却死死地抱着自己那一棵完整的洋葱，冲着我吼：“我哪有！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你才是错的！反正我就没错！”
是的，相信你也看出来了，我仍然不觉得在这件事上，就核心的内在逻辑而言，我自己是错的。但在这里我不是想要借此机会为自己辩护。我想说的是父亲。
从一开始，父亲和母亲是站在同一立场的。当父亲剥离出我的内在逻辑后，他理解了我（终于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真好），但自此以后他就被夹在我和母亲中间，承受着双方的怒火。一方面他安抚着母亲；另一方面他处处迁就我，我面临高考学科的学习时不断孳生的抑郁和焦躁的顽固情绪，他也笨拙地应付着，在我避而不见母亲的那段时间，忙碌如他还要照料我的生活起居。
高考后的一场饭局上，爸爸的同事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你一高考完，你爸整个人都不焦虑了，眉头都舒展了！”迟钝如我在那一刻才意识到，当我在自己的痛苦中越钻越深的时候，当我在唯我的世界里狠命敲打房间的四壁的时候，我为“世界只剩下我”而痛苦，与此同时，有这样一个人，他因为“我就是他的全世界”而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就是“唯我的世界”的出路。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我是这样任性，又是这样犟、爱钻牛角尖，过分地看重对错，跟母亲都不愿意做出妥协。相较之下，父亲对我是如此迁就，尽其最大所能理解我、救治我。可是，我们当然也会有冲突，有时候我连他也指责，以至于父亲的耐心也被我挑战了。
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歇斯底里，摔门而入，涕泗横流，躺在床上开着音乐嚎啕大哭，不断用自我共情的自怜来强化自己的痛苦，于是更加自怜。
第二日，我和父亲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以为，这一次的冲突也就像扎在肉里的一根刺，长进去以后就不再容易想起来了。毕竟我们都不是善于道歉的人。当晚，我几乎是假装自如地和父亲聊天。父亲说话总是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大概是多年写材料的习惯，公文的中心思想总是包裹在了固化的格式和老套的官腔之中。我的心神不断地集中在他的话义上，每听两句就开始四次游走。
这时候，突然，他说：“丑人（对，他一直这么叫我，好的，我知道我丑），你要知道，爸爸是爱你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不论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爱不爱我，我都是爱你的。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对我的爱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这没有关系。你以后也会找到一个你会无条件地去爱的人，这会是你最大的幸福。”
那一刻，我浑身震颤，感动得心头酥软，喉头哽咽得难受。父亲，这样沉稳的父亲，不擅长吐露自己情感的父亲，说了这样多的“爱”字。这样深沉的爱呵，让所有矛盾与误解消弭于无形。
如果说社会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那么政治力量就是主导这一漩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每个人都必须一头扎进这个漩涡里，沉入生活的洪流里；那么选择从事政治的人，注定被卷入最危险的回旋之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不希望我从政。
事实上，父亲从来不会干预我的选择，不愿意我从政是他少有的明确立场，即使这样，他不会以此作为对我的要求。在跟母亲时不时“帮”我规划人生比较起来，这种对我为人之无限自由的绝对尊重，就显得更为可贵了。
这不意味着他对我没有预期，但“有预期”本身，就更显示出这种尊重的珍贵。我记得母亲曾跟我提起，父亲有回醉酒后“口出狂言”：“我们家丑人，以后会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为国家作出贡献！”听她说了之后，我惊讶极了。当我妈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时，我就乐意跟她反着干；就算仅仅是为了气她，我也不去学经管。而当我知晓父亲无意中吐露的期望时，我却怀着无比的动容，希望能达成它。我想这是下意识地对这种尊重的回馈。
可是我还是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父亲期望的反面。高三时，我告诉父亲，我真的想要从政。父亲只当我又是一时兴起，轻描淡写地说，女孩子不要去淌这一趟浑水。但当他意识到我是认真考虑过的之后，他不仅没有像母亲一样打压我的梦想，反倒是把他所知道的倾囊相授，让我看到这梦想真实的色彩，并且让我看清到那里的路。事实上，这一“梦想”让我重新明晰自己的目标——北大法学院。虽然在北大的一学期的探索让我发掘到自己更挚爱的领域，但这一目标在当时确实成为了我在高考前一个月摆脱焦虑、恢复状态的关键因素。
高考第一天，我的表现糟透了。回家后我怎么也学不进去，倚着门框，耷拉着嘴角，唤来父亲：“爸爸，要是我转不到法学院怎么办……”几乎是带着哭腔的。
对我而言似乎天塌下来一般的事，对父亲而言却像是最好解决不过的了，与此同时，他让我看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许这些是最显见的道理，但借由父亲之口说出来，平白无故地就大幅增加了公信力。于是，那一晚，我抛却了所有踌躇、不带有任何杂念，早早入眠。事实上，正是第二天的表现拯救了我的总分，尽管我还是没考上北大法学院。
父亲是希望我生活得快乐、安稳的，而在他能想到的所有生活方式中，从政与“快乐”“安稳”是对立最为尖锐的。但他没有考虑的是，哲学，这是一个让人开始拷问漩涡本身的合理性的学科，直接阻止人一头扎入生活的漩涡里。某种程度上，它不但与生活得快乐、安稳无关，甚至不叫人生活——苏格拉底不就说过：“哲学就是练习死亡。”
跟父亲通话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我思想中浮现出一些极端危险的倾向，这使他感到惊愕。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全力支持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度，去追求我想过的生活。这是我最为感激的。
也许高三所经历的苦痛，除了让我适应与成长之外，最大的收益就是与父亲真正建立起亲密无间的交流方式，让我们真正地被爱的纽带绑在一起。我仍然不敢说自己对父亲的爱能及得上父爱之万一，但是我能清楚分明地认识到，父亲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这爱也是无条件的，是支撑我行走于世最坚实的力量之一，是我最大的幸福。
2019，这会是我带着更加自洽的生活前提与更加成熟的爱进入的一年。我与我爱的人们呀，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