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庄是一组仿古砖木结构的四合院，1934年冬由陕西省银行投资所建，1936年春竣工，用作房产生意。西安文化名人成柏仁先生借“竹林七贤”的典故为其题名“七贤庄”并嵌于庄首。七贤庄占地13600平方米，由十座外观相同、布局略异、结构严谨、设计精巧的院落组成，是中国北方典型的高等级民居建筑。

      1936年春夏之交，党中央为了将全国各地采购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秘密运往陕北苏区，解决红军缺衣少药的问题，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租赁了七贤庄一号院，并通过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女士介绍，以上海迁于此的“德国医师冯海伯牙科诊所”作掩护，设立“秘密转运站”。从此，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汇集七贤庄，又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陕北苏区。遗憾的是，冯海伯先生在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外出时，被流弹击中而不幸身亡。

    同时，周恩来派地下工作者、代号为“木匠”的涂作潮秘密到达西安，在七贤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秘密电台，这部电台是涂作潮用在西安购买的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改装而成的，就是这个简陋的电台将陕北“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消息接收后 又转播到全国乃至部分东南亚地区，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是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战的抗日武装。

　　西安事变爆发后，秘密交通站即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门外挂出“国民军第十七路第三十八教导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叶剑英、李克农负责红军联络处的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党中央与中共代表来往电报；担负协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斡旋工作；巩固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代表进驻七贤庄。在此期间，他们往返于延安、西安、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为争取红军改编八路军的指挥权、改编人数和设立事机构等具体问题，同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于1937年8月25日将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办事处用电台向全国转发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就职《通电》，将《通电》油印成宣传单，分发给西安各界。

　　1937年9月，按照国民政府战区的战斗序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这是我党我军在国民党管辖 区成立最早的、公开的办事机构。办事处成立后，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先后租赁了七贤庄三、四、七号院，分别设立了统战科、经理科、招生委员会及招待所等机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等都曾在这里工作生活。无数爱国青年、革命志士，白求恩、柯棣华、斯诺等国际友人经这里奔赴延安，被称“红色桥梁”、“红色驿站”，先后有两万多人都是通过“八办”进出延安的。

　　著名诗人贺敬之曾回忆说：“七贤庄，是我踏入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1940年，我与同学李方立、吕西方、程芸平离开四川梓潼国立六中一分校。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参加革命。因为我们当时是学生，既没有党、团组织关系，又没有地方抗战团体介绍信，办事处只好让我们暂住下来等待分配。与我同屋的两位来自广西和江西的青年学生，情况与我相同，我们天天找办事处软磨硬蹭要求去延安，均无答复。一天，那位广西青年学生说着说着，用半块砖‘咣’的一声朝自己头上砸去，鲜血立刻流了下来。办事处领导和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制止住。这一砖如同敲门砖，办事处很快为我们敞开了通往延安的大门。”来到延安之后，贺敬之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来他和丁毅执笔、马可作曲，创作出了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还创作出了经久传唱的歌曲《南泥湾》。

　　“八办”还安排过不少国际友人前往延安。史沫特莱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8年，作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来到中国。她先后撰写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报道，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派胡适通知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要求免去史沫特莱的职务。很快，她被报社停了职。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寓所也被特务监控。一天，她收到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的信件，详细介绍了他们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这使她激动不已。1936年她离开上海，12月到达西安七贤庄，见到了由她介绍来此的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冯海伯向她介绍了斯诺陕北苏区之行的故事，更加促使她下定了前往陕北的决心。此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她和新西兰记者杰姆斯·贝特兰一道，通过张学良的电台用英语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事变真相，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西方记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延安，并和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见了面。尤其让她感到高兴的是，朱德还接受了她的采访， 朱德将自己个人经历和共产党的历史详细作了介绍，为史沫特莱撰写朱德传——《伟大的道路》一书提供了翔实、珍贵的资料。

　　1937年9月，她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七贤庄养病，在这里，她电告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派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到达中国；并写信给印度领导请求派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撰写了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1940年，由于伤病复发回国。1949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史沫特莱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她说：“我早已预言，未来的中国属于共产党！”同时她决定返回中国。途中， 史沫特莱不幸因病逝世。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将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骨灰移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1937年9月成立至1946年10月奉命撤离，历时整整九年，是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1956年4月，在位于西安市西五路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旧址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筹备工作组”。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筹备，于1959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