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线索
我们在这节课讲到了收入不平等的代价。我们讲了一个小道理，一个大道理。小道理是两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们的，如果收入不平等太严重，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这对穷人和富人都不利。
大道理是美国著名大法官布兰戴斯告诉我们的，他讲到一个悖论：政治民主和财富的极度集中是不可兼得的，所以维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佳办法是节制资本，减少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知识内容
我们正在读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逃离不平等》。
我们讲到人类社会是怎样逃离贫困和疾病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出来，有的人仍然被困在贫困和疾病的监狱里。我们要庆祝人类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要提防收入不平等加剧，让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
为什么贫富分化不仅对穷人不利，而且对富人不利。
1.贫富分化对穷人不利，对富人也不利
我先讲个小道理，然后再讲个大道理。小道理是，在一个收入不平等的社会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都会受到影响。相反，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活得更为快乐、健康。
这个研究来自《不平等的痛苦》，这是英国两位流行病学专家写的书。
在《不平等的痛苦》这本书里，如果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会看到，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人们的预期寿命会更高。比如，日本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而人均寿命最高。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其贫富不均程度太大，美国的人均寿命低于日本，也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就连希腊的人均寿命都比美国高。
如果我们看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比如拿美国来说，在美国各个州里，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州，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最低，比如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纽约州，而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各州，人们更加友好、亲密，比如新罕布什尔、犹他、明尼苏达、蒙大拿等。
他们发现的证据不止这些。你可以去看其它一系列影响到幸福指数的指标，比如婴儿死亡率、杀人犯罪率、识字率、进监狱人口比例、青少年怀孕率、过度肥胖率、精神疾病、信任程度、吸毒和嗜酒、社会流动性等多方面的指标，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势。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就会下降。同样是富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里的富人，和生活在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里的富人相比，前者更不快乐。穷人更是如此。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要忘了，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跟过去的自己的对比，还取决于我们和别人的对比。人比人，气死人。 在一个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成功者会更傲慢无礼，而失败者会更无地自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也带来了更多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当你看到刷屏的是《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样的毒鸡汤文章时，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变得不正常了。落在后面的人固然很有压力，看起来成功的人其实也很担心其社会地位，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
这两位流行病学家指出，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压力激素。这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荷尔蒙。皮质醇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炎症、提高短期的记忆力、帮助肝脏清除毒素，但过多的皮质醇也能带来很多副作用，其中最大的坏处是导致血压升高、降低骨密度、减少免疫反应和对葡萄糖血清水平的潜在影响。皮质醇增多症会让我们体重迅速增加、多汗、易于受伤、形成心理障碍等。皮质醇过高，也会减少给我们带来平静和快乐感觉的血清素的数量。这就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会让我们感到更多焦虑、恐惧和忧虑的原因所在。
2.布兰戴斯悖论
讲完这个小道理，我再来讲一个大道理。美国过去有个大法官非常有名，叫布兰戴斯。布兰戴斯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他说民主政治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是不可兼得的。一个国家要是想维持民主政治，那就要维持政治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平等。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块钱一张市场选票，政治民主的原则是一人一张政治选票，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所以，经济越是不平等，民主政治受到的威胁越大。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艰难的选择：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不是一回事，也并不总是互相促进的。如果你想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而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如果你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布兰戴斯说的是美国的事情，但对其它的国家也有启发。极端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动荡。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到什么程度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呢？法国大革命前夕，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得到的收入大约占社会总收入的50%，甚至60%以上。我们再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社会的富人不懂得节制，收入最高的10%人口最后把全社会收入的90%都尽收囊中，这个社会一定要通过高压政策，才可能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最后一定会爆发激烈的社会冲突。
稳妥的做法是节制资本，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才能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市场经济运转得更为平稳的国家，比如丹麦、德国、瑞典，它们都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初次收入分配进行了调整，通过征累进的所得税、征房地产税、企业国有化等手段，让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二次分配，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其实比英国更高，但调整之后，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显著低于英国。就算美国，其实也对初次收入分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而那些几乎没有做调整的国家，大多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都比较在意通过征税的方式调整市场经济带来的初次分配，反倒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不在意，或是没有办法通过征税减少收入不平等。那么，哪一组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够发展得更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