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研究必需,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能有定力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读一遍吧?我当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原因之一是,在《资治通鉴》和《史记》之间,我选择了两个司马中的司马迁。两位司马大著的片段同样都屡屡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等到自己有能力通读史书后,为什么宁愿选读《史记》而不是《资治通鉴》?各种简介《资治通鉴》的都这么评说《资治通鉴》:“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尤其是最后一句论断,让对官修史书怀有不安感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史记》,并在《史记》之后默默放弃《资治通鉴》。
被以讹传讹的《资治通鉴》,其价值真的只剩下了“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可是,只要肯打开《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宋一大群儒生撰写者,他们聚首在一起孜孜矻矻,首要目标当然是写出一部能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的大部头,可是,我们掠过那些今天读来有些遗老遗少气的训诫之词句,就会发现,《资治通鉴》所写的历史故事,是可以与《史记》以伯仲相称的——我有这样的认识,赖于柏杨先生生前花费大气力编撰而成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丛书。
哲人其萎,思想光辉却一直泽披着我们。柏杨先生去世10年后,他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经由周莉莉女士改编,以朝代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纲,精选总结经验教训的史实,成为了一套适宜孩子阅读的启蒙版《资治通鉴》——《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这套丛书共有10本,分别为“战国与秦”“西汉风云”“东汉中兴”“三国鼎立”“西晋一统”“东晋偏安”“南北朝”“隋传二世”“大唐盛世”“五代十国”。这套就要与读者见面的《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我只来得及读完《战国与秦》分册。“三家分晋”、“秦国变法”、“孙膑与庞涓”、“南北合纵·抗秦联盟”、“东西连横·和秦联盟”等等章节里的很多故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前在影视剧里、在历史教材里、在《上下五千年》里都从不一样的角度观赏过、阅读过,特别是林汉达先生的《上下五千年》,几乎是每一个少年中国历史的启蒙书,既然如此,周莉莉女士有必要花费那么大的心力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改写成少年版吗?可是,只要将自以为熟悉的那些历史故事搁置起来,像个历史白痴一样跟着柏杨先生走进因先生的努力变得特别晓畅的《资治通鉴》,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先生之所以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蓝本,耐心地讲述那些他一定知道我们应该已经熟悉了的历史故事,是因为先生认为,历史故事最好的阅读语境,是将其放在编年史里。像张仪作为秦相四处奔波试图连横的那段史话,最早我是通过香港电影《屈原》获知的。一部宣扬“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精神的电影,会如何褒贬屈原的对立面张仪,不言而喻。电影《屈原》以后,虽然也通过其他文本阅读过张仪的故事,但是,每一个侧面拼合起来的张仪,每一个侧面都被“折射”过,总让我觉得,这个张仪与其生活的历史瞬间总不那么熨帖。
是《战国与秦》,让我看到了一个我特别信服的张仪。那一刻,我像是明白了柏杨先生的一片苦心。他用向原典看齐的方式告诉我们,只有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妥帖地放进历史长河里去阅读去理解,才能得到正解。
实在要说遗憾,就是柏杨先生在他的大著里会时不时地插入一段“司马光曰”。现在,我们读到的“司马光曰”已经被柏杨先生译成了现代汉语,想必,先生动笔撰写《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丛书时,人们的文言水准正处于低点。而这种普及意识,到现在来看,正适应了孩子的阅读需求。这些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和全国各地面向中学生的古诗文大赛,已经在少年中掀起了一股阅读中国古诗文的热潮,从《资治通鉴》里抽离出来的“司马光曰”,我以为现在的少年完全有能力驾驭。假如,能够让丛书的读者“回到历史”中阅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同时,再通过“司马光曰”环节学习或者巩固自己的文言阅读能力,那将是一次完美的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