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件警服的故事【严建设老照片409集】

那是一件雪白的警服，在夏日的阳光下白的炫目，就像蓝天上突兀飘来的一朵白云。帽徽熠熠生辉。这种警服即便是当年在编的警察也不大舍得穿，况且洗涤麻烦。一般到了每年的五一劳动节的早晨，马上大街十字路口白花花的，一线执勤交警率先穿这种白警服，格外靓丽吸睛。

1976年夏季，我上山下乡已两年多了。

当年农村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很多知青是常回家看看的。

当年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也是相应毛的号召要准备打仗，实现全民皆兵，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大部分都成了基干民兵。也害怕苏修新沙皇给中国撂原子弹。那年月是冷冬期，冬天冷得很，零下十几度。每逢最冷的时候，房东妈妈就会大骂道，狗适的苏修新沙皇又给咱愣放西伯利亚的寒流来啦。

当年也没啥军事训练，也就是发了枪支弹药，常备不懈。当年公社武装部下发的枪支主要是步枪，还有冲锋枪、轻机枪。然后是子弹、手榴弹。唯独从来不发手枪。

地富反坏右家庭是绝不发的，怕他们进行阶级报复。发枪时告诫，要人不离枪，人在枪在，时刻警惕着，睡觉也要睁只眼，武器绝对不能落在坏人手里。

我们领到手的步枪是7.62毫米孔径的56式步枪，枪身带有可折叠的三棱刺刀。沉甸甸的。有时扛着枪去石川河里打打野鸭子。3个野鸭子并排潜在水里，只把鸭嘴露出水面，像一排钢笔笔帽，瞄准鸭嘴下面打，只要100米内有依托射击，基本上百发百中。马上拔了毛开膛破肚在河水里洗洗，就地折树枝烤来吃，叫其他人在附近农民家要点盐蘸蘸。肉稍有点草腥味，很瘦，肉纤维较家鸭粗。香的人连骨头都嚼碎吃了。弹壳是舍不得扔的，有能人会做成烟嘴。

1976年7月31日的那天，我和公社里几位知青，也是几位基干民兵混车逃票回了西安。作伴回家的有张新荣、张文广等人。同时携带回家的，是几杆56式步枪。当年有个缘故，枪搁在知青点也怕丢失，到时不好向民兵营交待。

那天无事可干，跑去混了场电影《长空雄鹰》。端履门派出所旁边的民主剧院改做电影院了，老同学高潮做临时工把门验票。成天拿个手电筒傻站着把门。我们带着人进门时心照不宣，唯微微点头，他一努嘴就成。散场后张新荣约好来我家聊天，准备结伴下午混火车去阎良回武屯公社。来送行的有李毅、韩成学、李人杰、薛五奎等人。

那天我借来海鸥203皮腔式120照相机还没还，说不如拍几张照片做纪念吧，大家不谋而合，纷纷点头同意。当年不像如今，拍张胶卷照片非常珍贵。现在无数老人没有当年的照片。

我迅即拿钱叫韩成学跑腿去解放百货商场买了个汕头二级品黑白全色胶卷，1.15元。正品胶卷贵得很，2.15元。可拍摄6*6的底片12张或6*4.5的底片16张。

当时李人杰提议，这样穿的破破烂烂拍照没啥意思，不如找关系借几件军装扎势来照。当年参军是几乎所有知青的梦，不分男女。主要是能逃避上山下乡。而当年若想当兵、想进大学校门当工农兵大学生，没强硬的后门是不行的。所以很多知青都曽穿上借来的军装拍照片过过当兵的瘾。

当时满额头皱纹的李毅眉头一耸盯着我说，哥，我能搞来警服。

我猝不及防说，怎么搞？李毅自豪地说：俺爸是公安碑林分局的刑警队队长，家里有两套警服，平常老挂着不穿，老汉一年四季穿便衣。一头沉的抽屉里锁着一把狗娃子，德国左轮，谁见过？

当年无数年轻人的梦想是参军。未能如愿以偿，就借来军装拍张纪念照。有些女生借不来军帽，就把男军帽帽檐朝后颠倒戴凑合。一头沉是写字台。

李人杰斜睨着我问李毅：你爸把抽屉锁着你咋弄？

李毅扭脸笑道，这个还不容易？凡直开的锁子，用手绢向下鼓劲拉紧锁环，脱下鞋，拿鞋底猛拍锁鼻，趁着锁簧弹起，猛劲一拉，锁就开了。但这只能开直开的锁子。横开的锁子不管用，俺爸贼得很，一头沉的抽屉一年四季用横开的华山锁锁着的，开不了。不是我对着你娃嘴吹牛皮，西安城半个城的门锁，难不住俺爸。

我不耐烦说，你这不废话吗？

李毅自信地说，嘁，这还能难住我。俺爸锁得是右抽屉，我把左抽屉拉下来，把左手从缝隙里塞过去，就能摸见。哥，你啥都嫑管，等我一会。说完拔脚就走。

当年我家住东木头市太平巷，李毅家住对门的三柳巷西口粮站。也就是五柳巷小学的东门口。与我家相距离大致200多米。当年李毅母亲我叫她张妈，与东柳巷吕妈、北柳巷祝妈都是碑林分局家眷，住宿环境较差。局长、科所队们上班没几步路。抬脚就到。连骑自行车都用不着。陕西人嘴顺，见了年长女人尊称均冠以姓氏叫做张妈王妈李妈，发音阴平。或直接叫麻麻，发音阳声。

当时听说，李喜洲在西安警界大名鼎鼎，无人不知。系河南内乡人，会攻心，预审很有一套。再难办的案子到他手里总有办法。警察们不服不成。尤其是不管咋收拾都不开口的滚刀肉。还没想到竟是李毅的父亲。

他把嫌疑人从号子里提出来，带到分局斜对面的老孙家泡馍馆，自掏腰包，要两大碗羊肉泡馍，热腾腾的边吃边聊。说娃呀，莫事，有啥恁只管给恁叔说，给恁叔说了就莫事。咱是自己人其实给恁透个底，恁知道俺是干啥的，恁那点事根本不叫事，其实恁叔俺早都知道，恁只要给恁叔一说，恁叔做主立马叫恁下册回家。俺保证。恁要不说就麻烦大了，恁犯的事儿从恁叔嘴里说出来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当年羊肉泡馍0.25元/碗。一般人吃不起。

嫌疑人在号子里饿得眼睛发绿，能吃得到大碗羊肉泡馍非常感动。吃饱喝足后，脑子一抽就坦白从宽了。因此李队长拿到过一手口供，也破过一些疑难杂案。未辨真假。

不多时，我们正在地下室海聊，忽见窗口一个戴大盖帽穿白警服的影子一晃下了楼梯，我心头一紧。门被推开，李毅满头大汗，身穿雪白警服，带着大盖帽，双腿并拢大喊道：报告司令官，你老婆在台湾，没有吃，没有穿，捡了2分钱。其罹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稳，说话间不当心摔一跤。我给他头上轻轻敲了个栗凿，笑骂道：滚！你把你哥能吓死。

他得意洋洋从腰里摸出一把精致的左轮枪递给我说，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哥，咋样？狗娃子。

我眼前一亮，拉起他迫不及待打开看时，里面黄灿灿的有6发子弹。

我非常惊讶，说你个挨球的，就你这样一瘸一拐横七竖八的，还穿警服？走到街上这要叫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撞见咋办？

1974年西安市各区的民兵指挥部相继成立。碑林区、莲湖区民兵指挥部成立于1974年8月1日。莲湖区指挥部的地址就在北大街南口的路北，美协门前。

那些年代，公检法实际上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领导管制小组，并进驻公检法机关。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是1975年9月9日才恢复的。

李毅哈哈大笑，哥你以为兄弟是吃干饭的？咱早都准备好了。我在俺爸的抽屉里把老汉的工作证也顺了，都拿浆糊贴成我的照片，随身带着。还顺出来二毛钱。边说边从裤兜里摸给我看。多说一句，李毅身壮貌丑，大鼻子大嘴巴高颧骨，腿脚有问题，不似其弟英俊。

70年代的警察貌似没警官证，都是工作证。我一看，哈哈大笑道，真格是装的不像磨得不亮，尔等素日不学无术，省的什么洋务外交。要是再敢轻举妄动，出去惹是生非，不怕你老爸修理你！这工作证上的生年是1929年12月不说，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是1948年12月。你个捱瞎球的，咱俩一般大，你不过是1955年生年，叫人逮住不露馅完蛋吗？1948年你还在城壕里游泳呢，哪儿来的你。

李毅不服气地说，咱这人谁不知道，生得老相不怕人看。认不得的人问路都把我叫叔呢。再说刀子的证件都是在人脸前晃晃的，他们民兵小分队，一帮土八路溜光锤，都是厂里偷奸耍滑没人要的二流子，谁敢看刀子的证件，不给他俩嘴巴？吓破他狗适的狗胆。

多说一句。70-80年代年代，个别警察素质差缺乏人文关怀比较横。在街面上随便打骂人、捆人铐人几乎没人敢问。与群众关系不大好。1985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出了个故事片《峨眉飞盗》，内有武艺高超飞天大盗草上飞殴打警察镜头，此镜头一出，全场部分年轻观众立即起立掌声雷动。但有警察在则默默离场。我一姓史的哥们拉我在西北电影院看过。他说他看了十几遍了。

李喜洲妻子我喊她张妈，短发头，与李喜洲同龄。为人忠厚热忱，在街巷很有口碑。李毅还有俩弟，我也曽在柳巷粮站见过，名字叫得出。

据李毅告诉我，他其实还有个姐，是属兔的，啥都不懂。1968年12月跑到凤县上山下乡插队去了，嫁人了一去不回家。是他家的王连举。好像是1967年曽带21中红造司红卫兵冲进碑林分局揭发批斗过其父，轰动全校。当年参与者还有案板街北头的红色-恐-怖队。因此父女关系不睦。未辨真假。但如今也年过七旬了，在深山沟里苦了一辈子。

我心里清楚，其实实际上都是当年政治氛围、当年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毒害，受蒙蔽中毒过深所致，一个初六七女孩子家家的，当年不过十四五岁，出于对社会对党单纯的忠贞和热爱，哪懂得什么政治。我父亲也曾被关牛棚，我一直给送饭根本没想过断绝关系。

此事若是真的，对他一家人都是难以弥补的深重伤害。当年21中保皇派叫21中红卫兵，其成员主要是中学生，不到200人，主要负责人及骨干太多不一一报了。后来垮掉之后出来个十二兄弟，约20人左右围着瞎闹。号称十二兄弟的红卫兵，领头的绰号叫骡子。还有十三太保惹不起，听上去像是黑社会。

另外一派，有严、刘、张发起成立毛主义红卫兵，壮大后更名为21中红总司。约有400百人许，分别叫各种名称的战斗队。两派之间矛盾较深，各自故事也很多很多。

这里说明一下，当年我家所居住的大院已成为碑林区区委家属院，前后院住进来很多区委干部。

我们当即换穿警服，打开枪刺，摆出各种姿势乱拍了个黑白胶卷。有人上身是警服，下半身光腿穿着裤衩。还有人装死人躺地下化妆勘察现场。在太平巷藏来藏去装作抓特务拍摄。韩成学举着左轮在巷子里大喊：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开始拍摄地点就在区委书记家门前。当年碑林区的区委书记是泾阳县泾干公社人吴万金，我叫他吴叔叔。日子过得很朴素。1974年也曾喊我给他拍过一组军装照片，拍摄后照例冲洗放大给他。他很客气，有次说把胶卷钱还给我。我哪敢要，也不好意思要。

当年拍摄一个黑白胶卷连冲带洗，胶卷相纸药粉花销不到5块钱，但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我只得伸手问母亲要钱。

当年他非常辛苦，常工作到很晚，常半夜、凌晨回家。他知道我常熬夜写东西，所以半夜敲门总是大喊我的名字给他开门。他家住后院，再喊也听不到。

后来他说，娃呀，你实在不要钱就算啦，等你将来招工、参军时啥都嫑管了，只管来寻你叔。你叔兼职兰州军区下头的政委，你叔一句话，碎碎个事。

但两年后的1977冬季征兵和小范围招工开始，他工作忙，出来进去见面点头问候，一直置若罔闻。为此事我母亲硬着头皮找过他，他不置可否。

倒是次年的除夕，他在五柳巷小学当老师的老婆张姨姨拿来一盒云片糕，算是谢礼。我们舍不得吃，过年期间招待客人打开看时，白色的云片糕整个长着绿毛，可能搁时间太长了他们也不知道。那年春天，我爬上厕所的砖墙，用竹竿挂钩钩取白椿树的嫩叶做菜吃，意外看到，张姨姨在小厨房后院摊开一张芦席，上面晒满了白皮点心，足有20多斤，馋死我。他老婆后来在五柳巷小学里办过招待所，后来搬家去了芦荡巷将军楼。还有点琐事，一笔带过就不说了。

碑林区区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实际上是1979年4月29日恢复的。由24名委员组成，吴万金出任主任。那年月想参军的家长常找他走门路。那年月年轻人没一个不想参军的。参军能逃避上山下乡。1978年就已经停止上山下乡了。走门路的人基本上拿点烟酒点心。办不办成事就难说了。

所送的烟酒点心人们习惯叫做子弹带手榴弹炸药包。当年点心是用麻纸包扎用细纸绳捆扎的。很形象。当年点心的价格大致是7毛钱+半斤粮票/斤。饼干价格便宜，但每斤要8两粮票。

然后和李毅、韩成学、张新荣、李人杰等人背着枪出门，顺北柳巷走到东大街大同园浴池和清雅斋餐厅之间，在众目睽睽下又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话说我们拍摄完毕，我撵着李毅赶紧把警服、短枪原模原样还回去，不敢耽搁。万一丢了不是耍的。然后我在地下室用被子蒙上窗子、门，用剩下的药水冲洗了那个胶卷。药水是自己调配的，药粉是哥们在边家村化学试剂厂顺来的。

然后背着枪，过钟楼邮电大楼走北大街，预备照例进西闸口混车逃票回武屯公社。

走到北大街人民剧院门前。我忽然怀疑子弹受潮了，则压上子弹，拉开枪栓，砰一声照天上放了一枪。把看自行车老汉吓了一跳。进西闸口有徒手带红箍的民兵小分队把守，看到我们黑着脸背着枪走来也不敢问。俗话说枪是男人胆，钱是女人脸。

当晚我们顺利回到生产队，大睡了一觉。次日醒来，忽然闯进一帮荷枪实弹的公社民兵，不由分说把枪没收了。但我也没在意。那年月怪事频出。不可思议的事太多。

等我再次回到西安见到李毅，听他一番话才真相大白。

原来当时我们持枪拍摄的时候，区委书记吴书记正在家里午休，家里也就两间小平房。当初区委干部把院子的电话拉到他家了，当年院子的电话是2-3398号码。他在家里偷偷给碑林分局值班副局长柳启元打电话，命令立即查清此事，警服和枪支哪儿来的？他们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是干啥吃的？

柳副局长立即拨通了该片区柏树林派出所电话，命令当年的教导员韩民生、所长朱汉文亲自查清处理此事。所长朱汉文亲自带队，配合碑林分局刑警队，组织了十几名精干民警，携带短枪麻绳手铐，身着便衣，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太平巷巷口，一路从碑林博物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后院翻墙堵截，小心翼翼包抄过去，谁知当时我们已背着枪离开了太平巷，徒步去了西安火车站西闸口。警察们等于扑了空。

朱汉文此人我很熟悉。1968年冬天，我12岁了，10岁时曾在太平巷里写过一条反标。当年我被朱汉文弄到柏树林派出所，关了一昼夜叫写检查。当年的柏树林派出所就在端履门中段的东柳巷巷口。过去好像是个小庙。办公室在院子北边高台上的大殿里。当天晚上，朱汉文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坐在火炉边，我坐在桌子边很怕也很无聊，把耳朵上冻疮的血痂抠下来在桌面上用指甲压扁。他只要醒来，就问我一句话：你还有什么顾虑？不准睡觉。

后来经过调查落实，得知警服和短枪出自刑警队长儿子李毅。调查结果出来后，派出所、区委武装部一方面给吴书记汇报，一方面给武屯公社武装部拨打长途电话，要公社武装部出面立即收缴枪支弹药。一方面开会研究，给李喜洲了警告处分。

李喜洲满腔愤怒，回家后怒气未息，把儿子李毅狠狠打了一顿。

多说一句，两年后的1977和平餐厅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连长张武彦，因乱搞两性关系发生纠纷，持 56式冲锋枪在婚礼上打死4人，打伤1人，被依法处决。当时为保护顾客生命安全，同杀人犯英勇搏斗而光荣牺牲的和平餐厅革委会副主任王启民，被中共陕西省委授予烈士称号。

再后来公安碑林分局刑警队副队长程波曾于1980出席过全国公安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荣立二等功，并享受省级劳模待遇。

顺便说一句。很多年后，据退休的老片警老贺告知，因1968年内查外调，查出我父40年代曾在上海南京路100号开了一家公司，跟外国人做过生意，怀疑是里通外国的敌特，30年来一直处于派出所、居委会内控对象状态。我家的兄弟姐妹组织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很多年以后，我一直想买点东西去看看朱汉文，聊聊50多年前那件事，老贺劝我千万不要去，老汉9张多了已下不来床了。我也不怪他，当年政治气候如此。当然，如今世界上有句德国法官的名言：你有权利开枪，同时你可以把枪口抬高1厘米。

此事虽说过去了近50年了，李喜洲老人家也于1984年逝世。其子李毅因罹患肝癌也已去世。但留下的照片倒很珍贵。能说明当时的现状。更没想到，50年后我受聘做了省公安厅的监督员。

愿李叔叔父子一路走好！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