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石门公社度过的，小学距离我家卫生院宿舍不远，几片破旧且透风漏雨房子是教室，一块长方形铁块栓在走廊外柱子上是上下课的钟，教室的窗户是通透的，中间竖着几根生锈的铁棍，屋顶乌黑的瓦片常有拉着长长的丝垂挂下来满身是刺的毛虫，黑板有凹进去沾上白色粉笔沫的坑洞，课桌是各种木头拼起来的，长短不一怎么也排不整齐，凳子是长条的有些已经缺胳膊少腿。我印象深刻的语文老师是个瘦小的老先生，他读课文是用方言唱读，手里攥着根藤条，我现在疑心他有肺结核，满地吐的青色痰。那个年代冬天特别冷，学生都带着用薄薄的篾片编织起来手提的炉子，教室弥漫着烘烤的脚臭味、木炭烟火味、烤豆子的香味，昏暗的教室常能看见同学头发上爬动的虱子，老师冻的哆哆嗦嗦在黑板上写板述，下面同学咯吱咯吱咬还未熟透的黄豆。记忆中的小学没有大门，经常有扒完校内猪粪，狗粪的三两妇女提着竹篮、水桶嚷嚷吵吵到学校旁边的池塘洗衣服，时不时带着嗤嗤发笑声。那时我读三年级，依稀记得上完课就完事了，好像没有家庭作业这档事，父亲是卫生院院长，他也从未过问我的学习情况，晚上点着有个弧形灯罩的煤油灯，灯芯时不时要用剪刀剪去黑焦的头，我常会在灯下聚精会神的翻几本已经卷了角的小人书，要是能有一小袋葵花籽吃真的可以高兴一整晚。母亲抬起脸，抿着嘴，用几根针娴熟地编织着毛衣，偶尔会伸手翻一翻在炉子上烘烤的衣服，催促我上床睡觉，我常偷觑、遗憾、埋怨未能吃到柜子上的金黄色诱人的麦乳精，因此老借故还未听收音机播放的小喇叭广播和孙敬修爷爷的讲故事。

岁月荏苒，除了留在我生命里的无边的蓝天，宽阔的沙滩，广袤的田野，金黄的油菜花，还有我的小学同学郑卫红，她有着银盆月亮般圆圆的脸，上课严肃的就像树一样静静地听老师讲课，数学考试永远是第一，我后来转到县城秀谷一小，虽然数学也是班里第一，但还是由衷的钦佩她，因为她格外的懂事，我多次望见她右肩背着沉重的袋子跌跌撞撞的走着，寒风不停拨乱她的头发，脸涨的通红，左手搀扶着她步履蹒跚的奶奶，她嘴角翘着，似乎微喘着气，坚毅的眼神把孤冷的世界隔开，直到她们的背影消失在青石板铺就的幽深小巷里，我才离去，自强不息深深烙印在这一代人的笑容和骨子里。

太阳炙烤着大地，没有一丝风，石门粮站里的几棵梧桐树上的夏蝉高亢叫个不停，此起彼伏。院内挤满了大汗淋漓的交公粮的人们，一群群围在磅秤前，头上的草帽被挤得东倒西歪，堆积着笑容殷勤的递烟给过秤的工作人员，“一直是晴，我这谷子晒了有几个礼拜，你用手试试，保险个个饱满”，一大叔满眼流露着期盼，过秤的人耳朵上夹着笔斜叨着大前门烟，用尖锥刺进尿素袋子，努力辨别几分钟，“真个不骗你，你放心”“行，过秤”。我突然发现郑卫红也在人群中，走过去看见她额头密密麻麻布满细小的汗珠。“爸爸，这是我同学，医院的”郑卫红仰头说到，郑卫红的父亲猛吸了口烟，呛人的烟雾从鼻孔喷出来，随手从口袋拿出一角钱，叮嘱道“去，买冰棍吃去”，我们高兴的一人一根冰棍坐在墙角允吸着。巴掌大的褐色树叶忽悠忽悠地飘落在我们身前，憋闷的天气似乎不那么热了，郑卫红轻轻撩起额头粘在一起一缕头发，笑着说“我们一起去玩水吧，别告诉我爸，会打人”，我踌躇片刻说道“我不会游，不敢下深水，有些怕”，“多找几个同学，你在中间，护着你”，我们坐在标语还未完全脱落的墙根下静悄悄地说了一下午的话。

命运的年轮更迭、转换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质朴、憨实的农村人往后的人生大多数和祖辈一样靠地里刨食，80年代轰轰烈烈的南下浪潮到沿海城市打工，谋生，在那里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留下了血与泪的青春，据说村村都有未归人，这我真的无从考证，或许是句诙谐调侃的话吧。县城的有限资源掌控在少数不为人知的家族群中，偶尔利益交换使得平行线有交集，那也是血液、性、金钱发生了化学反应，现在的考公考编较之八九十年代是质的进步。别无选择的郑卫红初中毕业后，15岁的她坐上拥挤的绿皮火车南下了，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郑卫红有些紧张，手悟着用线缝住装钱的内衣口袋，直到终点站硬是一口水都没有喝。听到列车广播已经到达终点站东莞，她慌张的起身，跺了跺有点麻木的脚，背上行礼包，随着浩浩人流出了站。深吸一口新鲜空气，终于见到接她的表哥，简单寒暄几句，又搭车到了虎门，开始工作了，流水线一天12小时作业，机械的重复几个简单动作，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些打工妹或许和他们祖辈一样，只是换了个方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厂区女生宿舍大楼看上去不是很破旧，12人一间，分别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最年长的也不过20来岁，为了生存工厂也有地域的小群体，因为人不讲道理时惧怕的是拳头和巴掌，郑卫红显然没有学会跳脚骂人的技巧，遇事从头到脚凉浸凉浸的，会不由自主的打着寒颤，有些怯弱，而泼辣的湖北室友王淑芳俨然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这事要从隔壁宿舍丢失东西说起，隔壁宿舍有个叫绿豆芽的女孩张芹，因为拉长是她亲戚，大家都让着她三分，助长了她整天叽叽喳喳不停东家长西家短搬弄是非，人在特殊环境中更易滋生坏毛病，小学未读完的张芹下班总是对同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欺负老实同事时，还要撇开事实，把自己说得干净，大有替天行道之意，恨不得把月光都收到她口袋里。

“我牛仔裤丢了”张芹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几个宿舍人都跑了出来，看到人多了，张芹精神头更足了，索性拍着塑料脸盆，瞟着不慌不忙走出来的王淑芳，她清楚王淑芳不是省油的灯，张芹心里劈叭打着如何拿下她的如意算盘。

“会不会是谁收错了，”“掉楼下吧，找找看看”众人议论纷纷，“不可能，是有人偷偷收进去的，今天抓住了非让她妈滚出厂去，欺负到我头上了”张芹说我发誓，王淑芳连珠炮说道“你不用发誓，也不要甩脸子给谁看，你几道花花肠子谁都清楚，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早上你晾衣服把郑卫红衣服全丢到楼下，腾出位置你晒，不是吗？”大家屏息凝神静待一触即发的大战。张芹丢掉手里脸盆，挽起袖子，她意识到这场仗输了将彻底颠覆她在厂里地位，墙倒众人推将遗臭万年。张芹见王淑芳大步迎上来，两人眼睛对视着，有些沉不住气开始慌了，以为短兵相接一叫骂就能唬住对方，平日的嫉恨和不顺眼被当前气势硬生生压下去了。张芹眼一闭心一横，突然掏出螺丝刀向王淑芳刺去，郑卫红在一旁用胳膊挡了下，鲜血流出来，王淑芳扑上去和张芹撕打在一起，互相扯拽着头发，咬对方耳朵，胆小的纷纷后退，整个战场一片狼藉，王淑芳身大力不亏获胜，张芹躺在地上不停的咒骂、呻吟。最后厂里面管理来了，全厂通报后张芹和王淑芳都开除了，为这事郑卫红深深内疚过。

我高中受到不良风气影响，经常逃课去县城小圆盘附近看电视录像，玩游戏。记得有一天下午3点左右，录像厅突然停电了，大家或在昏暗的录像厅内抽烟或走出去，我和两个同学依在门口，外面乌云弥漫开来压得很低，黑压压的乌云中伴随着闪电和雷鸣，狂风夹着铜钱般的稀疏雨点砸向地面，咆哮的狂风把树叶、纸片卷起在半空中缭绕，十几分钟后天色又明亮了。我吃惊地看见急匆匆路过的郑卫红，憔悴的脸上刻满了沧桑，嶙峋的肩胛耸起，连忙上前打招呼，寒暄中了解到她的遭遇，她意味深长不平静的劝我珍惜读书的机会，别贪玩外面很艰难，干不完的活受不尽的罪。日后我也尝到了学习的苦头，直到我大学都不停的方方面面追赶，参加工作后也丝毫不敢耽误时间学习。但我的一厢情愿却输给了权力和金钱，我也没料到有这么多人会对我产生浓厚的兴趣，煞费苦心播风弄雨的卑劣计算我。

大三的暑假我再一次遇到郑卫红，她体型显得臃肿，旁边一个快有她高的男孩，郑卫红拉着我的手激动的说:“你是我们那年级唯一一个大学生，太好了，现在的石门小学变样了，条件好的很，”询问她的婚姻，郑卫红眼眶发红，强忍泪水，转而又说“只要爱着什么，生活就有盼头有趣，哪怕只是爱花花草草。”微风吹动着她的头发，飘过点点细蒙蒙的雨丝，命运对农村女孩是个解不开的死结。离开东莞郑卫红转展去了福建晋江一家鞋厂，工资比在东莞高些，据说有员工中毒的事情，只要短期看不到或许就没有毒，那个年代打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和维权意识，你不干马上就有一群人填上去。在那里她邂逅了一个贵州的男孩张恩铭，漂泊的心似乎找到了依靠，每天下班他们都会在厂门口摊子上吃炒粉，或许是唯一解压高强度工作方式，郑卫红每天都很兴奋，快乐的像只害羞小虫飞着、舞着，也忘记单调的工作，也忘记了忙什么。爱情是美妙的，闭上眼，享受年轻人在一起兴奋、欢喜，常哼着家乡的童谣。周末郑卫红会穿着粉底蓝格子衬衫，深蓝色的牛仔裤和张恩铭像城里人一样逛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精美高档的服装，光怪陆离的珠宝首饰，郑卫红兴奋抬眼这里、那里瞧着，看着黄金金，亮闪闪的首饰，又害羞的躲开营业员的目光，真想上前摸摸又挪开身去，因为她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来到服装区，羡慕的看着城里人挑剔的试穿衣服，小朋友围着模特转圈。她想起家乡的杂铺店，隔板上陈列的玻璃罐，有瓜子，水果糖，麻饼，现在恍若隔世缥缈虚幻两个世界。日子过得飞快，半年过去了，这对小情侣几乎如胶似漆粘在一起，同事们也津津乐道，天空是晴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没有意想的是结实的张恩铭连续几周低烧，喉咙有血丝，关节开始酸疼，医院检查是白血病，郑卫红心是灼痛的，像在黑地里摸索着，磕绊着，走路踩着棉花。最后厂里面给了一些补助，郑卫红帮着收拾东西默默不语地送走了张恩铭，也送走了她的爱情。

80年代金溪县农村有在正月舞龙舞狮的风俗，而且选出来人都通晓点武术，石门的民风朴实不乏彪悍，老人流传着舞狮一黑二黄的说法，失了规矩可能就要发生械斗。记不清楚哪年，郑卫红宗族的村民执意舞的是黑狮，二月初五一大早，半牙的月亮还没有落下去，挂在天空，噼啪的敬神爆竹划破宁静的沙公庙，庙台前摆着切成大方块插着筷子猪肉，鸡蛋和糯米糍粑，队伍吃过早饭出发了，半响舞狮队伍路过一村时，人们径直奔跑过来，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村民目睹多年未遇难以置信黑狮灯，不满、指责、躁动的情绪快要一点就着，青壮年摩拳擦掌，有的背后斜插着劈柴，质问推搡开来，场面失控拳脚相加，甚至最后双方都互相搀扶着离开，郑卫红的父亲腰和颈都受伤，以后田间地头劳作都很吃力。94年郑卫红从福建晋江回家后啥都没说一肩挑起家里家外的担子，锄地，浇灌，耕田，插秧，施肥，常累得背像断了似的，脸、肩膀晒的褪了皮，手指变得异常的肿胀粗大，天蒙蒙亮就牵着牛出了村口，累了就蜷在田埂上，抱着锄头打盹，听着蛙鸣虫叫，一想起奶奶哼的童谣，月公公月婆婆……，不知觉眼眶湿润了，但看着长势喜人的禾苗，闻着瓜果蔬菜的清香，望着弟妹安静的在屋里学习，想起小时候一起嬉戏打闹，郑卫红心里是幸福的。

2003年我从江财毕业，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天空一片深蓝，一颗颗淡黄色的星星镶嵌在夜空，璀璨又神秘，宿舍的同学们都走了，楼道内一片寂静，气氛有些悲凉，抑制不住拨通了郑卫红的电话，郑卫红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也叮嘱我一些她工作的经验和体会。第二天我最后一次打扫了宿舍，留下一件体恤衫就匆匆去了车站，七月的太阳并非特别热辣，但额头渗出汗珠，后背好像有虫子爬过，焦急的在拥挤的长途汽车站候车。从省城回家简单的收拾两大包行李就匆匆北上，到了北京西站没有歇息，扛着行李我一路打听坐公交车到了丰台区造甲村，报道的单位是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分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时，一个留着短发高个的妇女笑盈盈的过来，她是党委副书记郝丽，也是她把我从分过来的学生档案中挑到她管辖的部门，就我的专业可以从事人事、财务、经营、核算，结果郝丽指派我去了宣传科，工作是单调、枯燥的，像作坊式广告公司里面一样裁板，抠字，刻字，贴标语，半年后变得疲惫、茫然，打算换岗位的天真想法变得愈加强烈起来，一年后我最终选择离职去了别的公司，我的霉运和社会毒打就此也开始了。人的意念活动不是一种虚妄的想法，终究要反映到一定有形物质或者目的上来，在自己脚下的路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现实是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印记，除非执意将这些痕迹暴露出来供世人甄别，牛鬼蛇神也就显形了。

岁月不饶人我和郑卫红都走过了贫瘠的少年，度过了可以说狼藉的青春，已经步入中年，我常无言的劝告自己虽然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但也不能沉湎在过去，被愤懑的阴影笼罩，年复一年的消磨意志。法律正义的迟到，也许永远不会到来，谁让我触碰权贵势力，一碗水端不平时，牺牲最善良最弱小的我来平息事情，这或许就是人性，更不应该相信良心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