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从小厌学的我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初三。尽管学校如同肥肉一般让我厌恶，但我和同一个产房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时永远一个班的LEE整天混在一起，没日没夜想着如何在学校里找乐子，终于将肥肉裹上了一层芡，使味道不再那么恶心。

那个时候，我和LEE正值青春叛逆的高峰期，认为学校外面的一切都是美好。当时网吧刚刚开始盛行，众多青少年找到了灵魂的寄托，厌学情绪急剧蔓延。为了在学生争夺战中获得胜利，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校规，譬如禁止谈论网络、杜绝游戏类杂志在校园内传阅等。也许在校领导看来，网吧就是那万恶的苹果，倘若让年轻的亚当与夏娃吃到，学校里的男生就会萌发做叛逆摇滚青年、女生妄想把校园变妓院的诸多不良企图。

为了严厉打击上网风潮，7点半上课铃声徐徐落下，政教处主任叫上若干校警，开始对学校附近的各个网吧进行盘查，一旦发现疑似我校的可疑分子，立刻喝令手下一个箭步冲上，将其拿下压至车中等待处理。凭借着极其犀利的眼神，学校两公里范围内、无论多小的黑网吧都没能逃脱政教处一行人的视野。

在那几年每个周一升旗仪式上，我都能看见那些被缉拿的同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惊恐地朗诵千篇一律的检查。当一个个偏僻阴暗的小网吧被逐一曝光后，站在台下的我们不由对政教处这一机构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在学生的眼中，政教处堪比东厂，而这些领导和校警就是各位公公。与明朝更相似的是，政教处的权利越来越大，上课睡觉、下课打牌、互传纸条、拉帮结派，这些都成了他们的打击范围，检查、训话、体罚、请家长等诸多酷刑纷至沓来，因此学校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宁可街上挨顿打，不愿政教一句话”。

可是无论怎样，一小撮网络深度痴迷者还是想出了周旋的办法，他们几个人单独出动，研究出政教处主任的扫荡路线，一个多星期后就开始在各个网吧同追击者打游击战，不穿校服不带证件，每半个小时转战一次活动点。我猜想这些冥顽不灵的学生一定考不上高中或大学，但他们由此却练就了沿街卖盘的本领——灵活机动，随机应变。

然而，我和LEE却对网吧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们迷上了打台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时上课还要凭借着稀少的物理知识胡乱涂画，分析击球点及白球运行轨迹。

那段日子里，每天一放学我和LEE拎上书包赶往台球厅，最后输的一方就请吃炸串儿。我俩每天靠着这样简单的欢乐度日，最终将我们学校、隔壁中学、辖区内六所小学的校门口炸串儿摊吃了个遍，有些摊位混熟了时常还赠送我们两片炸豆腐。

初三元旦放假的第一天，我和LEE又一次来到台球厅。几个钟头后，台球室人满为患，四面涌来的“嘭嗙”撞球声让我头昏眼花，所有球的颜色宛如交通灯一般来回变换，白球也看花了眼，仿佛失控的汽车胡碰乱撞。

“不打了，咱们走吧，今天我可是大胜。”LEE放下球杆说。

“等会儿去哪吃？我还想吃人造肉。”

“能换换吗？那些都吃半年了，现在我闻到豆腐味儿就咯溢。要不你给我炸了吧，那绝对不是人造肉而是正宗的人肉。”

“那你说吃什么？”

LEE想了想，说：“要不晚上咱们喝酒吧。我看你爸和我爸老是坐一块儿喝。”

“行，咱们喝点白的，我也想尝尝了。”

出了台球厅，我们顺着醉汉们的呼喊，在一个电影院门前的烧烤摊坐了下来。2002年之前，我们这座城市的路边被各种小贩占据一空，城市生活可谓丰富且多姿。初一时，我曾破费15元在路边买了一套四大名著，老板见我年龄之小却如此热爱文学，又送了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鼓励我多读书读好书，并对我说：“我都看了好几年这本书了，但是还没看明白铁和钢到底是咋炼成的。”

抱着厚厚的书，我头一次意识到外面世界比想象更有趣，密西西比河畔的顽皮孩子汤姆索亚、凡尔纳的神秘海底、王小波螺旋式的思维，它们每天绝不重复地摆在我的面前。一年下来，我的屋子被一摞摞书占满。尽管这些盗版书装帧粗糙、纸张透光、插图失真、不时还蹦出错别字，可它经济实惠，远比书店里动辄五六十元的糊弄人玩意儿高出好几个档次。那些豪华书籍买回家去，它的功能依旧同在书店一样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摆设。

但这让我留恋的城市风景，却在初三毕业那年因为市容规划而全部取缔。这些各行各业却被统一冠以不法商贩高帽的建设者们逐渐消失，与我相识的那位书摊老板也淡出视野之中。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那位中年书摊老板，尽管您其貌不扬，对文字的理解有着巨大偏差，可正是您的出现，才使一个刚刚产生世界观的少年没有走到杀人放火、强奸爆破的歧途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