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亘古的华夏大地上，黄河被尊称为母亲，而秦岭被尊称为父亲，当人们俯视黄河仰望秦岭时，目光都会随着心灵陷入久远的思索，仿佛血脉绵延，有着深深的无限牵挂。崖峭林葱的秦岭，某些习惯了攀援纵跳的灵长类动物，终于厌倦了原来的生活，喜欢躲藏进天然的石洞群居起来，他们仰望着空旷的洞壁，在抵近的距离改变着交流的语言，听洞外的风雪厮号，野兽们沉重的脚步杂乱地逼近，他们试着颤巍巍地直立起来，用空着的两肢握紧尖锐的石器，一步步走向一场为了生存而血泊横流的厮杀中，这一场厮杀持续了几十万年，他们收获了智慧，增强了本领，改变了生活习惯。这一群后来被以地命名的蓝田人开始离开洞穴，他们依赖着血缘关系形成的族群，持着狩猎的武器，小心翼翼地，顺着山泉汇成的河流向北部的平原走去。

平原给予他们更加广阔的天地，激发他们做出了更加巨大的创造，直至进入有着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当人被仓颉作为抽象的符号标记出来，广袤的大地便也纷纷产生出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些地名就像是许许多多整齐排列的神奇匣子，把山河、原野、时间、人群收藏起来统一管理，所以每一个人，除了本身的名字之外，还需要始终要背负一个或者许多地域的标签，或许这些地名是因人而得，却依然会成为人类历史文明最重要的标签之一。而历史的洪流遵循着分合的规律，向着更高的文明扭曲前行，每一次剧烈疼痛的分合，把最初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族群撕裂切割，随意丢弃在陌生的地域，人类只好靠着坚韧的毅力，融合修复着这些疼痛，顽强地生存下来。

那一群走出秦岭的蓝田人后裔，在关中平原渭河流域生存了几千年，虽然也经过了历史的整合，却基本没有离开过那一片火热的故土，他们习惯了北方干燥冷暖的气候，习惯了在春雨夏日中耕作、在秋凉雪冬中瑟缩；习惯了皓月当空的夜晚和天高云淡的白昼；习惯了风中的黄沙弹敲皮肤的惬意.......当时间真正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的战乱像是汹涌的涡流，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这些久居渭水的汉民，集体向南迁移，离开自己热恋的故土。早在两汉时期为了边塞稳定被内迁的“五胡”（匈奴、鲜卑、氐、羌、羯）族群，成为了渭北、关中乃至北方的新主人。他们与留在当地的汉族群众杂居一处，努力地接受着汉文化的熏陶，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

羌族是是“五胡”中的一支，他们按照血缘和种姓，沿着渭水和黄河星罗棋布，组成了许多新的羌村，而这些羌村，多以部族的姓氏为名。在羌族的姓氏中，雷氏、夫蒙氏、同蹄氏是有名的姓氏，这几个姓氏的家族关系良好，常常相邻而居，保持了同族异姓的内婚制，秉承相同的宗教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权的汉化统治，也使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深，他们的后世子孙早已变为承袭中原文化的彻头彻尾的汉人了，不少羌姓部落原有的部族聚居形态被打破，成为以地域为主而非血缘为主的北方汉民族的一部分了，出现了“夫蒙氏”改为汉姓“蒙”、“马”，“同蹄氏”改为汉姓“同”、“周”等文化事象，至唐中叶，已经绝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先祖是那个部族了，只留下了一些羌族烙痕的地名。

夫蒙氏聚居过的村庄曾被称为夫蒙村，穿过浩淼如烟的历史，逐渐演化成“伏蒙村”、“扶蒙村”或者“蒙村”、“马庄”之类。人们至今还沿用着这些古老的村名，只是多数人已经无法从残留的字面上，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和世事的沧桑巨变。庆幸我的故乡伏蒙村还保留着一段，游牧向定居、骑射向耕读演进的民族融合的依稀身影，我们从晦涩的字义上寻根，去见证着那一段厚重的历史。在这一片高天厚土之上，留下的悠悠古风，高唱着中华文明的胜利之歌。

201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