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和我一样喜欢音乐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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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记得，我的第一台听歌设备是红灯牌单卡收录机。
那时候我上小学。每天放学后，会不自觉的到院子门口的小卖部，因为里面有一部双卡录音机，营业员小姐姐经常播放一些当下最流行的港台影视歌曲。小卖部把这些歌录进空白磁带，以低于原版磁带的价格卖出去。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盗版行为；但在当时，不仅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接触外来音乐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成为了我的音乐启蒙。
我的听歌岁月，即始于此。
某天放学回到家后，父亲告诉我，以后不用去门口的小卖部听歌了；而我惊喜的发现桌子上多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在上个世界80年代，这几乎是我们家里最贵重的固定资产。我买来几盘空白磁带，不时去门口小卖部或者其他音像店翻录时下的流行歌曲；而且也录下生活中的一些声音，聊天声、吵架声、唱歌声、演奏乐器声，在没有电视的年代，这是我唯一的听歌和家庭娱乐设备。
进入高中以后，生活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家里的电器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我的多次请求下，红灯牌单卡收录机升级换代为熊猫牌双卡落地组合音响。这种组合音响可以播放磁带、收音机和胶木唱片，支持磁带之间的内录，还可以外接话筒。我们县城的磁带店也多了起来，已经可以买到很多原版磁带，我清晰的记得是9.8元一盒。听歌之余，接上话筒，模仿歌星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这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卡拉OK。
在外地上学的姐姐经常带回一些磁带，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小县城之外的音乐世界。某年暑假，姐姐带回来一盘卡朋特的专辑，听到第一首歌《Yesterday Once More》，就被迷住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欧美音乐。1992年，几个热爱欧美音乐的中山大学的小伙子在广州创办了欧美音乐有声杂志《音乐天堂》，为我彻底打开了欧美音乐的大门。我非常感激邓良平、邱大力这些创办者，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还保留这份音乐情怀，这本杂志整整影响了我近10年，几乎是我当时了解欧美音乐的唯一途径。
1994年7月，我离开了生活18年的城市，来到西安，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这个充满了文化底蕴和音乐元素的城市，让我欣喜不已。开学不久，我就去东大街买了一台索尼随身听。背着书包、腰里别着Walkman、头戴耳机走在路上，这几乎是当时大学生的标准装束。重金属、迷幻摇滚、民谣、骚灵、Grunge、Rap这些铺面而来的音乐形式和无数的欧美歌星、乐队，让我目不暇接。此外，西安音乐台、陕西文艺广播电台等丰富的音乐节目和优秀的主持人，重新改变了我对广播电台的认识。
大一下学期，我认识了和我一样热爱音乐的老安和老凡；1995年初，我们一起创办了民间音乐欣赏团体 —“音乐彩虹”。此后，又结识了陕西文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程冈，同时也是恐龙蛋乐队的主唱，并通过他了解了西安很多民间摇滚乐队。大三那一年，除了学习以外是最忙碌的一年。西安一些原创歌手和摇滚乐队准备在一些高校举办巡回演出，我很希望第一站放在我们学校，并以义演的形式把部分收入捐给学校里患白血病的一名学生，很可惜学校最终没有同意。于是我们一帮学生只好跟着他们去建院、公路学院等学校，一场场的听他们的现场演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摇滚乐的现场版，学生时代的热情和疯狂，是工作以后无法比拟的。现场没有座位，每个人都和乐队一起站了三个小时，唱着、跳着，声嘶力竭。那次演出的，还有许巍担任前任主唱的“飞”乐队，而许巍当年远远没有他写的歌的名气大。他的一首名为《Don't Cry Baby》的歌曲，后来卖给田震，改名为《执着》，红遍大江南北。
除此之外，还有一成不变的两件事：第一，定期去学校附近的师大路（注：西安南郊陕西师范大学门口的一条路，书店和音像店林立，堪比小寨。），买刚刚出版的《音乐天堂》。我清楚的记得，在商店里我就迫不及待打开包装，把磁带放进随身听，一边听着最新的歌曲，一边慢慢骑着自行车回学校。第二，不定期的和老安及老凡去西安美院附近淘打口带。在地上一蹲一两个小时，一边在堆成山的塑料垃圾里挑出来自己喜欢和歌手，一边和前来买打口带的其他学生聊欧美音乐。期间，卖打口带的陕西老农也会用陕西话偶尔插上两句，“听朋克吧！朋克都不听了，还能听啥？”
这就是西安，一个路人甲都可以和你聊音乐的城市，一个诞生了郑钧、张楚、许巍的城市，一个让人到了黄昏就忍不住思念的城市。
毕业那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床上摆了一排的几个鞋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的码着收集了4年的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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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我来到深圳，开始了人生新的起点，我的索尼Walkman也鸟枪换炮，升级为松下Diskman，磁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工作之余，我和老凡最喜欢逛的就是振兴路中阁音像城，三层楼的样子，近百个摊点，甚为壮观！这里花10元钱就可以买到当下最新最流行的大陆、港台和欧美音乐CD。盗版商贩们很敬业，发行不久的唱片，这里很快就可以买到；不仅如此，在盗版时，他们还在原版唱片的基础上，附加几首这个歌星的精选歌曲，让这张唱片更加超值，有点买一赠一的感觉。对于90年代末来深圳的大学生来说，中阁音像城是每个人不能磨灭的记忆；中阁让我们在互联网还没有家喻户晓的当年，能够在流行音乐上与时代保持同步。
在中阁音像城内，有一家深圳音像出版公司开的正版音像店。从那时候起，对于非常喜欢的专辑，最终还会选择正版，但由于是正规发行的渠道，那里大陆以外的唱片比较滞后，而且大多是引进版，原版几乎没有。后来，由于深圳前往香港的便利性，我慢慢开始在香港的香港唱片和hmv去购买一些欧美和港台的原版CD。于是，书架上正版唱片慢慢多了起来。
2003年，我有了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刚谈恋爱时，我把自己喜爱的许巍的歌和Narada唱片公司2002年发行的一张精选《Best of Narada New Age》刻成CD送给她。没想到她整夜循环播放。对音乐的爱好，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
大约2004年时，深圳开始整治文化市场，中阁首当其冲被关掉，几个月后，取而代之的是邮政集团投资的博恩凯音像，但是人气无法和之前的中阁相比，虽然一度成为深圳最大的连锁音像店，但也无法改变2008年悄悄倒闭的命运。与此同时，1998年诞生在韩国的mp3播放器，在这时达到鼎盛时期，成功的挑战了传统激光唱片的地位。
于是，我的听歌方式又再一次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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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第一款mp3播放器是韩国的艾利和（iRiver）IFP系列，外形很酷，当时在市场上很火，价格也不菲。mp3播放器的火爆，助推了盗版的迅速增长，没有版权的mp3歌曲在网上随处可见。我不能满足网上低码率（128k）的mp3，只好自己动手压制。记得当时经常逛的是红极一时的“伊美姬论坛”（同时比较著名的还有怡红快绿），这里是好多音乐爱好者把手里的原版唱片经过抓轨后把镜像放在论坛供大家下载，可以说是无损音乐。当时伊美姬的老大还专门写了一本音频技术全书，我从EAC抓轨、歌曲分割、wav、ape转码、最终刻碟或者压制成320k的mp3，一步步学习。而硬盘里永远保存着原始的img、cue镜像文件以及高码率的mp3文件两个版本。在mp3横行的年代，我听的歌大部分都是自己压制的。
一批制造mp3的中国企业也在广东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市场上的播放器也是百花齐放，眼花缭乱。后来一些做的好的企业成功的转型为手机生产商，比如魅族和oppo；而大部分企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版权意识的加强，消失在历史的时间轴里。
慢慢的，一个叫做苹果的原本生产电脑的美国公司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生产的mp3播放器iPod外形简洁、有设计感；虽然通过iTunes的传输歌曲的方式有些反人类，但并没有阻止一部人人开始尝鲜。iPod经过几代更新后，2008年我买入第四代金黄色的iPod Nano，无敌的华强北还做了个彩色的像袜子一样的保护套。而这时候，iPhone 3G已经发布，苹果的市场地位已经形成；iPod此后在播放器领域，长期占据了高达70%的市场份额。
3G的来临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的听歌方式再一次被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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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和主要的工具，PC退居二线。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各类无版权下载音乐的网站纷纷倒闭；而一些门户网站开始以免费的方式推广正版音乐。我们打开手机，不光可以快速搜到想听的歌，而且各种检索方式，最新的新闻，歌曲排行榜，甚至MV，都随手可得，甚至还可以分享、互动。我不再购买CD，每个月只需要花几十元的QQ音乐和Apple Music订阅费，就可以听到海量的中外曲库。
2015年低，来美国前夕，我对着书架上整整齐齐的CD发呆，这些都无法带去美国。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些CD一张张的压成mp3，放在硬盘里。而这些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唱片，也已经布满岁月的痕迹。唱片上已有轻微划痕，封面和歌词纸也不再光鲜如初，色彩已经黯淡。
来到美国后，那些拷在硬盘里的mp3几乎没再被拷出来过。我已经习惯了在线听歌或者直接在音乐app里下载，除了少数几张因腾讯没购买版权而找不到的专辑。2017年底，我回国签证时，发现我的两台CD播放机因深圳的潮湿和长期不通电，已经坏掉一台；另一台我通过咸鱼，很快低价处理掉了；同时卖掉的还有听了十年的音箱。那些躺在书架里的CD，只能成为我的记忆了。
令人遗憾的时，从第一台红灯收录机、walkman、Diskman、mp3播放器，到数不清的磁带和盗版CD，都已经不存在了，我甚至找不到一些照片。曾经在书架上占一席之地的《音乐天堂》，已经长霉，几次想丢掉，现在被擦干净压着箱底。书架上仅存的100多张正版CD，竟成为我30年来听歌岁月的唯一佐证。
然而，每天放学去家门口的小卖部对着录音机发呆；乘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音像店买下心仪已久的CD，迫不及待打开，塞进激光唱机的那种期待的心情，已经不复存在了；从书架上拿出一张CD，放进音响，一边听着、一边努力回忆这张CD背后故事的那种感觉，也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