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埃及象形文字传奇
14. 商博良王名圈登顶
1822年9 月 27 日，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站在巴黎朱利安学院讲台上宣读他那篇震惊世界的论文，一举登上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顶峰。
商博良就是德·萨西教授的第三位语言文字学弟子。我们有必要将商博良与“最后一个什么都懂的”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做一个比较，研判为什么他在与杨的这场智力竞赛中能够占据上风。
法国人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英国人杨出生于1773 年，杨比商要年长17岁。杨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神童，从他的舅舅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赠，包括在诺福克街公园巷的房子、图书馆、珍贵的艺术收藏，以及大约 10,000 英镑的现金，这在当年可是一大笔财富，让杨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心无旁骛做学问。而商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菲雅克，父亲是一名书商和臭名昭著的酒鬼，在相对贫苦环境中长大，主要由哥哥雅克·约瑟夫抚养成人。商博良的人生际遇与杨可谓有天壤之别。
杨曾在英国多所著名高校学习，获得过医学、物理和哲学多个博士学位；而商开始就读于当年小城市格勒诺布尔的普通中学，直到1807 年来到巴黎，师从德·萨西，即那位第一个尝试释读罗塞塔石碑的教授学习语言学，才开始有了成才的机会。
商和杨都显现出超高的语言天赋，熟练掌握多种古代语言。所不同的是，商博良更热爱古埃及。他在 1806 年 1 月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进行深入而持续的研究。他们的古迹给我带来了热情，他们的力量和知识让我钦佩，所有这些都会随着我的新观念而进一步增长。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没有人比埃及更重要。”所以，商更加刻苦地学习和掌握科普特语，这对他今后破译象形文字，就站在了比杨更高的台阶上。
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优势还在于，他11 岁那年，引起了时任格勒诺布尔省省长、数学家傅里叶的注意，后者曾陪同拿破仑远征埃及，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傅里叶邀请少年商博良到他家里做客，没有给他讲述“傅里叶变换”，而是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古埃及文物。商博良顿时被迷住，当看到象形文字并听说它们难以理解时，他大言不惭地宣布说：他将成为成功阅读它们的人。傅里叶一直支持商博良，使他对古埃及保持了持久的兴趣。
托马斯·杨虽然成名很早，但他首次接触罗塞塔石碑进入破译者行列是1814年在英国南部沿海城市沃辛。而早在1806年，也就是商博良16 岁，他就在格勒诺布尔学院发表演讲，论证了古埃及人使用的书写象形文字的语言与科普特语密切相关。更在1808 年根据特珊制作的副本开始研究罗塞塔石碑。参加工作后，他已经能够证实同门师兄、瑞典外交官大卫•阿克伯拉德识别出的世俗体文字，最终确定了罗塞塔石碑上存在的15个与科普特文等价的埃及世俗体符号。
1808年3月，商博良对照罗塞塔石碑上的古希腊铭文，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他将其翻译成拉丁字母，再同希腊文拼音对比，发现其中缺少元音字母。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类文字中，元音通常脱落不写，他相信，古埃及象形文字中也同样有不写元音的情况。
1809年夏天，商博良从巴黎学成返回格勒诺布尔，拿到了博士学位。得知家乡新建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准备成立历史系，他获聘担任了古代史合作教授，年仅18岁，虽然薪水只有正式教授的四分之一。到了1815 年，拿破仑·波拿巴逃离厄尔巴岛流放地，率领军队在蔚蓝海岸登陆，直接向格勒诺布尔进军。在那里，他会见了商博良，询问他的工作进展。商博良回答说，他刚刚完成了科普特语法字典。拿破仑要求他将手稿送到巴黎出版。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会面，但也造成了商博良与哥哥雅克·约瑟夫一起，后来被保皇派指控犯有叛国罪。虽然最终被赦免，但还是被撤销了教授的职位，流放回家乡菲雅克。因祸得福，他终于有了专门破译象形文字的时间。
直到1817年，商博良和哥哥才摆脱流放身份。雅克·约瑟夫回到巴黎出任法国研究院铭文与文学学会会长达西尔（M.Dacier）的秘书，商博良则回到格勒诺布尔担任图书馆馆长。1821年，他再次来巴黎，没有了正式工作，生活一贫如洗。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象形文字研究获得了两项重要的成果。
其一，他把埃及世俗体与圣书体铭文加以比较，发现两者笔画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猜想两种文字存在着内在联系。1821年夏天，商博良出版一本介绍僧侣体的小册子，毫无困难地把他所知道的一组世俗体文字变换成僧侣体，然后又变换为圣书体。他确信埃及古文字的三种形式不过是相互修饰而已。然后他继续对比世俗体和圣书体符号，把相似的符号全部分门别类编成了对照表。
其二是确定了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是表意符号和语音符号的混合书写。他推断说，如果文本完全是表意文字，那么圣书体需要的象形字符将与希腊文本“单词”一样多。但是，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文只有486个单词，而象形符号却多达1419个。且圣书体所在的石碑上端破损，实际数量应当更多。这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象形符号都独立表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结论。商博良仔细辨认不同象形符号的数量，发现相同的一共只有166个。根据数量判断，它们作为字母似嫌太多，作为单词又嫌太少。
在罗塞塔石碑上，商博良首先需要寻找的是与杨同样的标的：究竟有哪些象形符号可以用来拼写外国人的名字。随后的目标与杨不一样，商博良还想寻找那些可以拼写非外来语的象形符号，从而发现完整的埃及拼音（字母）表……
至此，我们可以把商博良的突破，与前面章节的内容一一联系起来。
1822年，商博良研究突破的线索之一来自菲莱——商博良收到了班克斯从菲莱方尖碑记录的象形文字副本。这也是商博良在巴黎求学时期的同窗、古希腊语专家勒特隆纳（Jean Letronne）送给他的礼物。
由于拥有比班克斯更加深厚的科普特语言功底，商博良几乎不费多少气力就完成了菲莱方尖碑上“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两位外国法老王名圈象形符号的破译。更重要是的，他找到了这些象形符号对应的读音。
商博良继续在其他铭文上测试这些象形“字母”的读音，识别出更多的希腊和罗马在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并推断出更多的其他“字母”。使用这种方法，他成功地确定了 12 个符号（A、AI、E、K、L、M、O、P、R、S 和 T）的语音。通过将这些应用到破译更多的象形文字王名圈，他很快又读出了几十个其他外国法老的名字。
商博良研究突破的线索之二来自登德拉，德农记载的登德拉哈托尔女神庙，被法国工程师勒乐兰抢先运回了法国的那座“十二黄道宫图”浮雕。1822年，这幅浮雕星座图上某些星座后面的“*”形符号，被商博良的朋友、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毕奥（J.B. Biot）认定为也代表“星座”。毕奥被学术界称为“能干的物理学家”，也是画法几何学创始人蒙吉的学生，布沙尔的同门师兄，在电磁学研究中因提出著名的“毕奥-萨伐尔定律”而闻名遐迩。
毕奥毕竟对象形文字不太精通。对于毕奥的破译结果，商博良不讲情面予以驳斥。在《百科全书》（Revue encyclopédique）杂志上，他非常有见地回应说，这个象形符号实际上是个语法符号，他称之为“类型符号”，今天被称为“限定词”——象形符号另外的一种功能，它位于词尾，不发音，提示前面象形符号的词义范围。
我们现在知道，是托马斯·杨确定了第一个“限定词”——“神圣女性”，商博良确定了其他的几个。例如，“行走的双脚”象形符号作为限定词，代表“前进”的意思。当他后来在学院的会议展示这一研究成果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甚至他的导师德·萨西也热情地称赞了这一进展。
商博良研究最后突破的线索，来自那位“野蛮挖掘者”贝尔佐尼掘开的阿布辛贝神庙。1822年9月14日，商博良收到了从阿布辛贝获取的数份圣书体铭文复印件。这是不久前走访努比亚的建筑师于约（Hoyot）绘制的图画。于约的临摹素以描绘精确、标注可靠著称。
著名传记作家哈特勒本（Hermine Hartleben）这样写道：那一天，商博良正在检查阿布辛贝转来的文件副本，其中有个王名圈包含四个象形字符。商博良猜测，圆形的第一个符号应该代表太阳，在科普特语中“太阳”的读音是“re”。圆形图案的末尾出现两次的标记（折叠布符号），与托勒密的图案中的“s”一致。当王名圈上的名字以“Re”开头而以“ss”结尾，如果中间的符号代表“m”，那么它就可能与“拉美西斯”（ Ramesses）相匹配。进一步的确认来自罗塞塔石碑，m和s符号同时出现在希腊文本中代表“出生”的地方，在科普特语中表示“出生”的词是mise。
另一个王名圈内有三个符号，其中第一个符号是朱鹭，众所周知“图特”神的象征。如果后两个符号与“拉美西斯”中的符号读音相似（MS/M，S），那么这个王名圈名字将是“图腾摩斯”（Tuthmosis）。拉美西斯和图腾摩斯，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埃及法老，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间要早得多，但他们的名字也是用象形文字符号来拼写。也就是说，商博良看出了其中潜在的法则，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说法，这一天的傍晚，商博良兴奋地跑到了他哥哥雅克·约瑟夫的办公室，在空中挥舞着他的笔记，喘着气说：“Je tiens l'affaire，vois！”（看，我明白了！）然后迅速倒在地上，整整昏迷了一天未醒。这些笔记构成了下一封具有历史意义信件的基础。1822 年 9 月 27 日，商博良公布的这封信，被认为是象形文字破译的时刻。
这封信的全称是《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字母致达西尔（M.Dacier）的信》（达西尔就是他哥哥担任秘书的学会会长）。商博良在信件中概述了他对埃及法老姓名中象形文字翻译方面的新发现，并于9 月 27 日在朱利安学院人群拥挤的房间展示了一份包含八页文本的草稿，德·萨西和托马斯·杨都是他的听众。
《致M.达西尔的信》的最终版本于 1822 年 10 月下旬以一本 44 页的小册子出版，并附有四张插图。
商博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远在希腊人来到埃及之前，古埃及人刻画的象形文字就使用了相同的语音符号，用以表示希腊和罗马专有名称的发音。这些复制出来的声音或发音方式，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王名圈是一致的。这一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完全是基于我本人对象形文字的研究。”
商博良的这封信，通常被认为是埃及学奠基性文件，标志着埃及学的正式诞生。埃及学从此逐渐成为一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化艺术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