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下午。
《中小学教师培训》编审、执行社长王春光老师，基于自己近30年编辑与科研经历，以《如何撰写教育科研论文——从编辑的视角看“好论文”的标准》为题，从“选题—内容”、“视角—创新”、“格式—规范”三个方面作了交流。
这不是个容易“交流”的话题。这些年来一直从事课题管理工作，接触了大量一线教师的研究报告以及其它角度的文字资料。整体印象，对济南市的优秀老师们来说，上课教学从来不是问题，策划设计教育活动也常有妙招儿和实效——做，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恰恰在于“说”，在于“写”。
无论是讲好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案例，还是写一篇论文，完成一篇研究报告，对于我们多数很优秀的“名师”来说，都是一道难题。
如何指导老师们提高写作能力？这是提高济南市一线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对王老师的报告充满期待。
王老师的讲座风格不温不火，斯斯文文，慢条斯理，跟30年经历“老编辑”的印象很是贴切。王老师的风格与我差异甚大，所以直接可以拿来借鉴的不算很多。但仍有启发。
王老师说，“写作是一项需要极强的动机、情感与意志的工程。”
这与我的感觉是一致的。一直以为，绝大多数老师所欠缺的，并非是具体的写作表达的方法，而是内心深处缺乏以写作方式表达交流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不少人是远远地被“写作”这件事给吓住了。离开王老师所说的动机、情感和意志，许多的“写作”便沦落了风尘，要么轻描淡写肤浅局促，要么奉命作文糊弄应付。
与“科研”这件事一样，再有能力，“不愿”也枉然。
所以，“写作”这个蛋，得从内部打破才有生命，外来的技术方法，都只能算作是小菜。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
最喜欢习总这段话：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总的角度是科技成果为社会所用以发挥实际效益的问题，我常用来强调课题研究成果要主动推广传播，其实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科研部牛瑞华老师就曾说，“写作是分享、积累，在空间上，让他人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有哪些思考，为他人的研究搭建基石。在时间上让后来者了解我们曾经有哪些思考，哪些作为，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基础。”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要的角度，就是为自己留存一份思考前行的印迹，就好像李镇西老师总是强调自己的日常写作终至大成的成长发展之路是一个道理——离开日常的写作，李老师仍然有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但未必能成为可树立一家之言的教育家。
博伊斯(Boice)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人，也会发现写作是件困难的事。他的进一步探究发现，那些最具生产力的学者并不是等到他们有了可以专心写作的时间才开始写作的。在其他各种任务挤压下，这样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最具生产力的学者往往坚持定期或每天写点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得写作，不断写作，无论“会”还是“不会”。所以，写作到目前仍然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
王春光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论文写作的，但他的报告核心却并不是怎么“写”的问题。严格讲，王老师的报告已经较多地涉及到了“怎么研究”的问题——回溯到对教师研究反思的指导建议的层面来交流最终“写作表达”的问题，这就更不是“技术”问题了。
换言之，会不会写的问题，还是得回到会不会做、会不会想的层面去梳理。
写作之前，先有思想，先有行动。然后有总结，最后才有表达。现在不少老师为发表而写，为参加鉴定验收而写，由此角度而来追问“怎么写”的问题，已经是落了下乘了——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有这样一段话：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
“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帕斯卡尔是将人的思想上升到了道德的境界的，以此观照我们的许多“论文”的，即便“杀人不诛心”，但也真的需要告诫，有些为写而写的“论文”，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失去了对自己、对他人、对学科、对教育的起码尊重的。
思想贫乏的文字，在耽误谁的时间？浪费谁的资源？武昌的沈旎老师说，“当你不注意思考时，就增加了被别人支配的危险。”
所以写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真的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
我们其实一直是不缺行动的。
“从做中学”我们一直都在说，但“做”了未必就一定“学”得到。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行动加以足够的反思与调整——也就是行动研究了。有许多时候，我们的行动只是上了发条的指针，机械地做，日复一日地重复做。所以需要“研究”。
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研究的基本特征是“问题”，研究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作为开端的；又是以反复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为过程的；更是以解决问题作为重要目标的。
郑金洲老师曾说，“当教师处于没有问题的状态时，首要任务是通过上述途径等开拓挖掘出研究问题；当教师发现了问题并处于问题包围之中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自身条件等多方面的分析选择可研究的问题。”
没有好奇与疑惑就不会产生问题；
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冲动；
没有解决问题的冲动就无法产生研究的愿望；
没有研究的愿望就难以产生研究的行动；
没有研究的行动就很难有效地解决问题或提出合理的解释；
解决不了问题或提不出合理解释就写不出好文字！
无法有效回答问题的写作，需要首先解决的怎么可能是技术问题？
经常收到老师交来的各种文字。翻看一线教师文字的过程，许多时候是相当程度上忍受折磨的过程。姑且不论贾岛“推敲”的境界，也未必强调白居易写完诗歌读给老大娘听，我们的许多老师，写完的东西自己甚至都从来不回头看一遍，直接点“打印提交”！其中显而易见的错误真的是“百出”的。
贝克(Becker)给专业写作者的建议说，并不是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要在事后以不同的、批判的眼光重新阅读草草写就的东西，对其进行编辑与修改。我们如何可以自信到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竟不回头看看？这真不是技术问题。
我们的写作，基于问题，基于行动，也同样基于阅读。我们的阅读在我们的写作中体现不出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也是研究过程中所说的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不到位的问题。
虽然在说“阅读”的时候经常引用叔本华的一段话做警醒：
“阅读只是我们思考的替代品。阅读时，我们的思想常常是被别人牵引着的。……一旦我们让自己的思想听之任之，就会拐入无法预想的迷途。而听从自己守护神的指引，懂得自发、独立、正确思考的人，却牢牢地掌握着能够找到正确方向的罗盘。因此，我们最好在自己的思想源泉出现干枯时再进行阅读。”
但其实，我们现在阅读的突出问题，一是无所用，二是不深刻。盲目阅读，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无用，所以理解得不深刻，所以写作表达的时候用不上。
这仍然还不算是技术问题。
雅斯贝尔斯说，“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也应和终极目标联系起来。只有不让遥远的地平线从世界中消失，我们的脚才能迈出有意义的一步。”千万别以为阅读就是拿来本书读读就算的，总要翻开一本书先想到对自己思考解决什么问题有可能有点儿意义，那样的阅读（只是从专业的继续教育的角度而言），是有目标的细微行动，因而才可能有价值。
武汉的沈旎老师常说，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越具体，越深刻（LESS IS MORE）”、“从‘我’说起，从现象出发，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千万别以为只有完整系统地啃完大部头才叫阅读，那会吓倒我们绝大多数人。
王春光老师报告中就例举了“大题小作”和“小题大做”的问题。
在常态反思常态写作的同时，常态微阅读，或许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这也不是技术。
王春光老师积30年编辑之功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是经验之谈，值得借鉴。事实上，写作并没有多么神秘、神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启动”——拿起笔，然后写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说：
“写作是我击打和拥抱的方式。立场之外：不发表中立或假装中立的言论；历史之内：为一直排在历史队尾的人写作。”
这是一种态度。而不是技术方法。
地平线是走到近处才向前延伸的……（沈旎）
（2017年8月22日晨，曲文弘于长春.东师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