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淦

清朝乾隆年间，云南人刘焕在某地做官任期已满，就来到京师，等候吏部重新选派。他随身带着一个仆人，住在城东某寓所，囊中财物也颇丰裕。同寓有个客人，自称姓张，名春堂，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故意与刘焕的仆人称兄道弟，交了朋友；对刘焕更是恭恭敬敬，殷勤异常。有时候刘仆偶然外出，张春堂就时刻侍候于刘焕左右，端茶送水，洒扫揩抹，比刘仆服侍得还要周到谨慎，刘焕大为感激。不到一年，刘焕被分发至河南某县担任县丞。张春堂也非常高兴，并对刘焕说：“小人有个胞弟在河南巡抚衙门里掌管门户，小人打算跟随大老爷同往河南一行，不知大老爷能否答应？”刘焕对张春堂已颇喜爱，又听说他的弟弟在巡抚衙门当差，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当下三人一起收拾行装，急急上路。

万万没有想到，行至河北邯郸时，刘焕忽然得了急病，当天就死了。刘仆与张春堂都抚尸大哭，替他收殓后，就将棺材暂时寄厝于古庙里。张春堂忽然对刘仆说：“我们两人所依靠的，就是主人啊。如今主人已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话虽如此，我倒想出了个办法。主人行囊中官凭文书尚在，我就顶冒主人之名去做官，你则冒充我的亲戚，有谁能知道我们的底细呢？”刘仆一想也对，就依从了他。哪知尚未渡过黄河，刘仆又病死了。到达河南省城时，已只剩下张春堂一人了。于是张春堂就在省署交了官凭文书，然后就顶冒着刘焕之名，到某县当了县丞。张春堂精明干练，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个盗劫团伙，因功被提升为知县。于是他就改名为“刘春堂”。这位“刘知县”兢兢业业，屡屡擒获大盗，几个月之间，就连破七桩大案。一年后，他又被提升某州知府。这一来名声大振，人们只要一提起“刘知府”，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精明能干。

这一天，有个探差进来禀报说：州郡百里外的某店铺中，夫人从云南来了，由她的弟弟——也就是舅老爷陪伴着，早晚就将抵达衙署了。“刘知府”装出高兴的样子——当时他已经娶了两房小老婆了，就叫小老婆先去探望。第二天，两个小老婆回来禀报说：“太太衣裳褴褛，盘缠耗尽，窘迫得很呢。”“刘知府”急忙取出满满一箱衣服首饰，外加白银一百余两，仍叫两个小老婆送给太太开销，并请她们转告太太说：千里迢迢、吃尽辛苦来到河南，要挑个好日子进入知府大堂，某日最为吉利，可以进署。“刘知府”又拿出白银二百两，叫一个差役送给舅老爷，说是署斋甚为狭窄，断断不能款留，请舅老爷千万原谅，休息一下就回云南去吧；并嘱咐这个差役，一定要将舅老爷护送至境外。

过了四五天，“吉利”的日子到了，“刘知府”就命部属及仆役等抬着轿子，吹吹打打地去迎接太太入署，而他自己则借口有要事而他往，又吩咐家里人说：“我今天晚上只怕回衙比较迟，你们都不须伺候，宜早早安歇，只要留一个老妈子守候内宅之门就行了。”果然，知府大人直到半夜之后才回到署中，直入夫人之卧室。其时婢妾仆役等都已睡了，也有一觉醒来，只迷迷糊糊地听见老爷与太太在房中窃窃私语而已。

第二天，一切都很正常。

两年之后的正月里，“刘知府”乘轿回署，到署门前刚一下轿，忽然看见一个老和尚，远远地对着他拱手作揖道：“贫僧与大老爷一别二十年，没想到大老爷已经当了大官，真是可喜可贺啊！”“刘知府”登时面色苍白，一句话也不敢回答，急急躲入署中。过了一会儿，他派一个家人出来，悄悄地对老和尚说，愿意送给大师父三千两白银，请大师父离开这儿，再到别处去化缘吧。老和尚哪里肯依，大骂道：“狗贼奴！看你今天还能逃到哪儿去？”“刘知府”心慌情急，吞金而死。

原来，这老和尚是个著名的捕快，而“刘知府”则是个江洋大盗——张春堂自然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因作案累累，无处藏身，就设法害死了刘焕与刘仆，隐匿于官场之中。正因为他对强盗团伙里的情况相当熟悉，才能在官场中大显身手，屡破盗案。万没料到，他的行迹仍然被装扮成老和尚的捕快缉访到了。大盗既死，老和尚也就飘然而去。幸亏当时知道这一底细的人并不多，刘夫人得以从从容容地替“刘知府”收殓，将棺材寄厝于古庙之中。刘夫人又与那两个小老婆收拾行李，带着“刘知府”在官场中搜括的一万多两银子，三人乘着车子，一同回云南去了。后来，当真相终于渐渐浮出水面，人们无不惊骇万分：堂堂知府大人，竟然是个江洋大盗！可是，无论河南官场还是朝廷之上，谁也不愿将“乾隆盛世”中的这桩官场丑闻张扬出去，也就没人去追究刘夫人与大盗做交易的过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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