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富人是如何做到的

“富有”意味着什么？对于何为财富的问题，有着众多不同的答案。有些定义甚至包括与收入或金融资产毫无关系的一些内容，比如“健康”或“政治影响力”。不过，这样来淡化财富的概念只会混淆而不是澄清这个问题。

如何定义财富？

当问及给“财富”下的定义时，德国受访者最常选择以下答案：

·“能够享受退休生活而无须为钱烦恼。”（87%）

·“不必依赖任何形式的政府补助。”（76%）

·“任何时候都买得起想要的任何东西。”（75%）

·“能够完全靠投资收益生活而无须工作。”（70%）

这些说法有的十分模糊。在何种情况下你会停止“为钱烦恼”？而“买得起想要的任何东西”又指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一种主观判断，因人而异。更为实际的是富人能够完全靠投资收益生活而无须工作这一看法。

但是就连这个定义也不够具体。想想看：我们这里说的是什么——足够大的一笔财富，让你能够靠它产生的利息生活，还是在你不断动用这笔财富的情况下，依然有足够多的金钱供你余生使用。后一种情况所需要的财富的数额远远少于前者。

此外，一个人要“维持生存”需要多大一笔收入？这些假设基于怎样的利率？

以德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为例。2014年，人均税前收入为4.1万欧元，相当于净收入2.4万欧元或每月2000欧元。要想通过利息赚取同样多的净收入，你需要拥有多大一笔钱？我们假设年毛利率为4%，以目前的水平来衡量，这样的利率已经非常高了——要达到这样的利率，需要愿意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或是具备超乎常人的金融专业知识水平。在德国，4%的年毛利率让你在税后拿到的利率为3%左右。换句话说，要想在不动用本金的情况下达到平均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你需要有80万欧元的存款。不过，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你的财富仍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水。

当然，“富”人这个定义本身意味着他们很难满足于平均的生活水准。更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是平均收入者的三倍。有关财富的理论通常将三倍于平均收入的水平设定为财富的基准点，换句话说，要通过240万欧元的本金获得每月6000欧元的净收入。

别忘了这一计算结果是基于4%的年毛利率。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尽管房地产投资承诺会带来高收益和除此之外的诸多好处，可是只有极少数房地产所有者能够达到这样的收益水平。股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收益存在大幅波动，这让投资股票不适合成为寻求可靠收入的人唯一的收入来源。

所有这些表明，巨大的数字可能具有欺骗性。不管是100万欧元还是100万美元，在大多数人听来都是一大笔钱——不过一旦你开始计算100万投资于低风险证券所产生的实际收益，巨款的感觉就只是相对而言了。在德国，想靠利息生活的百万富翁必须要能够接受平均水准的生活。还记得3/4的德国人定义财富是“任何时候都买得起想要的任何东西”吗？不过，这需要的远不止100万欧元，否则的话他们的财富会非常短命——序言中提到的许多体育明星和流行音乐人都在吃了苦头后悟到了这一点。

全世界最重要的专业服务供应商之一凯捷公司与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公司定期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将富人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

·隔壁的百万富翁：净财富在100万到500万美元的人。全世界有1240万这样的人。

·中间层百万富翁：净财富在500万到3000万美元的人。全世界有120万这样的人。

·超高净值人士：净财富在30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全世界有12.8万这样的人。

在所有这些以美元衡量的百万富翁中，60%生活在四个国家：美国（400万人）、日本（220万人）、德国（110万人）和中国（75.8万人）。虽然一些很小的国家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百万富翁的比例甚至更高，如新加坡540万人口中有10万百万富翁，但日本是在规模较大的国家中唯一能自诩百万富翁比例超过德国的：1.27亿人口当中，有220万百万富翁。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75.8万是百万富翁，而印度12亿人口中，有15.3万百万富翁。在美国，3.16亿的总人口中，百万富翁有400万。在德国，8100万人口中，百万富翁有110万，而俄罗斯的1.43亿人口中，有15.4万百万富翁。

当然，富豪和超富人士的具体人数很难确定，根据发布渠道的不同，数字上存在很大差异。由莱坊公司发布的《2014财富报告》将全世界资产净值达到3000万美元的人数定为16.7万人，其中近半数生活在四个国家：美国39378人，日本16450人，德国11392人，英国10149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的百万富翁数量超过像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人口规模更大的国家——资产净值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超富人士和“区区”百万富翁分布的情况都是如此。

不过，说到亿万富翁，中国（179人）和俄罗斯（92人）都领先于德国的81人，前者的优势还很明显。之所以会有俄罗斯百万富翁的数量远多于德国的错误印象，或许是因为在俄罗斯，富人往往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德国的富人则更喜欢以较为低调的方式享有财富。

2012年发表的一篇博士论文探讨了在21世纪的德国为富裕甚至财富创造了条件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德国的财富》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基于对高收入者或高净值人士所做的472份调查。受访者的平均净值为230万欧元，中位数净值为140万欧元。

换句话说，借用美国一本家喻户晓的关于创造财富的书的书名，这些是“隔壁的百万富翁”而不是超富。作者在一开头描绘了一个富裕与财富金字塔，最底下被归类为富裕的一层——所包含的家庭净收入是德国家庭平均净收入的两倍，也就是5.432万欧元及以上。中间的一层包括的是净值至少在120万欧元的家庭，作者创造了“脆弱的财富”这个词来形容这个部分。最上面一层的家庭被称为“稳定的财富”，拥有的净值至少达到240万欧元。

大多数财富都是靠经商创造的

这项研究对于关心因果关系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当代德国，人们是如何变得富足或富有的？作者最重要的发现是，自雇人士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为别人工作的人。该研究表明，雇员创造财富的难度要大得多。“首先，企业家精神是大额财富的可靠预测器。凭借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人平均净值有大幅增长：这个群体的家庭平均净值比与企业家精神不相干的家庭的平均净值高出250万欧元。”

在“稳定的财富”这一组（净值在240万欧元及以上的家庭），企业家精神比“脆弱的财富”组（净值在120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要普遍得多。调查表明，财富主要靠企业家精神来创造的家庭上升到财富金字塔顶层的概率要高出一倍。

德国在财富理论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沃尔夫冈·劳特巴赫所做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劳特巴赫在调查了中产阶层（中位数净值为16万欧元）、“富裕人士”（75万欧元）、高净值人士（340万欧元）、德国最富有的100人（15亿欧元）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100人（105亿欧元）后发现，德国64.5%的高净值人士是企业家。“实证研究表明，只有那些自雇人士才能获得财富。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财富能通过为雇主工作来创造。”98%的德国最富有的100人和95.2%的全世界最富有的100人是企业家。劳特巴赫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巨额财富的必要前提。”

白手起家还是衔着“金汤匙”出世？

2015年，瑞士银行和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针对亿万富翁的一项全球调查证实，大多数亿万富翁的财产不是继承而来，而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和投资所创造的。“在财富达到5.4万亿美元（从1995年的0.7万亿美元增长了4.7万亿美元）的全球1300多名亿万富翁中，66%是白手起家，相比之下，我们在1995年开始这项调查时，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占的比例只有43%。这些新增加的亿万富翁大多在美国，2014年，全球白手起家亿万富翁所创造的47%的财富在美国。不过，亚洲的企业家也参与了创业活动的这种爆炸式增长。亚洲亿万富翁的财富在白手起家亿万富翁的财富中占到36%，让欧洲成为巨额财富的第三大聚集地，这里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人数只占全球的17%。”

《福布斯》杂志所做的一项研究关注了每隔10年美国最富有的400人的财富来源，结果表明就连在最富有的富人当中，继承财富也不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虽说1984年时，大多数富人的财富是通过继承的渠道获得的，但到了1994年，“白手起家”和衔着“金汤匙”出世这两种情况大抵相当。最后到了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400人当中，大多数是“白手起家”。

这其中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81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670亿美元）、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500亿美元）、彭博财经电视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350亿美元）、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340亿美元）、房地产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320亿美元）、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各拥有350亿美元）以及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305亿美元），紧随其后的还有通过经商让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其他众多富豪，其中就包括菲尔·奈特（耐克）、迈克尔·戴尔（戴尔计算机）、保罗·艾伦（微软）和鲁珀特·默多克（传媒）。

对于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富有的品牌，你不会感到陌生。除企业家之外，他们大多从事IT和互联网行业，“福布斯富豪榜400强”榜单上主要是在金融服务行业赚大钱的人，例如对冲基金经理。

在亚洲，摆脱贫困并获得巨额财富的机会远高于欧洲或美国。“亚洲新出现的商界巨头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巨头，从中可以看出亚洲最近才取得经济上的突破。25%的亚洲富豪出身贫寒，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比例分别只有8%和6%。亚洲富豪也比其他地方的富豪更年轻。亚洲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57岁，这让他们比美国和欧洲的亿万富豪年轻了将近10岁。”

以雇员的身份创造财富虽然并非不可能，不过难度要大得多。援引的各类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受雇于人很少成为财富的来源。像医生、律师、会计等“自由职业”从业人员处于雇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位置。虽然自雇从事自由职业“为想从中产阶层前进到富裕阶层或是从富裕阶层前进到‘脆弱的财富’阶层的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不过，这不适合作为获取‘稳定的财富’的方式”。例如，在德国，自由职业者实现富裕而不“仅仅”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的可能性超过3.5倍。对于企业家而言，这一数字上升到4.5。

继承财富是另外一个因素，不过重要性远不及通过工作获取的收入。上面提到过的普华永道/瑞士银行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该结果表明，相对于继承了财富的亿万富翁而言，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占的比例在全球出现上升。虽然德国的遗产税低于其他许多国家，但通过工作获得的收入在超过半数的富有家庭当中是更重要的因素。不过，近1/3的受访者认为继承财富比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更为重要，另有13%的受访者认为两者同等重要。

另外，作者承认继承财富存在不同的类型。继承生产性财富，也就是企业——作者将这种情况称为继承来的自雇状态——不同于继承有形资产，让创造财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对于超富，也就是德国的亿万富翁来说，继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既相对于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而言，也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亿万富翁而言。正如沃尔夫冈·劳特巴赫的研究所表明的，德国只有36%的最富有人士是通过工作和自雇方式创造财富的，相比之下，56%的人通过继承获得财富。从全球来看，只有22.4%的最富有人士通过继承方式获得财富，而73%的人通过工作或自雇的方式创造财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最富有人士只是继承了财富。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是迪特尔·施瓦茨（经营利德尔连锁超市），他的父亲留给他一个在该地区拥有30家店面的连锁超市。在这笔遗产的基础上，施瓦茨创建了除阿尔迪超市以外，德国规模最大的打折连锁超市。这个例子也证明德国的家族企业传统远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浓厚。

人格特质与财富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格特质让富人从大众中脱颖而出？这是研究人员一直在全面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关注一系列不同的人格特质，然后将其与受访者各自的财富状况相匹配。对于德国而言，最重要的研究结果表明，富人远比中产人士思想更开放。64%的企业家和68%的自雇人士表现得格外乐于尝试新的体验，相比之下，有这种倾向的中产人士只占35%。另外，企业家不如中产人士好相处。69%的中产人士被认为很容易相处，而在企业家中，这一比例下降到60%。对于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雇员来说，情况恰好相反：他们被认为远比企业家和中产人士更容易相处。这些发现表明，成功的雇员需要高于平均水平的适应性和社交能力，而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处理冲突更为重要。

劳赫与弗里斯在2000年发表的一份美国整合研究报告调查了人格特质与商业成功之间的关联，作者推测，商业上的成功与冒险意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冒险意愿对商业上的成功具有积极影响——不过，喜欢冒险的程度较高的话很有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成为一名企业家是要冒险的，但以冒险的方式做生意可能是危险的。”有些研究甚至发现“冒险与商业成功存在着负面的关联”。

在2007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劳赫与弗里斯证实，整合研究已经证明冒险与商业成功之间存在着关联——尽管这样的关联很弱。“它相对于其他人格特征来说也更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建议未来加以检验，看企业家的冒险、创业和成功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曲线关系……”

这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家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冒险的，哪怕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这样的。“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一种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极其冒险，而企业所有者或许会将同样的行为判定为旨在将风险降至最低的努力。”切尔等人指出，从一个企业家的观点来看，选择什么都不做或许才是极为冒险的，而外界看来冒险的举动或许在企业家本人看来是降低风险的策略。

瑞士银行/普华永道在2015年的研究中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亿万富翁对风险的理解不同于我们其他人。在他们看来，错失机遇或许是更大的风险。“他们害怕因没有抓住机遇而失去机遇，他们往往不担心冒险失败所带来的不利的一面，而是担心错失有利的一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富人靠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财富。因此，有必要关注美国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结果，从而回答“富人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有多重要？迈克尔·弗里斯用“行动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他提到洛克和莱瑟姆所做的研究，他们发现，目标越是雄心勃勃，通常结果就越好。他说到三种不同的思考目标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幻想着如果达到目标该有多好，另一种是担心达不到目标的情况，第三种是将目标与当前状态作对比。虽说幻想实现目标和担忧情绪会让实现目标的可能性降低，将对于目标的积极幻想与当前状态作对比却是增加实现目标可能性的最有效方式。”

迈克尔·弗里斯和朱迪思·斯图尔特指出，不同的人追寻目标的认真程度不同，他们制订行动计划的周密程度也不相同。虽然这两个因素存在着关联，但它们不是一回事：“行动的计划部分和目标部分虽然可能在实际经验中是有关联的，但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一个人可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却缺乏周密的计划。”弗里斯和斯图尔特谈到“行动风格”，这是可以学习的，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

计划弥合了想法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将目标转化为方案。不过，弗里斯也强调，这一意义上的“规划”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每个细节做出微调。有时，计划可能只是一个关于如何推进的总体想法。一个自称没有任何计划、完全靠直觉和“发自内心的感觉”的企业家很可能在追随潜意识下的计划。

计划在引导人们采取行动并降低目标被遗忘的可能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如果计划过于死板，而企业家哪怕在灵活做出反应或许更为妥当的情况下依然严格按照计划行事，那么这样的计划其实会阻碍行动。

J.罗伯特·鲍姆和埃德温·A.洛克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讨论了设定目标的重要性。经验证据最终证明“具体的、有挑战的目标与其他类型的目标相比会带来更出色的表现”。这一动机理论在个人和群体身上都得到了广泛的检验。鲍姆和洛克是首先将其应用到企业家身上的。通过对229名企业家的调查，他们得以证实了自己有关“企业家-首席执行官对于企业成长所设定的目标越高，随后企业成长的程度就会越高”的假设。他们搜集的经验证据还证实了自我效能与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关联：“企业家-首席执行官在企业成长方面的自我效能越高，随后给企业设定的成长目标也会越高。”研究证明，这既适用于整个组织的成长，也适用于实现个人的目标。这项研究用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雄心勃勃的长期目标对成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将设想作为长期目标来看，这项关于设想的研究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必定会被解读为对制定长期目标的支持。”

最后，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之间有没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前文提到的德国研究项目的结果：作者访问过的富有雇员中，约半数（47%）是大学毕业生，相比之下，同一年龄组的中产阶层受访者当中，只有1/5（22%）大学毕业。说到富有的企业家，情况就不同了。虽然这一人群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依旧高于中产阶层群体（38%比22%），但是却远远低于在富有雇员和自雇人士中的比例。

关于“富人游手好闲”的认识误区

伯温·施马伦布罗克在她的博士论文中，驳斥了关于“富人游手好闲”的认识误区。她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富有的受访者都有工作，而且他们大多是通过创业、自雇或者在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而创造了财富。全球超富精英阶层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研究表明：“现代富豪的一大突出特征是，他们与19世纪时的富豪截然不同，大多是工作的富人。”

就连像伊曼纽尔·赛斯这种对“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坚决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当代金融精英主要由“工作的富人”构成。他发现，1916年，有偿工作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中占到1/5；到2004年，这一数字增至3倍，达到60%。

不过，美国或德国富人的成长经历与印度或俄罗斯金融界精英的情况截然不同。

出生于印度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强调，和美国不同的是，印度大多数超富人士既不是软件行业的先驱，也不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制造商。相反“太多的人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变得极度富有……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或者特许经营权是我们印度的亿万富翁的主要财富来源，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来自于政府”。

俄罗斯的许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从苏联解体和随后的国家资源私有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在当时大型石油公司和制造企业遭到了瓜分。美国的超富人士很多是像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甲骨文、星巴克的创始人这样的创造者，与他们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超富人士则因接近政治权力中心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