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井田法旁通

——由经典出发思考中国经济史

《周礼》（《周官》经）一书对后代政治经济制度有极大影响力，不因其疑伪而稍减。兹举出两个例子，并加以阐释说明。

一、“遂人”职之“田莱”、“大司徒”职之“易地”演化为后世所谓“折亩”。

按照周官井田法，向齐民颁授田地例分三等。《地官司徒·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田为耕地，莱为休耕地。依照土地肥瘠程度而确定上中下等第，上地一百五十亩相当于中地二百亩或下地三百亩。根据古代注疏家的说法，这是距离王城一百至二百里内六乡、六遂的授田法。《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根据古代注疏家的说法，这是距离王城三百至五百里内公卿、大夫采邑（即“都鄙”）的授田法。在都鄙中，上地无休耕地，一百亩相当于中地二百亩或下地三百亩。“遂人”职之“田莱”、“大司徒”职之“易地”都是为了公平颁授土地而采取的变通措施。王安石熙宁变法的重要举措“方田均税法”，参考 “田莱”和“易地”制度，分别陂原、平泽、赤淤、黑垆等不同土地类型，综合计算其肥力，分为五等并根据不同等第缴纳税赋，遂成为后代“折亩”的滥觞。

“折亩”现象产生有其必然性。略为回顾中国古代的税赋制度：先秦时期，按《孟子·滕文公篇》的说法，有贡、徹、助等名目。实际都是地税，不过贡、徹是按比例上缴实物而助是服劳役即耕作公田。秦汉当然继承了以贡、徹为代表的地税，此外还有“口率出钱”，即货币形式征收的人头税。相应地，秦汉官员俸禄为半钱半谷，如郡守等二千石官月粮一百五十斛，月钱一万二千，两者基本相当。汉代地税相当轻，税率常年保持在三十税一。但人头税负担很重，还有其他横征暴敛，王莽在诏书中曾经讥讽，名义三十税一，实际竟然接近十税五。从魏晋开始，战乱频仍导致大量土地抛荒，地税征收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曹操下令“家出绢二匹、绵二斤”，以户为单位征收绢布，后来发展为“户调”。绢布在特殊历史时期承担货币功能，朝廷收入依赖“户调”。晋代二千石官领取的绢绵价值已超过谷物日俸，北魏官员的俸禄则主要为布帛。戍边军队也接受大量调布供给，至今考古活动中不时发现实物。唐中期以后均田制破产、土地兼并严重，以户或丁男为单位征收租调极不公平，易引发小自耕农弃田逃亡。故改分夏秋两季征收户税和地租，此时地租以亩为单位征收，从秦汉的税率制演变为定额租。“亩”既是土地度量单位，也是缴纳赋税的基本单位，在实际土地亩数和缴纳赋税亩数间进行换算的问题由此产生，是为“折亩”。

“折亩”的本意与“田莱”“易地”类似，为照顾地力肥瘠，使一体公平纳税，肥沃的土地税额高，一亩折一亩甚至一亩折数亩；瘠薄的土地税额低，允许数亩折一亩。但明清时期的折亩有一些新变化值得关注，大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曾分别就此撰文（《日知录·地亩小大》与《潜邱札记·论折田》，均收入《清经世文编·户政六》）首先，开垦荒地导致“折亩”。作为税额的亩数一经确定就很少变动，实际亩数因农民垦荒而不断增多。“太平日久，田多加辟，每多无粮”（阎语）其次，地方瞒报带来“折亩”。地方政府打着爱惜民力的旗号，故意在赋役黄册中填报虚假亩数。“良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地以图均平”。（阎、顾略同，说出《嘉靖广平府志》》）再次，度量不一产生“折亩”。当时官方标准是五尺为一步（弓），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但各地的“土法”度量标准各异，自然要折算为官定亩数。“有以一二百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者”。（顾语）折亩的新变化是绝对主义（absolutism）划一要求与纷杂实际的矛盾所致，无足惊诧。然而其本原必归于“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此即折数也” （阎语），或更精确地说，是“遂人”职之“田莱”与“大司徒”职之“易地”。

二、“遂人”职之“遂、沟、洫、浍”演化为后世所谓“计里画方”。

《周礼·太宰》职掌八法，其中第三项“官联以会官治”，郑玄注：“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官联谓国有大事，一官不能独共，则六官共举之。”晚清大儒孙诒让研究《周礼》最重“官联”，称：“唯官联条绪纷繁、脉络隐互，散见百职、钩核为难。今略为甄释，虽复疏阙孔多，或亦稽古论治之资乎。”事实上，测量土地、颁授田亩、绘制地图三者密不可分，《周礼》中“大司徒”与“遂人”“土训”均为官联。“大司徒”即“大司土”，主管与土地有关的一切事务，“掌建邦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九州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具体负责测绘地图的是“土训”职，“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诂“道”为“说”，不确。道，经由。“道地图以诏地事”，由地图而告知土地情况。几何学γεομετρια的本义即为古埃及传来的测量土地术，γεα为大地，μετρον为尺度，可按其词源翻译为度地学。我国古代《九章算术》中的“方田术”与度地学γεομετρια锱铢悉称。“方田术”开端计算直田（长方形）面积最为简单，“广从相乘”即可。之后计算圭田（三角形）、邪田（直角梯形）、箕田（梯形）、圆田的面积则远为复杂、不便操作。测量土地面积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划分若干长方形或正方形，表现在地图上就是后世所谓“计里画方”。《晋书·裴秀传》载其总结的制图六体，其中“分率”为比例尺，“准望”是方位，“道里”即路线距离，三者相合自然产生“一寸折百里”的《地形方丈图》《海内华夷图》《禹迹图》等。无独有偶，古罗马人采用“百法”（centuriations）测量并分配土地，纵轴称为卡尔多（cardo），横轴称为得库马努斯（decumanus），纵横相交得一正方形，边长为20阿克图斯（actus）、约710米。回到《周礼》（《周官》经）一书本身，其中“遂人”记载了一种沟洫制度，“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遂为纵，沟为横，洫为纵，浍为横。旧说，遂沟洫浍四者皆田间水道，可用于灌溉、泄洪。现在看来，遂沟洫浍还有划分土地边界，便于“土训”测绘地图的功能，故“遂人”与“土训”亦为官联。稍作估算，取一周尺约合今0.23米，一夫百亩为边长138米的正方形；南亩十夫横一沟、纵十遂，为短边138米、长边1380米的长方形；南亩百夫纵一洫、横十沟，为边长1380米的正方形。前述王安石熙宁中“方田均税法”即将土地划为若干“方”进行测量，一“方”为“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正方形边长1350米（存世宋尺长度不一，取中位数0.27米），十分类似“南亩百夫”的正方形，反映出王安石对《周礼》制度亦步亦趋的摹仿。

最后，考证一下经济史上著名的异常数据。古代以农业生产为主，政府开支依赖地租收入，全国开垦田地多少关系税基（tax base）大小，至为重要。据《隋书·地理志》《通典·食货》，文帝开皇九年垦田数1940426700隋亩，若取换算率为0.6916，可折合今天的1341999105市亩，数目已比汉代鼎盛时期的571990270市亩（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垦田数827053600汉亩折算）多出百分之一百三十五；二十年后即炀帝大业五年，垦田数竟高达5585404000隋亩，可折算为3862865406市亩，《通典》作者杜佑即认为此数目“非实”。与我国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50100000公顷即2251500000市亩（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8中国统计摘要》）相比，超出百分之七十二。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此处所谓“垦田数”实为当时丁男的应受田数，其实不然。从北魏至隋唐，所谓“均田制”下的分配土地皆为增量改革——颁授的是政府控制的待垦地，并非触动存量——不可能将土地全部国有化后再行均分。故应受田数可入《食货志》，断不能入《地理志》，否则就是史籍体例的纰缪了。正史 “书志”都是根据官方档案撰写的，敦煌所出隋唐户籍档案大率如下：“户主赵玄表，五十八岁，丁男，家有一妻一女，应授田一顷一亩，实授田三十亩”，应授田、实授田皆平列，不致发生混淆。况且，实授田数也只是全国垦田数的一部分，修《隋书》者不可能以应授田数替代垦田数。我认为，开皇九年与大业五年的垦田数目有其实测依据，奥秘即在《隋书·地理志》本文中。“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咸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渊源自《地官司徒·遂人》的“画方法”，将土地划分为若干长方形或正方形进行测绘，仅适用于平原地区，山地丘陵则难以实行。合理推测，文帝、炀帝均在关中或河南进行过实测，并基于此估算全国垦田数字。开皇九年垦田数之所以偏大就是对于山地丘陵等地貌估计不足。大业三年，隋炀帝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在京畿增设司隶台，实质是全面恢复汉代鼎盛时期的行政制度。为满足其超越强汉的野心，此次测算垦田数，除增加林邑、吐谷浑故地外，可能进一步调低了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咸卤、丘陵阡陌在国土面积中的占比，最终得出一个天文数字——5585404000亩。《地理志》“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咸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一语早已道破天机，不愧为阳秋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