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表达，农民工的朗诵与徐志摩的诗，哪个更打动人心？

“农民工”、“工地”、“砖头”、“播音腔”、“再别康桥”，李小刚的农民工形象和气字正腔圆的朗诵形成极大反差引发网络热议，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身份与表达的错位。大众文化兴起以来这种猎奇式“草根明星”一旦被发现，立刻会成为大众和媒体双重狂欢的焦点话题。农民工朗诵《再别康桥》其实和大衣哥、西单女孩、旭日阳刚、流浪国学大师等草根明星成名时的场景何其相似，又何等热闹。但剥离李小刚手中的砖头，他的朗诵是否还能引起热议？或者说，在农民工的朗诵及徐志摩的诗中，哪个才是打动人心的真正所在。

若要厘清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农民工李小刚因朗诵突然成为“网红”的原因，应该说网络上李小刚们大量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时代的大众审美文化里，“草根明星”身份与表达错位引发的热议是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乃至媒介的合力促成。

一、农民工朗诵诗词引起热议，是弱者形象激发受众的怜悯与同情，归根结底是因善与美结合的美学思想

大众文化在媒体时代有多种表达方式，比如流行歌曲、电视广告、畅销小说、娱乐八卦，也包括诗歌乃至朗诵。身份与表达错位下的大众文化，回溯这些“草根明星”们成名的过程，可以反映出一些惯常的形式和特点，从不为人知到一夜成名，通过网络乃至电视等渠道成为大众娱乐的焦点，而推动这种迅速成名的驱动力，乃至大众和媒体关注的原力，更多的起源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引人怜悯的形象，乃至一个十分错位乃至不可思议的组合。这种原力在流浪汉和国学的组合中便是网红流浪大师，现在堆积在李小刚身上便是字正腔圆的诗词朗诵，这种成名方式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在李小刚的视频中，身份归类为“农民工”，原因就是这些朗诵的背景就是工地，手中的砖块、工地材料就是他成为明星的关键道具，因此，工地上的朗诵便具有了非常丰富的内涵。由此会让人联想到纯朴、善良、贫穷、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底层打拼、生活困难、农民工、弱势群体等热词，且这种固化的直观印象随之产生。问题在于，同等水平的诗词朗诵，为什么通过草根形象和平凡身世，便能够为表演者加分，或者更明确说对弱势群体身份的强调更容易引发同情心。

这跟我们国家历来美与善相结合的美学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因此类似李小刚这样的农民工朗诵诗歌，流浪汉研读国学经典受到关注便体现了这种审美传统，同情弱者是一个人常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而将道德伦理判断加之审美判断之上就是中国乃至儒家文化独有的审美文化，这跟西方的单纯审美不同，不会将同情的因素加入审美判断。因此在这种道德因素融入审美的形式中，李小刚们往往有意识地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弱者的形象，激发受众的同情、怜悯等情感。因此，受众听到字正腔圆的诗朗诵从工地农民工口中流淌，便给了“生活贫困却拥有美好心灵、才艺的想象”，仿佛他们具有纯朴善良、孝顺、乐观、积极、追求、梦想等优秀品质。

二、李小刚的朗诵引起共鸣，是社会转型期复杂社会心理，同“逆袭网络爽文”一样直击大众灵魂

目前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期，人们的心理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激荡，会使人产生各种情感、生理上困境，在不平衡的心理困境乃至浮躁的追求下，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困境的出路，投射到李小刚们的突然爆红，就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表象调和。之所以说是表象的，是因为这种调和是基于审美文化的形式对社会矛盾乃至心理、情感不平衡的调和。

人们在时代的巨大变革中，有人得意，有人失意，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人们不会安于现状，永远有着超越自身生存状态和原始冲动和直觉愿望。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就需要一种合适的方式达成心理的平衡，弥补情感的缺失。李小刚们的意外成名和广泛瞩目，便是释放这类心理冲突的表现形式——梦是愿望的达成。李小刚通过在工地朗诵诗词得到关注，可以说是社会潜在愿望共同达成的梦境，使得大众在李小刚成名的故事中欲望得到替代性的满足，进而与现实的矛盾达成和解。

因此，农民工朗诵诗词、流浪汉被誉为国学大师尽管有些过誉之嫌，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农民、打工者、流浪汉，同样也代表着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失意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的人。因此，李小刚字正腔圆朗诵的诗词，未必有接受正规大学播音主持教育的学生高级，但其中蕴含的已经不是一个草根向上跃升成为焦点的故事，而是代表打破不公平，冲破规则限制和社会等级排序的心理诉求。失意者一路逆袭摆脱困境，委屈者义正辞严得到公平待遇，每个人心中梦想成真，李小刚的朗诵就如同“逆袭网络爽文”一样迎合着大众的心理。

三、网络、短视频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受众的话语权

现代社会及其商业逻辑已经进入了“言必称流量”的时代，农民工朗诵诗词、表演歌唱技巧、研读国学经典已经最大限度暴露在网络媒介中，他们通过网络技术得到快速传播，而网络媒体也充分利用乃至刻意挖掘、精心炮制这样的“草根文本”，身份与表达的撕裂获取流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情感交流和无形的集体狂欢。

李小刚在工地朗诵诗词，多数是短视频的形式，这种快餐化、碎片式、带有表演痕迹的草根，通过营造具体可感的形象化途径，给予生活各种逆袭的合理以凸显的位置，从而缓解大众的焦虑。

新媒介的发展给予了受众极大的话语权，因此受众不再是单向度的接受，反而在巨大的流量世界中拥有了反方向的话语权，在合适的节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和态度。这种媒介上的改变与革新，是李小刚作为农民工因朗诵诗词“出圈”的前提和条件。同时，由于媒介本身的特点，为这些草根明星身份与表达的错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参与和塑造了草根明星文本。因此，尽管工地的场景比较简陋，画质也比较低，且收音不佳，表演痕迹较重，但并不妨碍一个简单的镜头语言体现的蒙太奇与错位感。一个拥有播音腔的农民工，漂泊于城市，漂泊于灯红酒绿的边缘，这种生活的孤单和诗意的唯美，乃至人生凄凉在吟诵中渗透到人的内心。

总之，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意境优美，农民工李小刚的朗诵饱含情意，在极有审美思维的影响下，在转型期人们情感困境的纠葛中，一样的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