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南岸，在九曲回肠的最曲折处，有一个叫做南湖的村庄。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湖烟轻笼，江柳摇村。村庄里有一个美少年，阳光般在田塍上、沟渠边奔跑跳跃。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少年不知道，他今后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和荣耀；村庄不知道，它正在悄悄地孕育着一个不同凡响的作家。

这个少年叫王世孝，很乡村的一个名字。后来他在深圳《大鹏湾》杂志社当编辑，需要几个名字，同事们给他取了几个，“王十月”是其中之一。我起初以为他是十月出生的，后来他自己证实是六月出生的。倒是有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叫《十月》，同事们开玩笑，说你今后给《十月》投稿就叫“王十月”，给《收获》投稿就叫“王收获”，给《人民文学》投稿就叫“王人民”。这个名字起初只是当编辑用的，并没有用作笔名。那是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的时候，出版社说他的名字不好，太土气，会影响书的销售，他就用王十月当了笔名，从此他就顶着这个大名浪迹文坛了。

王十月只读了初中。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多年以后他告诉我，之所以早早辍学，理由很简单，就是没有考上高中。他除了语文不错，数理化外都比较糟糕。王十月虽然语文厉害，但是早年却没有怎么想当作家，那时候他最想当的是画家，而且是想做一个像齐白石早年那样的民间画工。少年齐白石是一个木匠，在家具上雕花绘画，少年王十月则想画中堂画，画成以后挂在农舍的墙壁正中。少年的梦想暂时还没有飞得很远。那时候王十月也许还不知道齐白石，也许知道，即便知道，也肯定清楚那很遥远，无论时间或者空间，所以他无力高攀。他知道的比较切近的是石首城里的王子君，是当时石首画界的王牌，于是投奔到他的门下学习画画。王子君是个行家，告诉他说：“功夫在画外，需要有文学做根基，绘画才会有境界。”王十月又找徐永兵学旧体诗词。王十月是有福的，少年投师，投的都是小城的名师，人品学问，有口皆碑。王十月一直怀念他们。前些年年王子君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深圳，把消息转告给王十月，他泪眼模糊，很是伤悲，那绝对是动了真情。王十月出名以后，我也曾经把喜讯告诉徐永兵、王子君两位老人，他们对王十月也是交口称赞，不是说他学问如何，才艺如何，而是说他非常真实、纯良，值得信赖。

早年王十月也曾经和我发生过一点联系。他初中毕业以后，曾经给《石首日报》投过两篇稿子，一篇叫做《做斋》，一篇叫做《喊魂》。那时候我在报社当副刊编辑。据他回忆，我看了他的稿子，给他回了一封信，要他用方格纸誊写了再寄给我，害得他在家乡的小镇调关街上到处找那种方格纸。我也想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是用铅字排版的，字数一定要数清楚，所有稿件都统一要求用方格纸写，否则老总不放行。这封短信王十月后来还一字不爽地记得；等稿子见报了，他甚至到报社来过一次，本想见见我，但是到了我办公室门口，看见我在改稿子，居然不敢进来，只在门外瞥了几眼，转悠了几圈，还是走了。未曾想我当年这个小报的副刊编辑，在一个爱好写作的农家少年心里，竟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那年头，王十月应该还处在少不更事的年纪，满脑子诗啊画的，他或许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该是多么的奢侈。一个出生于乡村的少年，又只读了个初中，生存的艰难不言而喻。不久，生活就向他展示出了严峻的面孔。他四处奔波流浪，经历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磨难。一开始他想去深圳，但是办不到边境证，因为一个管印把子的官儿不肯给他盖章，这样竟然没有去成。后来一个同学从外面回来了，他在黄石和他的姐夫一起做生意，说是一个月可以赚五、六百块钱。他们做的生意是对鸡进行分割——在批发市场买进活鸡，宰杀后将鸡爪、鸡翅、鸡腿、鸡胸、鸡架、鸡内脏分开出售。同学答应带王十月一起去创业。王十月的爸爸也很高兴，还凑了300块钱给他。他们第一站到了岳阳，无法立足，又转道咸宁，做了几天，看着不行，去了孝感，被开“麻木”（一种当地的人力车）的骗了，吓得不敢久留，最后到了武汉。生意做起来了，还兼做了鱼糕鱼丸卖。可是好景不长，王十月们很快因无证经营被市场的工商管理查了，鱼糕、鱼丸还有十几只鸡统统被没收，还说要罚款，两人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的同学受此惊吓，心灰意冷，决定回家承包鱼池。王十月则几经波折，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时装公司当起了美工。有趣的是他在苦苦寻找工作的日子里，竟不顾阮囊羞涩，花十块钱游览了黄鹤楼。这个愣头小子，在如此严酷的生存压力面前，还不忘沾溉自己的精神世界，说明他心灵深处对艺术、对美的渴求是多么的炽烈。

几年过去，王十月还是到了深圳，只身一人，恐惧、孤独，饥饿，劳苦，酸辛备尝。晚上栖身在宝安区松岗的一幢烂尾楼里，白天出去找工作。在烂尾楼里，王十月直接睡在地板上，后来才和另一个找工作的共一张凉席。这是最底层的中国打工者的生活，其中的辛酸难以尽述。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了流浪汉们钢铁般顽强生存的故事，我想他们都没有王十月们如此的悲苦酸辛。这样过了半个月，王十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造漆厂当调油师，包吃包住，月薪六百。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王十月在南方积攒了一点钱，就想回家。南湖村，又一次迎来了这个吃尽苦头但仍然以梦为马的年轻人。他回到老家搞起了养殖。但是养殖不好搞，他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又亏掉了，只得再一次背井离乡。这一次，几经辗转，他来到了佛山，这里没有烂尾楼，他干脆居住在一棵老榕树下，苍天做被，大地当床。十来天露宿街头的回报，是让他不仅找到了工作，还当上了一家公司的主管。

王十月真正开始写作，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叙述过这件事情：“他伏在车间的桌子上，开始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篇小说。当他写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临死前唱起《流浪歌》的那一段时，他的泪水汹涌而出，他在工人们惊愕的目光中逃出了车间，趴在床上让泪水肆意流淌。下班后，工友们纷纷来看王十月，问他怎么啦？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她们的问候让王十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王十月对她们说，大雪死了。大雪是王十月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

作品一篇篇写出来，一篇篇发表，王十月挺顺利的。后来他就被深圳的文学杂志《大鹏湾》招进去当了编辑。确切地说，我知道王十月也是这个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报社，王十月没有忘记过去给他回过信、发表过他稿件的我这个小城里的副刊编辑，把他编辑的《大鹏湾》杂志逐期寄了过来。以我的眼光看，那杂志办得不赖，杂志上也有一些他的作品，用很流丽的文字铺排他的童年生活，看的时候感觉是一种大气象。

再后来，我们《石首日报》应命撤销，我被调到文联，正儿八经搞起了文学。我办起了《石首文学》杂志。办杂志需要稿子，还需要票子。我们都没有，都要讨。有一个怪现象是，讨稿子比讨票子要难。不过我指的是石首人写的有点质量的稿子。呆在石首的人更热衷于打牌喝酒或者炒股，看书的都没有几个了，哪还有人写作啊？我自然想到出去了的人，也许他们还会干这种勾当。联系王十月，他很支持，马上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作。后来，王十月辞职了，租了房子专事写作。他没有古人那么潇洒，可以没有衣食之虞，专心致志地做他们的名山事业；王十月却要靠他的纯文学写作，在高消费的深圳养活一家三口。但是王十月并不仅仅为了养活家人才写作。仅仅为了金钱，他可以写那些通俗玩意，那些东西又简单又来钱；或者找一份工作——以他现在的名气，找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轻而易举。我觉得他是在做一种试验，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仍然以文学作为谋生的手段；在以追逐金钱和权力为时尚的时代，以另一种艺术生存的姿态挺拔于世，并用以展示人生的壮美。

渐渐的，王十月在报刊等媒体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他的作品，很多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有一次我看《南方周末》，看到上面有一整个版面图文并茂地报道他，而这是我曾经最敬重的报纸；还有一次我看电视，竟然看到央视在播放关于他的专题片，我饶有兴味地看下去，居然在电视画面上还看到了我主编的《石首文学》。再后来，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的《收脚印的人》好评不断。他以打工作家的身份，第一个加入了中国作协，还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委，做了广东作协的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的副社长。

王十月甚至从一个文学人物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这当然和他打工作家的身份有关系，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存方式有关系。其实任何人，你给他贴上一个标签，都是对他的片面化，是对他整体真实的一种不同程度的抹煞。我看到他的很多作品就不是写打工的，那同样非常好。王十月还画画，兼习书法，成绩都不俗。他女儿王子零也画画，非常灵性；爱人是打工时候结识的，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日子过得清贫、宁静而幸福。

所有了解王十月的人都众口一词，他之所以招人喜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华，而是他的谦和，善良，沉稳，包容、敏锐。我尤其看好这些比天赋更加可贵的品质。我一直对他非常感激，当年就是他力促我离开体制的，我南下深圳的火车票都是他给我买的，他这一张车票，展开了我十年来意想不到的另一段丰沛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