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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现代之维的到来

当代很多人依然不适应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人类文明的演进并非是同一的、断代清晰的以及快速交互的。世界各地文明的产生并不总是处于同一个时间起点，也截然不可能在固定的时间完成固定历史阶段的演进，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有着频繁交流的不同文明，其上层建筑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与其他文明的同化（异化），事实上，即使工业时代到来之后，人类文明也并非完全被纳入了共同体的范畴，高度异同的文明形态比比皆是。这种人类不同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关系特征同样表现在现代全球化之维的个人与相对的“全球化集体”的关系中，即使是如今这样被资源性网络与信息性网络高度覆盖与高度交互的时代，依然存在，并且普遍存在着前全球化时代传统生活方式、理念甚至伦理的个体，而即使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个体中也同样存在着传统因素。这样“生活在现代的原始人”的个体与群落，同“全球化集体”的冲突矛盾统一的进程成为了当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因素，这样的活跃因素在个体内部集中表现为对于自我的伦理格式、存在意识与转化。顺带一提，在现实案例中，中国由于对文明进程的多段叠加式的转变，在现代化浪潮之下展现了一个多样性的个体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的对峙整合进程。

在时间进程之下，个体的社会存在系统由三个维度构成：资源、结构与目标。资源即个体社会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心理学原动力，个体的任何社会行为均源自于其心理能量与人格内在资源的支持；结构即个体与现代社会链接的人格动力结构，这一结构模式以什么样的形式完成决定个体将会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集体”互动（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开放的或封闭的）；目标决定个体的发展模式，这里的目标并非个体所秉持的具体的目的，而是个体针对预期目的进行的行动前的计划、判断与决定流程。

现代社会的能源之维——第二人格的意象性与外延性

任何社会学的研究绝对不能将人类个体的心理隔离出去，无论人类社会演进到何种历史阶段，拥有了如何高级的文明形态，其最小单位都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性质和作用最终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演化趋势。这里将引入荣格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理论。

作为外在的，现实的第一人格是人类早期从无意识之中演化的早期社会模式的适应性产物，它处于一个由黏着、迷乱、非理性、无自我的原始集体状态向分化、自我意识与理性的个体间关系、个体-集体关系与集体间关系的发展状态。在人类社会长期的演进中，第一人格形成了其外在的独立的理性的结构化模式。拥有更多达成第一人格产生的个体的集体造就了对较少达成第一人格个体的群体形成了明显的优势——更能驾驭更加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成更加高效的新陈代谢，从而加快这一集体的文明演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央集权制王朝对周边原始部落的征伐、西班牙殖民者对新大陆的扫荡和工业国家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全面碾压中有明显的体现。

同时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并非断代，而是继发的。在第一人格充分发展与定型后，于集体符号性秩序与其配套的第一人格与符号性秩序之外，与非人格之间的活动空间中产生了第二人格，作为内在、内探的精神性生活的第二人格，其基于第一人格，但体现出更多个体的的先验之禀赋。它作为一种超理性的存在，并非是对无意识的退回，相反，是一种理性经验与非理性，但却是极富创造力、精神价值或超验审美的高度整合。它不断将非理性的无意识材料通过经验理性整合入符号性秩序，成为集体的符号实体。事实上，即使在处于第一人格优势的时代，第二人格就早已以翘楚的方式存在着，并且引领着集体文明的发展。

同样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第一人格中心的时代具有明显的分化特征，表现为地球上大大小小的独立文明以主体的姿态带进行的交流与对抗。其形成的便是如文明各自的地理中心论或者一神教这类核心性质的文化意识形态。当工业革命充分抹除了地理性的封闭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格局之中，即作为人类整体的实质性的共同体与形式性的独立体的长期演进与整合的过程。工业革命后的各种明显的或潜在的变革与冲突都是这一进程的现实展现，并且，这一进程直至今日也同样处在演进之中。而这一演进的格局正是大时代之下每个人类个体的第二人格将逐渐成长使第二人格成为人类共同体优势人格的进程。第二人格的优势化将打破第一人格优势时代的集体/个人间的分化-封闭性，其原因就在于第二人格的精神意象具有的指向一致性，是一种基于超验的同一 意志。在第二人格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是脱离地域的，甚至相对来说是脱离时间的，进入一个同一情境的状态。它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屏蔽第一人格的历史性差异，这也就使第二人格充分成长的个体能够高效的处理差异性矛盾并且充分的使用和享受同一意志带来的精神能量支持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支持。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也就能够理解为由第二人格能量所驱动的时代。

现代社会的目标之维——怀疑、信任与风险

康德的名言“没有直觉的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理性的直觉是盲目的”用来警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是适宜的。前意识时代的蒙昧与混杂，将无意识的直觉直接投射到自然，人类的灵性被毫无规则的释放，这是后一句话的体现；理性时代的道德规训，制度桎梏，将无意识视为荒谬和异端，人类的灵性被无条件的压制，这是前一句话的体现。全球化的时代，经验理性与非经验直觉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它们不再是互相对抗的，也不再是支持它们所在的个人或集体互相对抗的，而是面向了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不确定的领域。

并不是说，在前全球化时代，就不存在怀疑与信任的矛盾，而是前全球化的中心化特征代理了怀疑与信任的判断，并代偿了这一焦虑，使得这一焦虑的焦点集中在了前全球化时代的少数领袖人物身上。当全球化使得大多数个体脱出本地化的领域，进入爆炸式信息、丰富的全球性资源和更加难以获得前全球化时代那样的确认认知的时候，怀疑与信任的矛盾便普遍化，大众化了。当信任与怀疑能够决定个体的生存质量，并且这样的个体成为社会存在的主流时，社会存在同样也会演化出新的运行模式将新形势纳入一个稳定的体系，这个稳定体系的开端便是怀疑的制度化。同制度化的科学一样，制度化的怀疑同样起源于于哲学，或者统一起来说，制度化的怀疑便是现代科学的开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全球化时代中的怀疑直击符号性秩序的伦理根本，这使得信任危机随个体的信息采样和比对密度的降低而提高（月处于全球化脱域高位的人越能过获得全维的信息来比对以指数性的提升对事物的信任度，相反则是难以获得全维信息，导致信任度指数性降低）。这样对于人类社会结构如同不确定的量子底层一般的存在也使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对于不确定性，部分人选择的是放弃需要进行自我判断的全球化领域，退回经验的、僵化理性的、封闭的，不暴露于未知之中的本地化微循环状态；而另一部分人看到的则是未知带来的机遇，未知不仅意味着付出判断的焦虑，而且意味着无限可能和可能获得的更高回报，在不确定的领域中，正是非经验的直觉大展拳脚的领域。

现代社会的结构之维——经验性与非经验性的整合，风险评估与反身性

当然回到康德的名言中，我们知道在全球化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领域的认知和作用不可能完全凭借直觉来进行，它必须由经验的加持、固着、反馈和记录，终将要把未知领域纳入符号性秩序中来，也只有纳入符号性秩序，在此基础上的对于未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才有基础可言。将这种直觉探索扩展-经验化-整理反馈-进一步直觉探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组件——反身性。

反身性正是一种怀疑的制度化在个人和组织的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当需要进行的行动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确定的行动了），决策阶段的关于行动的所有元素的信任和怀疑的判断——即风险评估，就变得尤为重要，拥有充分现代化行事风格的组织或个人往往使用两种方式进行风险评估：一种是信息比对，一个人或组织是否值得信任，其自身的说辞是没有足够的可信度的，而如果能得到科学研究的理论支持，他人评价的经验支持，那么其可信度就会大大增加；另一种则是对行动元素进行模拟实验，在可承受的成本范围内模拟行动以获得一个内在的信度支持。当然，这样的风险评估模式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即使从其他信息渠道获得的信息也是准确无误的，同时，模拟实验毕竟只是较小范围和格局之下对现实行动的再现，无论多么精确也不可能还完美原现实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风险评估将不再是一次性的，而是递进式的，在前一轮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迭代优化，从而进一步的获得行动元素的信任-不信任指标而进行扬弃。这一过程中风险评估已不再是独立的行动前的决策，它融入了行动之中。这样伴随行动而进行的评估，即成为了现代社会反身性的实践体现。

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中实在过于特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不同的心理基础，不同的地域和生活水平的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甩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甚至直接从前意识状态甩入全球化时代的也大有人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之下心理素质和时空差异的超级实验场，如果在场的我们能够从这样的进程性的实验中获得有效的风险评估以重新投入自身的行动之中，这也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反身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