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文学与生活
——读车尔尼雪夫斯的狱中小说《怎么办》
张嘉谚
车尔尼雪夫斯在他的狱中小说《怎么办》中，写了好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本书我是当知青时偶然借来看的，小说中那几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们那高尚无私大度忘我的品格让我至今难忘。比如：其中一对夫妻在共同的创业中本来相敬如宾，琴瑟谐和。后来，一位好朋友出现在他俩的生活当中。妻子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爱的原来是这位朋友，她为此很不安，甚至主动向丈夫谈出自己感觉。那位朋友也发现自己爱上了她，道德感促使他采取牺牲爱情、保持友谊的姿态：从每天必去串门改为隔天去串门，再逐渐减为三天、四天、五天，直至每周才去串门一次，自然地最后在好友家消失了踪影。这情形让那位丈夫看在眼里，促使他作了一番反省，最后认定：自己和妻子的关系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属于妻子和那位好友。如果只有真正的爱情才是道德的，那么，在自己和那位好友之间，谁更道德已不言自明。而自己和那位朋友的表现，谁更高尚？同样不言自明。认识到这一点令他相当痛苦，但痛苦之后他并未产生妒忌或嫉恨，而是采取了一个非常手段：以“自杀”来成全妻子和那位好友。临死前他留下遗嘱给妻子：要她和那位好友在他死后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位先生就趁一个风雨之夜跳河自杀了。妻子与朋友读了他的遗书，目睹他留下的遗物，悲伤万分，好几个月仍不能从悲痛中自拔，也不愿结合在一起。直到这时候，小说《怎么办》中的真正主人公，那位比他们都年轻得多的朋友，一位独行侠，叫“拉赫美托夫”的人物出现了。拉赫美托夫尖锐地嘲笑他俩辜负了“死者的嘱托”，对活着的人也没什么好处的自甘坠落的悲伤，但两人仍沉浸在伤感中。最后，拉赫美托夫亮出了杀手锏：他要薇拉（此刻我记起了这位妻子的名字）深夜独自到他房间谈谈。待薇拉坐定，他便拿出张纸片在她眼前一晃，泪眼朦胧的薇拉一瞥纸片，跳起身来就抢——她看见了丈夫的手迹——可纸片已被拉赫美托夫收回。薇拉急得央求，拉赫美托夫要她重新坐好，不准乱动。然后取出纸片，让薇拉只许用眼看，不许用手拿。待薇拉反复看，看得几乎每个字都记下了，拉赫美托夫当即擦亮火柴，将纸片烧掉，不留蛛丝马迹。原来那位丈夫“自杀”后，便找到他们尊敬的年轻朋友拉赫美托夫，请他出面调解。拉赫美托夫便要他留下这张低条，告诉薇拉，他并没有死，但已远走高飞，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会生活得很好，他要薇拉和她的爱人听从拉赫美托夫的劝说，重新安排好他们的新生活。
拉赫美托夫这才开始了与薇拉的认真的谈话。
在我们看来，《怎么办》中那三人的品格够完美了吧？可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几个人物虽然优秀，仍算不上杰出。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些人只是几座“平房”。如果你们觉得他们高不可攀，那是因为你们还生活在“地狱”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描写这几座“平房”的目的，只是为了衬托出雄伟巍峨的“宫殿”似的人物。他的《怎么办》只不过露出了“宫殿的一角”——拉赫美托夫。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中拉赫美托夫似的人物，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才刚刚出现，不过寥寥数人，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只见过七个。
对拉赫美托夫那种惊心动魄的性格、意志和智慧及其所作所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设法去找、去借《怎么办》一书来读。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三角”式情爱关系严肃又严重地提出类似“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有表现。我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巨大差距，即使与这部迹近古典的《怎么办》相比也表现得那么明显：无论就人物的设置与情节的安排，主人公们表现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与思想力量，特别是整部作品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引人向上的超越性意向，我国现代著名革命作家夏衍的名作《上海屋檐下》和当代作家陈国凯那篇著名的伤痕小说《我该怎么办》，比起车氏这部狱中小说来，确实“小气”得太多了。
从人物设置看，中国作家的“三角关系”是平面性的，而车氏由于在“三角”之上引来了一个拉赫美托夫，人物关系便成立体的了。换言之，在人物关系设置上，夏、陈二位作家只表现了“三角面”，而车氏则表现了“三角体”。特别是，车氏将“三角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作为对尖端人物的拉赫美托夫的衬托，就在作品中强烈显示了一种引动向上的精神品格和强大的超越性意向。从情节安排上，夏、陈作品中的“两者结合”实际上是撇开其中一方进行的，因而，它并未触及“三角关系”中最根本的东西——爱情。它把造成三角关系的原因归之于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社会，它们的三角关系所表现的只是浅层的社会性、政治性。而且，那种情节的偶然性——未免“巧合”得太富于戏剧性了。从问题解决的角度看，夏、陈作品中的人物都突然面对“怎么办”的问题不知所措而束手无策，因而只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
但是，在《怎么办》中，“三角情节”是自然发生，必然发展的。它既提出了“怎么办1”的问题，也从两个层面着手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三角关系”中三方各自的思想行为。它解决的是爱情纠葛中的“怎么办”；第二个层面是引入中心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后转向的“俄国生活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在爱情、婚姻之上的俄国生活必须发生大革命的问题，因而也是更高层面上的问题。小说通过对拉赫美托夫式的俄罗斯当代英雄的言行描述，也明白地指向了解决。即使在第一个层面，只停留在社会性、偶然性和静止性上的中国文学比起表现人性、必然性和运动性的“怎么办”来也相形逊色。至于《怎么办》中那些“平房式”的人物或“宫殿的一角”式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思想境界和意志品质，就愈发使中国文学中的人物显得苍白无力了。
就说读书吧，无论是一般人亦或是革命者，读书与否或读些什么书应是其思想性格与精神档次的一个参照。上述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引入这个参照就不必说了。记得《怎么办》这部小说中写到一个读书的细节：拉赫美托夫巡视薇拉夫妇的书房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又一本书说：唔，这种书只能用来垫脚，这种书只能用来垫坐，这种书可以作枕头。……这些书都平庸、平庸、平庸……这些书都看过、看过、看过……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才坐下来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写于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