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生活和工作的原有进度是在一个傍晚，一个震慑人心的傍晚。姚总工打来电话制止了我的出行安排。他再三叮嘱要我二十四小时待在房间，随时等候他的消息，剩余的课程延期待定。将他紧张结巴的措辞和一改往日平缓的语速，与不久前我刷到的一些略带神秘的事件相结合，我判定有一件不同凡响的秘密或者阴谋正在这座城市上演，而且情况的紧急程度决计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我紧接着与小郑通了电话，她说她也收到了人资部门同样的要求。至于具体的始末缘由她也一筹莫展。
在往后的几天里，“疫情”、“华南海鲜市场”、“不明疫情”等含有敏感元素的名词相继在各大网络平台频频出现。而感染了这种不明疫情的患者人数呈指数式飙升，小郑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作为不明疫情的主战场，金银谭医院人满为患，床位和物资早已濒临告竭。
恐惧和惊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领了这座城市，像战争中的硝烟一样弥散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里。
一时间，我觉得这种不明疫情就飘荡在我身旁，书本的页码上，衣帽的棉布中，淋浴的喷头内，甚至有可能在电视的画面里。有关不明疫情的新闻报道纷纷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榜首。夜里，我难以入眠。虽然它们字里行间展露的讯息相差无几，但我仍然不愿遗漏任何蛛丝马迹，按照榜单的点击量依次浏览，希望从中可以找到重获自由的希望和患者康复的奇迹。然而，接踵而至的却是一波接一波的噩耗。患者人数节节攀升，感染者也不再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广西、云南、北京、甚至连边远的新疆都开始出现感染不明疫情的患者。黎明的微光里，我开始有些神经衰退，散落的头发遍布我躺过的每一寸被单。
电话里传来小郑颤抖的声音。她说武汉城沦陷了，这是一种被命名为“新冠疫情”的新型病毒，已经有人死在了这种该死的病毒的手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心里从未有过此刻这般暗无天日的绝望。我根据声音可以想象得到，电话那头正瘫坐着一位红着双眼、涕泪俱下的姑娘。她忌惮这座病入膏肓的城市，连活着所需的呼吸都成为了一种罪过和奢望。她说她很想念她家乡的父母，远方的朋友，和......
我送去安慰挡回了小郑即将出口的一些话。
绝大多数的人只有在身处危险的境地才会去苦思冥想过去犯下的错事，以惩处和检讨的方式来进行幡然悔悟。于是，会有越来越多带有“如果”、“万一”和“假使”等前缀的想象力在脑海里跃跃欲试。从人性好恶的角度来讲，这绝对算不上是一种自查自省的好品德，甚至比无所作为还要可恶。然而，这种低贱的行为在我的身上竟得到了天衣无缝的诠释。
与他最后一次通话可以远远地追溯回17年的初秋，那是一场不大愉悦却着实替我挽回局面的一次通话。这个人曾让我持续的憎恶了机务这份工作三年，同样是这个人当年将炽辣辣的两巴掌甩在我右侧的脸颊。为此，我无所顾忌的恨了他三年。期间，我以最解气的手段拒绝了他施加在我身上所有的关爱，那就是一次再一次的按下标有“父亲”二字来电界面的红色按钮。
在小郑挂断通话之后，我空荡荡的脑海里最先想到的便是我的父亲。我想起了我俩最后一通电话里他和善又妥协的声音；想起了他说他对强加在我身上他所认为的荣耀表示懊悔；想起了当电话那端传来“嘟嘟”声时，他倔强且蛮横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支离破碎过后，在我眼前幻化出的一个孱弱的影子。此时此刻，在这座被疫情重重包围、危机四伏的城市里，在这间压抑沉闷的房屋内，我无法掩饰对他久经未泯的想念。那是我两年以来，首次在身陷囹圄的处境里重拾对他的牵挂。
一个十分极端的猜测涌进我的心房。也不知在我将我被困武汉一事告知他时，他到底会表现出倍至殷切的关怀，还是一反常态的漠视？我既希望他能够采用后者的方式，从而减轻他出于生命安危的角度对我心急如焚的担忧。但又不愿他放弃前者，来向我展示他对我过去不尽人意的往事的既往不咎。我在二者之间盘桓不定，因为除去选择之外的另一个答案，终究都会让我为过去所犯下的错事而深感痛心。
于是，自责与悔悟像石板缝里的青苔重新爬满我满目疮痍的心窝。在电话尽头传来一位女士无数次的拨号错误提示后，我依然无法下定决心按下父亲卧室座机的最后一位数字。
我木讷地掐算着过去的时光，就是以老徐被我的粗蛮所伤为中心线前后的日子。从14年我以吊儿郎当的作风入职算起，到老徐被迫转岗整整的三个年头里，狼心狗肺的态度支配了我生活和工作几近全部的光景。对于父亲将他认知里的好工作强加在我身上一事耿耿于怀，憎恨与抵触占领了我俩之间绝无仅有的一些联系。然而，从中心线再到如今——我的事业小有所成，两年半的时间当中，故事的所有情节又有了新的改变。我和老徐在一席开怀畅谈之后成为了挚友，是他豁达无边的胸襟和无畏无惧的气魄让我对自己人生的走向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规划。但始终有一件不允许我扯谎的事。老徐散发出的大度和我心里对他的内疚成正比例函数，我常常打开心门，放入自责的魔鬼，以此来惩罚我从前犯下的罪。而对于我的父亲，憎恶和抵触的成分却大幅缩水，甚至还会在偶尔的闲暇当中想起他。
让我最终打消了拨通父亲电话的这个念头，是一个陌生的担忧促成的。我惊奇地发现，这种担忧既不像对于父爱患得患失的优柔寡断，也不像对于我与父亲音讯全无时隔多年无后消息互通的兢兢战战。它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对于父亲如今声情容貌有何改变这件事的未知的恐慌。
他的声音是否还像五年前阔别时的那样掷地有声？浓密的黑发是否还像当年蓬松自然？
对于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候的情形，我记忆犹新。父亲笑容洋溢，眼角微眯深深的弯出几道鱼尾纹。我对机务这份工作的厌恶一览无遗地刻在脸上，然而他却对此视之不见，成天逢人就夸他有一个在机场上班的儿子。然而，他对民航机务生存地位的卑微终究一无所知。这便是当初我对父亲心存间隙的根源，是他的执拗与虚荣将我牢牢地拴在了这艘外表鲜丽、内饰粗陋的轮船上。
也不知，如今当他再对外人提及我和我的工作时，是否依旧会当作谈资引以为傲？
如果真有一种可以服下的后悔药，我愿意就着泔水将它灌下。要是能够重新来过的话，发生在老徐、父亲和我身上的故事应该会有一个乐观积极的结局。这便是我身上低等、丑陋的品行，只有在身处危险的境地才会去苦思冥想过去犯下的错事，以惩处和检讨的方式来进行幡然悔悟。
在接下里的一段日子里，我躺在床沿浏览新闻的时间要远远大于睡觉加读书之和。并且我与小郑的交流内容也从最初简单的工作延伸到了关心、问候和解闷等多重领域。她玩笑着说我是她目前精神上的依靠，一位合格的吐槽对象。她介绍说她是来自徽北的一个繁华小镇，地名我曾念叨过两次，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成功的让我不再能想起它。正是在老徐出事那年的夏天，小郑一毕业立马就顺风顺水的加入到了武汉基地人资的队伍中。不像我，在五年前经历了万重磨难才心不甘情不愿的被丢进机务的行列里滥竽充数。包括老徐在内过往的一切，我对小郑始终缄口未言。我想将它们烂在肚子里，最好是风干了，吹散了，化成一坨没人可以识别出的烂泥。
在一个万籁寂静的凌晨，一则有关武汉即将全城封闭的消息被刷爆在各大媒体平台。我从高层俯视街面，争相逃离城区的滚滚车流瘫痪了几条宽敞的主干道。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节奏明朗，红通通的尾灯密集连贯。我通过语音向武汉基地人资部门的经理提出返津的申请。他解释说，武汉机场早已沦陷在了疫情初期，现在正处于跑道戒严的状态，别说航班，就连地服的工作人员也被封闭在了机场楼里出不去。他一再强调要我对此保密，老老实实的待在房间里。
隔天上午，一排排临街的餐厅和商场门窗紧闭。四周围着居民区出现了一层层封闭起来的蓝色铁皮。在铁皮的外面稀松的站着一些被白色防护服包裹的管理人员。握在他们掌心的扩音器里不停地重复着有关居家隔离的警告语。街道上不再有汽车，不再有行人，甚至连包括麻雀在内的动物都极少见。
在那些天里，一批批由全国各地前来驰援武汉抗疫的医护队员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当刷到东丽医院救援队乘坐班车出征的视频时，我正翻阅着叙利亚作家卡勒德-胡塞尼所写的《追风筝的人》。眼泪不再打转，而是夺眶而出。这本书讲述了叙利亚的首都喀布尔，在先后经历了老毛子、民族信教党派内部、美国佬对其的疯狂侵略，悲愤欲绝的群众纷纷向巴基斯坦跟美国移民之后流离失所的情景。两座城，两批人。将武汉拿来与喀布尔对比，视频中来自我在天津居住的那个区的白衣天使们临危受命的勇气和果断，令我震撼动容。乌云密布的黎明里终于迎来了一抹弥足可贵的曙光。
后面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手机界面频频跳出国内外新冠疫情确诊病例与死亡人数节节攀升的推文，内容令我忧心忡忡。事态将会持续不断的恶化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想要扼杀病毒不去侵扰我的亲朋那也无法实现。因此，我不得不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再次让电脑跟书本成为我的密友，我好从其中寻找一些可以使我有效忘记时间的新鲜事儿。
由于门窗长时间的封闭，再加上床单被罩好久没有保洁来换，屋子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酸味儿。卫生间墙壁上倒挂着的洗发水跟沐浴露即将消耗殆尽，我只好省去皮肤深度清洗的环节。我把被污染过的布料浸在水中，勉强压出几毫升洗发水，抹在油污相对明显的区域进行搓洗。虽然效果奇差，但先前刺鼻的酸臭味儿好歹不再那么明显。
三餐跟饮用水会有专门消过毒的服务员定时定点的送至每间房屋外的墙角。他们的行踪安静且隐秘。每次当我推开房门取餐时，楼道里除了一堆堆摆放整齐的餐盒之外空空如也。于是在午餐结束后，我从一沓信纸的背后撕下一张，在上面列出几项生活用品，例如牙膏牙刷，毛巾澡巾等，在末尾写下几句感谢语。然后将它贴在餐盒垃圾一旁比较醒目的地方，另外还附了两张最大面额的纸币，希望服务员按照名单代为采买。在我足够确信有人已将垃圾收走之后，我推开房门惊奇的发现，那两张纸币原封不动地待在原地，而那张被我寄予全部希望的纸条随着垃圾一块不翼而飞。我失望又难过，总不见得会有人愿意自掏腰包去为一名素未谋面的旅客贴补开销。我只好揣着一些失落悻悻的回到屋内，继续不停地变换方位去寻找纯净的空气。
就在那天该取晚餐的时候，我一如既往的裹着睡衣打开防盗链。当我轻轻拉开房门时，恰巧从对面房间也走出一位男士。他是自封城以来我所看到的第一张真实的面孔。我猜他也是。这突如其来的凝视，首先在我身体里燃起的情愫便是惊诧。就好像一个在荒漠中走失了许久的人，突然看见远处流沙上巍峨的伫立着一座花花绿绿的小城一样，闹不清到底是真实的场景还是海市蜃楼。在短短的三秒之后，情愫由惊诧突变为喜悦。我看见他先是向我餐盒所在的方向小觑了一眼，与此同时他轻挑眉毛，眼珠稍微变大了些，好似什么有趣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接着，他抬头向我露出一个自然平静的笑容。我以相同的表情回应了他无声的问候。
这时，一只靠在我房间墙角的褐色纸箱子映入我的眼角。我立即明白过来，这一定是看过那张纸条的服务员亲自送来的礼物。我的心头宛如注进一股稀硫酸，烫烫的，涩涩的。我将餐盒冷落在桌上，迫不及待地撕开贴在箱子表面的塑料胶带。里边有一条带着挂签儿的毛巾和浴巾，还有一包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床上四件套，最下边是一卷袋装的洗发水、沐浴露和一小管牙膏。这些东西足够我继续在这生活数月。
当我拿起毛巾往支架上悬挂时，一张纸条从里面飘落下来。正是我用来罗列清单的那张。在它的背面多出一些歪歪斜斜的文字：
给您生活带来的不愉快，我深感抱歉。酒店内的全体人员已经被限制进出，因此您的诉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还请您谅解。由于酒店后勤存储的物资全都用去支援了前线抗疫，所以没能满足您的日用所需。再次请求您的谅解，也希望您生活愉快。
我实在想不起，先前发生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在何时。坦言之，从我过去惨淡的往事当中提取一件跟“感动”二字挂上钩的事情实非容易。若勉强朝着字面意思去靠，刘队长当日将我从周总工手中高举的铡刀下救出不可谓不是一件有情有义的壮举。但是在那个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道的房间里，我认为刘队长只是在履行一个承诺，跟我父亲临别时对他许下的那承诺，也是左右了他若干年的承诺。
这便是自工作以来与我有关的浮皮潦草的感动。
对老徐和我父亲的自责和懊悔像一座透明的五指山，把我压在山涧的岩石下，河谷的潭水里。它们不再是一种人类正常的心理作用，已经幻化成了一张贴在山巅封印孙悟空的符纸，形影不离的跟随着我、警醒着我，允许我的一切陋行变成自责和懊悔里或深或浅的一种来反攻我所剩无几的意志力。
正如此刻被我捏在手中的纸条。这名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的服务员不过是尽了他理所应当该尽的义务，将我迫切急需的一箱生活用品以合法的途径交到我的手里罢了。我试着说服自己这无关紧要，它们是我应该获得的众多物资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一条毛巾、一套床单被罩不算过分，更不能算作是阻挠抗疫的累赘。
显然，我败得很惨。那晚，低沉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落着雨滴，打在飘窗外发出“乒乓—乒乓”节奏鲜明的声音。我将手机调成震动模式，以免受到电话响铃突如其来的惊吓。我就活着轻微的风雨声昏昏入睡，神思在互不相干的梦境中畅游。突然的那么一个瞬间，我真切地感知到来自心脏激烈的跳动，前额的汗腺通过毛孔疯狂地往外分泌汗液。梦醒时分的感觉就像是迎面撞碎了玻璃镜，我的脑门带动着上肢直挺挺地冲入漆黑的空气中。与此同时，我破口而出的一句“不要”余音未消，在我耳边激起一阵清晰可辨类似于电流导通的“呲呲”声。
时隔几年，我依然清晰的记着那个可怕的梦。与其说是梦，倒不如将它理解为预示着某种不太乐观的征兆。梦中，我竟成了一名投敌叛国的汉奸，作恶多端，跑去给日本人搜集情报。结果由于我的疏漏，日本人要将老徐、刘队还有我父亲的头给砍下来。正当一名士兵向我父亲挥舞钢刀时，憋在心里的一股闷气把我撑醒。我心有余悸，鼻孔大开大合急促地冒着两股热气。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老徐、刘队长和父亲的缩影轮番出现在我面前，包括他们的声音和容貌，像一道道划破黑暗、囊括苍穹的闪电，令我触目惊心，就环绕在屋子四周。它们此起彼伏的光芒像一把惩戒罪恶的宝剑，以无知的名义对我昨日做下的错事进行审判。虽然我再三宽慰自己说那是酒店理应向顾客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我仅仅索取了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得到宽恕和原谅于情于理，但我惊愕的觉察到原来我早已陷在了自责和懊悔的沼泽里，越是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开脱，反而越容易下沉。像这样喜欢将一切罪责照单全收的嗜好，某种程度上跟草木皆兵的含义十分贴切。任何一件琐碎的事情都会条件反射似的自动降解为自责与懊悔。并且，结果将无一例外的归咎于自己。
我走向电视边按下顶灯的开关，一切虚无的幻想就此破灭。这时已经不再有雨点敲打玻璃的声音。我擦去南面飘窗上迷蒙的水汽，向外面的世界望去。空中洋洋洒洒地飘来细小的雪晶，没有风，它们垂直落下，碰到地面都化成了水。街面上蓝色的隔离板内外依旧廖无人影，只有几名大白卦儿哆嗦着在雪中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