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洪毅

　　一个时代的艺术发展高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从以往经验来看，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往往能缔造称雄于史册的艺术高峰。这是因为资本赞助和市场的兴盛可以让艺术家们摆脱生存困境，尽情施展才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这样的赞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是否还能取得如此的辉煌。同样，正因为有市民商人阶层的崛起，才成就了属于伦勃朗、维米尔的那个荷兰绘画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吴门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的兴起，与当时商业经济环境更是不无关系。然而，今日中国并不缺乏良好的经济条件，艺术市场之繁荣也早已超越过去任何时期，但却没有成就举世瞩目的艺术，也没有诞生几位国际级大师，真让人唏嘘。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艺术界各种利益争夺倒是搞得红红火火，艺术圈人士对身份、头衔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创作本身。谁都知道这些标识与艺术水准并无关系，但却还是要削尖脑袋往里钻。争名夺利的背后，折射出今日艺坛普遍存在的钱权至上的扭曲价值观。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工作者，舍弃了作为一名文化人本应有的精神理想，转而匍匐于名利之下，又怎能开创一个可以被当下和后世顶礼膜拜的艺术高峰和文化盛世呢？

在中国当下堪称世界之最的庞大艺术从业者伍队中，无论是科班出身还是以其他途径加入，绝大多数都是被市场热度诱惑过来的，其理想根本就不在于文化和艺术。我曾听不少人信誓旦旦地讲，自己有成为艺术大师之宏愿。可在这些人心中，“大师”只是能把作品卖上高价的代名词。他们所膜拜的对象不过是个别通过商业运作而成名的艺人。此辈的思想早被金钱俘虏，又有什么资格谈艺术？

清末民国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之所以会诞生一大批名家、大师，是因为当时的有志青年是带着一份拯救民族文化危机的使命感去追寻艺术的。国家的不幸、现实的苦难，洗礼了那一代人的灵魂，坚定了他们的信仰。而当下的艺术青年，尽管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曾经受过生活苦难的洗刷。他们在虚浮的世风熏染下，根本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理想和坚实的文化信仰。与其说他们热爱艺术，不如说是更热衷于艺术家身份带来的美丽光环。

将世俗观念里的成功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放弃人文与美学信仰，把艺术当成求取功利的捷径，这样的人一旦被资本相中，通过商业炒作成名，或者在体制内谋得高位，很快便会丢失进取的动力，要么靠虚衔混饭，要么靠啃食老本儿为生。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他们不惜找人代笔，开足马力生产，将艺术创作变为工业制造。如此这般，我们又怎能指望这样一群没有理想和信仰的人去创造出高级的艺术呢？大量追随者还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其价值观难道不是极度的扭曲吗？

与创作领域极为相似，理论界也早已被功利思维笼罩。且不说当前大量的学术成果本就是冲着学位、职称、项目经费被生产出来的；就其学术性而言，要么是一窝蜂地去注解、转述古人的东西，要么极尽其能事编撰如同产品说明书般的“学术”，这本身就是极其荒唐的价值取向。学界大为盛行的引经据典和术语堆砌的著述方式，与其说是在搞理论创作，更不如说是在开设文字加工厂。真正有创见的理论研究，应该是结合现实进行前沿性思考探索，具有独创性的。任何不具备启蒙意义的学术理论，不管表面看上去多么气派，本质上讲都是文字垃圾。可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又有几人愿去做有创见性的工作呢？

无论是从事艺术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应以作品论成就。学位、职称、头衔这些东西可以保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却不能保证其在创作领域的成就。要说学位、头衔，古代状元应该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仅有六百多人荣登此位（不算武科状元）。但是，拥有此桂冠的人中又有几个在文化或政治建设中取得千古称颂的成绩呢？反而是科场屡试不中的蒲松龄、连个秀才都没捞到的曹雪芹创作出了流芳百世的不朽名著。敢问，今天的博士比起过去的状元就更能代表创造能力吗？

其实，时下艺术界对头衔的追捧，与旧时读书所热衷的科举功名一样，都是用来帮助获得世俗利益的，与艺术和文化不存在必然联系。拥有博士头衔的艺术家真就能比自学成才者创作水平更高？我看未必！艺术创作靠的是天赋、才情和坚实的信念，需要的是灵性、理智与情感冲撞出的火花，还需要更多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真切体验和深刻感悟。学位代表一种进入职场的认证。艺术家拥有此头衔只是多了个噱头，对创作并无任何意义。真正想要追求艺术、拥有坚实人文信仰的人，才不会为个虚衔而浪费光阴！

价值观的扭曲并非只存在于社会的名利场，而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美术学院的基本任务是传授知识与培训技能，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人格和价值观的塑造、对思想与智慧的开启。可当前的美术院校连第一条都做不好，以致闹出学生因学不到知识而退学的笑话。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创作上的苍白无力不是很正常吗？！谁能力挽狂澜，还需拭目以待。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2018年第16期   4月25日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