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往昔34
商业局家属大院原先有一口水井，就在中院南头。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家家吃水、用水都完全依赖这口井，我和陈晓勤、金志保还曾往井里扔进过几条小鱼，渴望它们长大。在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井水已经有些浅了，大院的大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将井掏挖了一次。记得我们当时不顾大人们呵斥，总想凑在跟前看一看扔进去的小鱼有没有长大，结果根本就没有看到鱼的影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鱼到哪里去了，心里非常失落。
这样又维持了将近一年，再后来井里出水越来越少，吊下水桶就搁浅，水也浑浊起来。听大人们议论说，早在康熙年间，县城发生饥荒，乡下湖区的老百姓还能纷纷下湖捕鱼维持生计。如今湖区早就干了，现在到湖区还能看到一大摊一大摊的枯了的芦苇草。“唉，现在老天爷都不给水吃了！”大人们叹息道。
应该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家属院的那口井终于被大人们用木板盖住了，并且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大院的人们只能拿起扁担挑起水桶走出大院。前院黄姨家是玉顺，中院姬叔家的众多女儿年龄还小，只能是姬叔，后院陈晓勤的姐姐、哥哥，金志保的哥哥当时应该都已经下乡，而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和他俩也都用扁担挑起水桶走出了大院。至今想来，其实那时候的县城，几乎是同一时期，所有的大院，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就这样或挑起扁担或抬着水桶，纷纷走出了大院，一时间成为县城的一道壮观景象。
最初的几年，我、陈晓勤、金志保三个结伴，是走向旅馆巷子的大众旅馆——旅馆巷子就是由此得名。大众旅馆是当时县城最大的国营旅馆，那是一个四合大院，好像也就二十来间平房，住着一些来到县城办事的外地人。令人难忘的是在寒冷的冬天，大院每个房间墙壁上都伸出一节长长的破旧的铁皮烟筒，或冒着浓浓白烟，或吐着清冽的烟气，烟筒口凝挂着一细长绺煤烟熏黄了的冰柱，而地下则是一大摊中间高高隆起的冰层，同样洇出一圈圈黄黄的污渍。
那口机井就在大院中间。周围全是冰，人需小心走过去，以免滑倒；井台以及井壁上同样覆盖着厚厚光滑的冰层，致使井眼细小得只能容下水桶上下进出了。机井相较于我们大院的那口水井深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站在冰滑的井台边，哈着白气，将一大桶水提上来，整个过程极其吃力缓慢，而且戴上那种只将虎口分开的棉手套我们是握不紧桶绳的，所以只能裸手打水。我们憋着气将一桶水提上一截，就得身子后仰使劲拉住停下休息一会，然后憋着气接着提，好不容易提上来，再倒进我们自己的水桶里，有时候手掌都会被水桶铁皮粘住，一不小心就会被撕下一块薄皮来，渗出莹莹血珠，手指冻得由最初的僵硬发疼到最后似乎没有了知觉。然后，我们用扁担挑起两桶水，晃晃悠悠地往家里走去。在最初开始挑水的许多天里，我们的肩膀被压得生疼，总觉往家的路途异常漫长。一路上，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呲牙咧嘴的，互相开着对方的玩笑，要休息就一块休息，记得每一趟我们都要休息和换肩四五次才能挑回家。
那时，我们每天至少要挑两趟水，中午一次，下午一次，如果是周末，那一定是要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才行。时间一长，挑水就成为我们沉重的心理负担，内心发愁不已。因此，我们渴望家里人能够节约用水，但我的父亲特别爱干净，经常擦抹家里的一切，淘洗抹布不一会就用去一脸盆水，而父亲此时就会将那盆脏水细细洒在屋里的地上，然后再从水缸里舀上多半盆水，这样的过程令我心疼半天。但是我不敢向父亲埋怨，只能底下向母亲抱怨。只是父亲似乎总是忘记母亲的提醒，常常是站在水缸旁一边舀水一边喊道：“路嘉民，水快没了，怎么还不挑去？”
在大众旅馆挑水大约有两年时间，南大街的县文化馆也打了一口机井。商业局家属院后院的东边是一大块废弃之地，体育场的公共土厕就盖在那里，所以有一个后门。我们从后门进入体育场。记忆中的体育场非常大，如今想来也就是一个空阔的露天场地，有一个足球场、三个篮球场和两个排球场而已。我们穿过体育场从正门出去，就到了南大街，对面就是县文化馆。这个距离和到大众旅馆相比近了许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选择了文化馆。
再后来，县城许多没有机井的单位配上了水车。所谓水车，实际上就是架子车上装一个废弃的大油桶，在桶腰上开一个方孔以便往里倒水，在原先的桶口焊接一个短管套上皮管以便往外接水。记得大院的大人们最初向单位借来水车，我、陈晓勤、金志保拉着车子，大院的那些女孩子们，也都会兴冲冲地跟着我们去文化馆，我们不是去挑水而是去拉水了。拉来一车水，家家的大人提着水桶，孩子端着脸盆，候在水车旁接水，大人们聊天，孩子们喊叫。那时候，我们三个表现出了足够的勤快，我们会连续拉五六趟，让整个大院家家水缸和锅盆都倒满水，这让我们兴奋和自豪。
但借来水车的机会毕竟非常少，我们依旧得拿起扁担挑起水桶穿过体育场，走向县文化馆。就这样在县文化馆挑水，一直挑到我们家有了自己的房子搬出了商业局家属院，那时我就要离开县城去上大学。后来路嘉勇、路嘉桃也先后挑了几年水后，县城里自来水才进了家家户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