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不放心，一定要将我和父亲一同送上火车。买了站台票，提着行李，走进狭窄的车厢，寻找车票上的座位号，一步步往前挪。在几排座位前左看，右看，总觉不对。座位到了我们的号，突然断了。那两个座位尽然是列车员的一个“小服务台”。不知这样的车票，在90年代初，是怎么售出的。父母没有多计较，未同列车员理论，那年拥挤的车，理论也无济于事。可母亲掩饰不住焦急，低声嘟哝：“这一路20多个小时，怎么办，她肯定要闹的。”父亲则既来之则安之。其实当年的自己，也是个豆蔻年华的初一学生，个头虽不高，但也已不是需要那般呵护的孩童。一个好心人，将绿皮车硬座位的一角让给了我。后面的阿姨许是听到了母亲不安的言语，接口道：“我们苏州下的，可以让给他们父女俩。”母亲这才感激得放心离去。

2.

        不知道为何总记得好多年后，那次开往北京的慢车上的炎炎夏日，同样是酷热暑假，没有空调的绿皮车厢，甚至只有硬座，困了，蜷在爸爸身上躺一会儿，醒来估计都汗湿全身了，可我却没有丝毫觉得1992年暑假的这趟路程的难熬。和一个对座的5岁的小妹妹热热闹闹的吃茶叶蛋，小妹妹都不哭闹，这坐痛了屁股，坐麻了腿，又算啥，最主要，有父亲在，我换着姿势都是自由的。大四毕业那年偷偷跑去张家界，就没那么幸运了。31个小时拥挤难闻的车厢，阵阵泛着胃酸而恶心，腿脚曲着无法动弹，也不好伸到对面不是男友的男生跟前，下车时，人都已经散架了。

3.

        待到第二日早晨，已经有些兴奋地趴着车窗期待烟台的到来了。那个疗养院，隐约记得在一个小山坡上。烟台的路，本也有坡。由于人数的关系，我没有和父亲同住，而是被分到了另一批前来的父亲的同事一起。小徐阿姨和小张阿姨说，让父亲放心，会照顾好我。也许因为前一日火车上的睡眠不好，烟台下榻的第一个夜晚，我尽然前所未有（后来也再没有）地梦游了。据阿姨说，晚上只见我一个人扶着墙摸到厕所，却不进去，一路摸到房门，拼命开锁。说得我自己都吓一大跳。父亲也有些不安了。好在日后再无此况。这个城市，去过哪里，真不记得了，只记得和父亲散步同行时，看到路边总有人喜欢打“康乐球”，我们也偶尔会驻足看一会儿。长大了才懂得，那样漫不经心的疗养，才是真正的自由与旅行。

4.

        几日后，我们先后奔赴了蓬莱阁，威海的刘公岛。在蓬莱仙境，没有见海市蜃楼，却和父亲第一次做了敞开式的海上索道，俩人都战战兢兢。刘公岛上，炮台边，父亲给我单独照了不少相，那时的自己，稚气未脱，却也大方美丽。父亲，自然也是年轻而有他的抱负吧。但父亲生来就是隐忍而持重的个性，一贯地平静与坦然。看似没有脾气，温文尔雅，我都不能想象父亲入伍的样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父亲事业的低谷期，40出头，最该有职业志向的时期，奈何诸多人生相似的不如意。但母亲始终相信父亲的秉性，自会有他的福气。

5.

        那是我唯一一次与父亲的单独旅行。最后一站的青岛，让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缘起，皆因一个叫“挪挪”的小熊。在青岛，住的只是一个商场地下室的招待所。商场在当时倒是够档次，与同行的其他孩子，一次在柜台前看到了一个做工精细，模样特别的猴子。我们管那猴子叫“柯柯”，女孩来看了两三回，同行的男孩说女孩“可可粉中毒”，后来女孩拉着母亲，抱走了柜台里的一个猴子。而我在他们走后，独自去过很多次那个柜台，售货员都认识了我，回回说：“姑娘买一个吧，东西好。见你又那么喜欢。”直到我都不好意思再靠近那里。我忍不住和父亲提起了那个猴子，父亲知我喜欢得紧，又是属猴的娃，可想着那15元人民币，终究还是露出了一丝犹豫。我看出了父亲的难，也不忍心逼着父亲。可他终于在我们离开前，掏出了15元，答应了。可当我挥舞着15元钱，奔到柜台前，售货员阿姨告诉我，“柯柯”猴子已经卖完了最后一只。剩下的，只有一样价格的小棕熊了。我难过得差点掉眼泪。低头看看躺在柜台里的熊，闭着眼睛，戴着礼帽，穿着一条绿色的背带裤，模样，还算可爱。营业员阿姨很会看形势，立马介绍说小熊还有个吊床，拿来便演示。最后，我带着这只牌子上署名“Non Non”的小熊，登上了回家的海船。它成了后来我疼爱了20年的“挪挪熊”。因为那是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最特别的礼物。

6.

        回上海的船上，一路数着碧波里漂浮的海蜇，无忧无虑地挨着爸爸在船舱录像厅看港剧，当年单位效益不济，为了省钱，父亲买了一张五等舱的通铺，和一张三等舱的票。我不肯一人呆着，都挤在楼上的三等舱里，狭小的床，父亲一定一夜不得安身。我却舒舒服服浑然一觉到天明。

7.

        20多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清楚回忆起父亲在那次旅途中的表情。或许他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散心，或许他是想带我出去看看，但那样的岁月里，与父亲依赖而平静相处的机会，却再也不可复得。父爱的沉与深，我时刻记得，三千琐事，只取其一，在今日的第33个生日，赠与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