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久没看到这无人关心的野草，就像好久没看到默默无闻的家乡。
在他乡随处可以看到草：路边，行道树下，广场前，还有公园里的大草坪上……都是人花大钱特意栽培，精心护理的，有的听说还是从外国花大把的外汇引进的，像个宝贝。
栽下的那不叫野草。野草茂盛在只适合它生长的地方。
童年时光，为了完成母亲“一篮子”猪菜的重任，我总是不问青红皂白，见到嫩绿的，青的便拽到篮里。母亲洗完菜喂完猪，篮子底下还会“沾”着些菜、草，她告诉我：菜，有茎有杆，叶子是圆的或者像圆的；草，是有藤叶子细长，人吃菜，猪也吃菜，牛吃草。
我便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脸红，但那时起我开始认识了一些野草，什么牛筋草，攀藤草，狗尾巴草，还有芭矛草……
到夏未秋初，母亲忙完生产队的农活，抽空不时地砍（锄，割）回一担担的枯草，晒干，堆在门前。用来扎庄稼的秸秆，垫猪栏，烧水煮饭。一群鸡总是围在草垛四周啄草籽，弄得门前总有扫不完的碎草。
上学时，出了村庄连接公路的是一条窄窄的泥土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总是被勤快的庄稼人打理得整齐干净，没有一根杂草，禾苗长得很舒心，茁壮。野草被挤到路边，它们想着办法向路中延伸，任凭路人踩断了头，踏碎了茎，依然倔犟着长出嫩头，我钦佩这种勇气，那种决心和毅力像电影里看到的地下工作者。
但我的这份忧郁，多情，很快被时光淹没。
初中毕业后，我像村里的其他小伙子一样，成家“立业”，当家作主。父母安家里的人头给我分了一亩多地，还在三个地方。小季是父母早已栽好的油菜，种下的麦子。我只锄一次草，施一次肥便可以收割了，也就是说是坐享其成。但我仍旧不知道季节，不会种庄稼，甚至没有种籽，午季时忙完收割还未来得及脱粒，慌慌张张学着别人去管理棉苗、玉米地。
那时节也是梅雨季节，连绵的雨飘洒着，一下就是一个礼拜，庄稼没来得及转棵（发青），野草却在旁若无人的疯长，很快将禾苗淹没了。我的锄头似乎不管事，前面锄倒了，后面的草根沾着泥，又冒出细白的根须。没办法，即便下雨，我也得披着雨衣去地里，用手去拔，用铁锹去铲，再将它们翻过来，有时索性挖个大坑将铲成一堆的乱草填埋下去。
我从心里开始怨恨起这些烦人的野草。
那年初秋，村里一个非常要好的伙伴因为和他父亲争了几句，一气之下，喝了半瓶1059药水。虽然是已经失效的，但剧毒还是让他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扔下锄头，骑着自行车没命似的赶到老洲卫生院，扶着他，帮医生给他灌肥皂水洗胃，洗肠，难闻的药味冲得我也直想呕吐。
在他醒来后我的第一句就是问他为什么这么傻？地里的野草我想什么办法也弄不死它们，你怎么一句气话也受不了呢？责怪还没完，想想自己，心里竟然也冒起一股酸水。
第二年正月，春天还没到，我们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刮到了他乡。
多年后每次回家，我都要站在老家的江堤上看看，看看脚下我们叫“攀藤草”的草。儿时这里是牧童的天堂，三三两两的牛甩着尾巴悠闲的啃着草，堤坡的表面被它们一遍又一遍的“扫荡”过。但这些草春风一吹依旧葱郁，原来它们都匍匐在地上，每长一节都能挨地生根，一棵小草变成无数棵，也许牛的嘴会连根拽起一棵，很快又被其他的一节草填充。这让我感到震撼，对它产生一种敬畏，貌似平常的野草之所以生生不息，在于它的耐性，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适应性。
因为阳光，空气没有抛弃它，雨露星辰也在滋润着它，还有供它扎根，提供养料的那方土地。
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