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只抄一部分上来，我最爱的一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为何每次心情不好就想看他的书安心定神似的，有一种。。。啊，反正一切都会过去。。。的感觉。
怀念死，正视死，想这样淡然的过去一生，谁与同行也无妨，一人一生也无妨。
不用理解，这不是消极，只是战场后重重硝烟散尽罢了。
人生其实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找到尽头，就要努力前行，努力之后，可以安然退去了。
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愚。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
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么生来就是，要么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
附近走走，用不完的时光，常想如何一次用完它。
我们的青年期，时代充满谬误，我们自身充满谬误。所谓“纯艺术”，纯到了对社会对生活只用哲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接触，热衷理论、忽略经验（经验也还没有来，正在来…）注定要从自我架空的状况中摔落。
寒假，他终日与我相伴，行将长别，话题多而琐碎，仍是三句不离艺术，从未涉及家庭、亲属。
如果说“痛苦”“灾难”使人早慧早熟，那么我们在二十岁以前所受过的那些折磨，大概算不上“痛苦”“灾难”，所以迟迟不慧不熟。
“你在艺专的好名声中，有一风评是：自私…
“你没有找到认为值得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卫，有时自重自卫得过了分，别人就说是怎么，而你对那种人就更看不起，更觉得你傲慢吝啬。”
他欲言，又止。
我也有一种难以辨别的感应…
席德进是殉情者，但无情可殉，故殉了别的。
离别，走的那个因为忙于应付新遭遇，接纳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别的那个，仍在原地，明显感到少一个人了，所以处处触发冷寂的酸楚——我经识了无数次“送别”后才认为送别者更凄凉。
“席德进在信上说：朋友走了，他哭了一夜，那是谁？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我相信汪婉瑾并非佯装，席德进确只说“朋友走了”。我们都这样，活在诗意中，认为一着实便俗（这种营造诗意的嗜好是我们青年时期的恶习。艺术，似乎必定要先对我们有害，害得好苦，而后一点一点有益，过程非常悭涩）。
我们年轻时所能认知而信奉的，只到西塞罗的里程：“唯有好人之间才会产生友谊。”而今看出这种古典的智慧是宏观的、太憨厚了，无非反证着“坏人之间不存在友谊的可能”而已。好人呢，如果是浅薄者，常见的所谓好人，倒真是浅薄者居多。
四十年前的我们，至多是竭力摩拟书本上的具有深度的人——我的“信”，他的“哭”，都是摹拟，结果是见其浅而不见其深。年龄即是宿命。
与我同辈的朋友已消亡了几个，结局都是始料所不及，亦可说还不及料，骤尔故世。记忆中，仍是年轻的音容笑貌，都没有病相老态？青春原来是这样存在着的…“青春”和“生命”是同义词。如果内心也枯朽了，那么活着的形体是个假象。席德进夭折在他最青春最有为的生命阶段上。
他从前向我吐露的是情的隐私，而今我想款罄的是理的诤讼，面对面谈，谓之坦率，单方撰文而公之于众，我就不知读者为谁了。死，使“情的隐私”朗净而成人生的暖意润感，而“理的诤讼”，却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适可而止。
克利斯朵夫的路，已是乏人回顾的陈迹，所以席德进是孤苦的，惶惑的。所以“渡河”之喻，哀叹是双重的：一是年命，二是器识。死者，沉睡在青色的宫殿里，当世上有人怀思时，眼睑徐徐而启…怀思淡去，眼睑又闭合了——梅特林克是这样写的。
(2012-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