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期，一篇关于“有抱负阶级”的文章，走进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成为缺乏方向感与自主性的国内第一代中产阶级们的话题。
“有抱负阶级（aspirational class）”是南加州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于今年6月7日在Aeon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炫耀性消费已经结束了，现在都是无形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 It’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 ）中提出来的。此前，科瑞德教授刚刚出版一本新书——《小事物之和：一个关于有抱负阶级的理论》（The Sum of Small Things: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
在这里，科瑞德教授用两个相会对位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分析原点：“有抱负阶级（aspirational class）”和“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炫耀性消费”，既是当代消费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经典社会学家之一的凡勃仑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来的。
在追溯人类文明史的过程中，凡勃仑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即使有了财富，如果不显山露水，那也只是孤芳自赏，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更博不到荣誉。要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就要以某种方式来炫耀自己的富有，而这种方式，往往体现为挥霍性浪费。这就是“炫耀性消费”的大概意思。
其实，“炫耀性消费”，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长河中，同样绵延不绝。霸王项羽在攻陷咸阳、火烧秦宫后，欲回故土时就曾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千古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其意思就是，“富贵不回故乡，就象穿了锦绣衣裳而在黑夜中行走，别人谁知道呢？”
另一个“炫耀性消费”的著名例子，就是西晋时期石崇与王恺，羊琇斗富。石崇，曾担任当时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主官，在此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积累富可敌国的财富。王恺、羊琇，则是晋武帝的舅舅，同样富甲天下。
在当时，糖是绝对奢侈品。王凯就命家人用糖水刷锅，而石崇则直接用石蜡当柴烧。王恺用红石脂抹墙，石崇就用香料和泥；王恺用紫丝绸做了40里地的步障，石崇就用更贵重的锦帛铺设了50里地的步障。
为了维护皇家尊严，晋武帝将皇宫珍藏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拿给了王恺，让他去羞辱石崇。不料石崇拿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了个稀巴烂，淡定地对王凯说，赔你个更大的。说话间，就让手下抬来了个更大更漂亮的珊瑚树。
无论东西，还是古今，炫耀，总是富裕起来的群体，必然会向人们展示的行为。科瑞德教授对这一人类深层潜意识驱使下的行为，做出了不一样的观察。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观，即，“非炫耀性消费”。意思就是有能力炫耀，但是却不炫耀。
换言之，在科瑞德教授看来，富裕群体已经不屑于用“炫耀性消费”来“装13”。那么，新的“装13”套路又是什么呢？作者指出，“有抱负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无形消费 ”—— 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存更多的退休金，买最好的医疗保险。
从表面上看，较之于以挥霍性浪费的方式来展示自身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新的“无形消费”确实是更为健康、理智的炫耀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
然而，无论如何，依然改变不了炫耀的本质。只不过，炫耀的客体，从以往赤裸裸的金钱，变成了更为含蓄、间接的知识。作为新的社会地位标尺，知识开始变得昂贵起来。
二
科瑞德教授对新时代社会变化的观察，是敏锐的，其所提出的新的概念，对于认识这个时代，也富有启发性。然而，我并不认同她把这种现象与“有抱负”联系起来。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上，与“抱负”的关系并不大。
如其在概念中指出的那样，“有抱负阶级”，其英文为“aspirational class”。在这里，关键词是“aspirational”，其名词形态为“aspiration”，意思为“雄心，抱负”。
我更倾向于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形容“aspiration”，它就是“雄心壮志”，这也是现当代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气质与时代精神之一。
始自1840年的中国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血泪。在这个历史悲剧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如何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受历史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屈辱中挣扎的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荡然无存，成为全球工业化主旋律中的迷途羔羊，在徘徊中踟蹰。对历史的怀疑，对传统的扫荡，使得表征抱负的“雄心壮志”，也成为社奢侈品。
时代精神与时代气质变化的拐点，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洗礼下，颓废、消极、迷茫的国人，随着宏大家国目标的确立，整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奉献主义等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呈现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勃勃生机。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在革命乐观主义感染下，以战天斗地的共同谱写祖国的美好明天。
如果说，从建国到改革前这一阶段的“雄心壮志”，体现为宏大家国使命下的革命情怀，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人的“雄心壮志”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转向，即，在关切国家命运前途的同时，也积极转向自身的生活世界，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书写自己的辉煌。
作为时代精神“雄心壮志”的“个体转向”，彻底激活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让中国经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不断凯旋，创造新辉煌。商业枭雄，取得革命英雄，成为时代的新图腾。
成功，具有传染性。一个商业枭雄的崛起，会激发更多潜在枭雄的“雄心壮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枭雄“雄心壮志”不断被传播、扩散，释放出正反馈效应下，新的商业枭雄们，在各个领域千舟竟发、百舸争流，谱写着改革开放以来“创一代”们自身的时代凯歌。
三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在这四十年里，走在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中国，就时代精神与时代气质而已，一个重要的变化维度，就是从革命乐观主义下的“家国使命”式的“雄心壮志”，转向了更为强调个体利益与意义的商业化的“雄心壮志”。
我们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特风景。这一风景，随着时代自身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拓展，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更迭。其中，就作为时代精神与时代气质的“雄心壮志”而言，同样也在发生变化。
在“创一代”时期，唯一能禁锢“雄心壮志”的，就是“雄心壮志”本身。在这个草莽化时代，英雄不问出身。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家庭背景、文化水平、身高体重等等，只要你有雄心，有能力，就有大量的机会在等待你。
然而，当进入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后，时代的氛围在发生巨变：从“创业时代”，开始转向“就业时代”；从丛林时代，走向法治时代；从草莽时代，走向出身时代；从流动时代，走向固化时代；……
时代氛围的变化，必然投射到作为时代精神与时代气质的“雄心壮志”上。无论是与建国一代相比，还是与改革一代相比，处于新常态下的新世代，孕育、壮大其“雄心壮志”的土壤有了明显不同：草根创业，越来越难了；屌丝逆袭，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创业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
历史与经验地看，“雄心壮志”是推动中国实现后发赶超式现代化极其重要的精神因素。然而，今天，“雄心壮志”似乎已经在渐渐脱离人民性，甚至，这一时代精神本身就在逐渐变成了奢侈品。
我们会重复美国的道路吗？在高度现代化的同时，普通人的梦想，也会因其门槛不断抬高而被逐渐剥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追逐梦想的平等权利。如，在美国，知识是维系“雄心壮志”的必备品，中国，也会走上这一的道路吗？从目前看，确实有这种迹象。例如，当前各地对“双创”的支持，基本上要与知识要件进行挂钩。
领袖曾经说过，“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让每一个中国人，想做梦、能做梦、做好梦，就需要我们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英雄不问出身”的成功经验，不要设置门槛，或者至少要设法降低门槛，让每个人的心中，都能燃起“雄心壮志”，在成就自我价值的同时，共同推进伟大复兴家国使命的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