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对张伯驹的回忆中，描述张伯驹为“大怪”，主要是其言行与旁人的差异，比如其经营的盐业银行的方法：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是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他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安，1863—1934)是袁世凯的内弟，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还署理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当年李鸿章坐过的位子。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袁世凯事无巨细均与他商量，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
轮到张伯驹继承家业后，张伯驹是大少爷办银行，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赚钱的脑筋，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又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做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发行500万。他觉得自己银行里有500万资本，就发行500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求兑现，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是股资的一倍。中国实业银行只有300万股资，而钞票发行达3000万，仅年利息就是30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
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而张伯驹是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个总稽核。而实际上这个总稽核也不想做，只是没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好在他有三个得力助手：杨西铭、陈香雪和白寿芝。白寿芝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西铭和陈香雪具体查账。这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铁面无私，认真得很，但吴鼎昌也不怕你查。吴鼎昌办事一向顶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也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对吴也很尊重，相处得挺好。张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他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佛法说：境随心转，当一个人这样为客人考虑的时候，他的周围一定是善缘。银行做的是信用，这样的做法才是可以让人放心委托。他怎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福气，谈笑间揽尽古今之月色。他 的财富当然就和他的收藏一样，富可敌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这样办银行的还有一个，就是在闽南地区流行的一句话：做人当学黄奕住。鼓浪屿首富黄奕住。他的女儿就是著名作家舒婷笔下的真水无香----黄萱。
黄奕住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黄奕住在印尼30多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认识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即投资入股华侨银行40万元叻币。
抗战期间，黄奕住考虑到上海中南银行及各地分行、厦门日兴银庄存款客户的利益，曾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以维护客户利益及该行信誉，免遭日寇之劫掠。当“黄日兴银行停业时，存款凡300余万元，一一偿清，不使（客户）受毫发损。”
道德银行道德经，这个也才是《道德经》之精髓。这个也是这两位富可敌国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