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需要运气的，它可能并不指向幸福，而是使人心碎...... —— 题记
《我本芬芳》，作者杨本芬，一位八十多岁的奶奶，以自己的婚姻生活为原型，讲述了一段长达六十年的婚姻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奶奶，我们的外婆，以及婚姻生活中每一个不被看见的女性。
书中的女主人公陈惠才，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两次被下放，屡次无法完成学业，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男主人公吕医师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向她承诺后续供她读书，前提是惠才得先嫁给她。惠才，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性，独自身处异乡，又屡次受到不公平待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同意了吕的要求。可谁知婚后，吕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惠才漠不关心，拒绝沟通交流，两人一发生矛盾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甚至于当惠才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小破屋，被梦魇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时候，吕也拒绝留下来陪伴、安抚惠才。除此之外，吕拒绝承担除砍柴、种菜以外的其它任何家务，甚至于在惠才刚生完孩子的时候都拒绝给惠才做饭，并自私地认为女人没必要因为生了孩子就娇生惯养。
书中有三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
场景一：惠才回吕的老家看望吕的父母，吕的父母给他们带了两只大白鸡，两人幻想着将这两只大白鸡养大、生蛋、孵小鸡...... 然而，一天晚上惠才照常送吕回医院，忘记锁门，回来才发现大白鸡被偷了。吕因为这件事两个多月没有理惠才，多年以后，这件事才“破案”，原来吕一直私心地以为是惠才将两只大白鸡偷偷卖了补贴娘家。长嘴是干嘛用的？一是吃饭，二是说话。碰到这种情况，吕的第一想法并不是向惠才询问、沟通，而是自顾自的不理惠才，冷暴力惠才。
场景二：惠才生完三个小孩后做了结扎，惠才的妈妈过来帮忙照顾惠才。有一天，惠才请人帮忙从外地带了两只母鸡（更便宜），并请吕帮忙杀下鸡，因为惠才的妈妈会整鸡、做鸡汤，唯独不会杀鸡。这下吕怒了，并大声斥责，说家里还有猪头肉，又要杀什么鸡；又说惠才的妈妈不会做人，前几天刚杀了鸡，都让惠才吃了，自己没吃一点。这像一个大男人说的话，活脱脱一个拎不清的臭小孩。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不吃鸡，难道给你这个身体康健的大男人吃？而且惠才已经提前说了，大的母鸡给他们，她吃那只小母鸡。
场景三：惠才的弟弟大老远从湖南过来看望远嫁的姐姐，带了一只鲜活的大阉鸡。惠才特别高兴，特意买了一斤猪肉。难得的，惠才炒肉的时候，吕接过了惠才的锅铲。但是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响，惠才觉得不对劲，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才发现吕已经用锅铲将锅捅了个窟窿，一斤猪肉就这样“喂”了柴火。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吕对惠才弟弟的到来表达不满。后来才知道，吕认为惠才弟弟大老远来这么一趟，带的东西太少了，还要白吃白住这么久，心生愤懑。可是，事实是惠才娘家给惠才准备了很多吃食，只是惠才弟弟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不小心被人给偷了，没办法，只好临时买只大阉鸡应付一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妻子的亲弟弟过来，就算什么也不带，丈夫看在妻子的面上，不也应该好言好语相待吗？
书的尾声，惠才问吕，如果真的有下辈子，吕是否还愿意跟她在一起。吕的第一次回答是摇头，第二次回答还是摇头，第三次回答是清楚的“不愿意”三个字，这个时候他终于“长嘴了”。惠才的笑容因为这个回答僵住了...... 可是，吕有什么资格说不愿意，在这段六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惠才要上班、照顾孩子，还要负责锄园、种菜、做饭、洗衣服等各种繁杂事项，而吕除了上班，就只需要做自己喜欢的砍柴和种菜这两项事。惠才对吕的亲朋好友客客气气，尽自己所能招待他们，而吕就只会对惠才的妈妈、亲弟弟甩脸色，一点面子都不给惠才。惠才在吕生病的时候细心照顾吕，甚至不顾自己的工作艰辛和生活繁忙，而吕在惠才生完孩子乃至结扎的时候，都是不管不问，甚至闹小孩子脾气，还义正言辞的说女人不能娇生惯养。这难道不是活脱脱的“双标”现场？吕这种男性有什么资格结婚？惠才这类女性在婚姻中究竟承担了多少不甘与屈辱？如果结婚有入门资格证的话，吕这种男性应该连及格线都远远达不到吧！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起了你的妈妈、你的奶奶、你的外婆、你的大姨、你的姑姑，乃至于你身边每一个困于婚姻这座围城，却无法逃脱，或者不知道可以逃脱的女性。在这类婚姻生活中，女性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还要承担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家务，而男性只需要工作，再加上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出轨，便可以成为旁人眼中的模范丈夫。女性在男性这里成为了什么？一个保姆， 一个生育工具，一个自己亲生孩子的妈妈，或者单纯的饭搭子、合租室友，但是唯独不是妻子。
好在女性主义正在觉醒，女性对自身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也有了更清醒而正确的认知。婚不是一定要结的；孩子也不是一定要生的；即便结了婚、生了小孩，女性也不一定要为了家庭而放弃自我；即便婚姻不顺、遇人不淑，女性也有结了再离、从头开始的勇气！
当然，还是衷心祝愿，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在婚姻中彼此相爱，获得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