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所说的这个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

就是说，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一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现实的缘故，各种欲望、情绪、不良习性蒙蔽了良知。因此，你要找到这个良知，然后不停地去磨练它，升华它，这样便可以进入一个成长的循环。本来就有这个智慧、这个能力，只是以前没有面对这个“事”，因而没有激发出来而已。

——教育个体的时候，“致良知”是指每个人发现这个良知；面对社会群体的时候，“致良知”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良知致人。用良知去关照你所有的百姓、子民。这又是另外一种“致良知”。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盗匪心中都有良知，王阳明因此坚信人人心中皆有良知，人人皆是圣人。

——王阳明说：“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致良知是心学精华中的精华，总纲中的总纲。从心外无物到知行合一，到事上练，到致良知，阳明心学的整个体系就完美地呈现出来。

    就华夏三千年文明史来看，王阳明被称作“两个半完人”之一，前有孔子，后有王阳明，半个算曾国藩；就五百年文明史来看，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就明代当时的历史来看，王阳明也堪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精神的楷模。而王阳明发自肺腑地说，他内心最爱的其实是讲学。

——“夫志，犹木之根也”，人生的志向很重要，他说心学首先要立志；但“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

  可见讲学是多么重要。历史上很多有大成就的人都当过老师。孔子是老师，苏格拉底也是老师，像柏拉图原来是个摔跤手，后来拜在苏格拉底门下，就是被苏格拉底的讲学所征服了。

——要锻造一个人，讲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理性思维总结之后，要去讲给人听，要让人能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还必须有感性的传播方式。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感性思维能力。讲学要讲得好的话，一定是把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进行完美的融合。

——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

有点像陆九渊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宇宙不出我心之外”。

——王琼这时候转任兵部尚书，虽然不认识王阳明，却向朝廷保荐了在南方做太仆寺少卿的王阳明。

惺惺相惜。明代历史上号称三大政治天才，前有于谦于少保，后有张居正，中间就是王琼。管理漕运 任用贤才。

——王阳明打仗，其实都是心理战。他特别擅长玩心理战，因为他是心理学大师。阳明心学的一大作用就是塑造自我强大的内心。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立场和终极归宿，那就是“道”。道立住了，术才能发挥妙用。所有的术、所有的技巧、现实中的所有东西，都依道而存在。失去了道，人生就失去了根本。所谓阳明心学，就是要立心；得道者的心立起来了，别人的心在他面前就是纤尘毕现，无所遁形了。用之于讲学，道理畅通；用之于军事作战，就是心理战大师。

求学周莹事件：做事情最坚实的基础是什么？一方面是自己的学养，另一方面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后来非常推崇王阳明，他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便是源自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最讲究调查的功夫。

——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不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诚得以大军诛赏之法，责而行之于平时，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矣！”

王阳明还要最后一个权力，就是赏罚权力。后来曾国藩办湘军，大彻大悟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赏罚权用得非常透彻，使得湘军有了超强的凝聚力。曾国藩因为赏罚权在手，他的军队实行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高薪养廉机制。高薪养廉之后，使得整个湘军的凝聚力当时无出其右。

——王阳明设计了对后来影响非常深远的制度化管理办法，叫做“十家牌法”。每十家为一个相互管理、相互监督的组织，这就是后来典型的户籍制的雏形。

——和十家牌法一样，在他的部队里，“调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就相当于小队长和总队长，“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有正职也有副职。“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

  以前一排的战车要多达一百辆，有一百辆战车才能叫一排。王阳明文人治军，却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军队单位组织精细化、浓缩化的重要性，包括它的灵活性与战斗性的特点。所谓营官，最早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后来包括戚继光练戚家军，曾国藩练湘军，都有营官制，都是从他这儿来的。“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