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鼓励学生,读书要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真正读懂文本就该本着“知其人,论其世”的文学精神,挖掘文本的合情合理的准确内涵。
说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学生踊跃地批判刘禹锡的价值追求。因为他呈现的日常生活过于高调,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个人的境界果真高妙的话,交友无须如此严苛,三教九流的入世修身养性方式更显神武,又何必大肆渲染不与白丁共往来呢?能提出如此质疑的学生毕竟在认真思考了,值得夸赞。但如果我们就此罢休,觉得被世代传唱的刘禹锡也只是如此这般而已,那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交鸿儒轻视白丁的价值取向不符合我们中国的儒道传统。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传唱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呢?这就要认真翻阅刘禹锡的人生经历及《陋室铭》背后的故事了。重新梳理刘禹锡如此不接地气的高调言论的出发点。
先来看看刘禹锡写《陋室铭》的背景吧。唐人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任小通判。当时的制度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是遭贬的小官,便故意安排他在城南的郊外居住,生活设施配套都不好。刘禹锡对比不但不怨声载道,反而住得自在潇洒,全然没有知县预想的窘况出现。刘先生还随性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得知后,很生气,觉得受辱的反倒是自己,便吩咐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又迁到县城北门,房屋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刘禹锡总能在困境中找到诗意自娱,见新居有依依垂柳,便仍不计较,又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刘禹锡如此放诞,又派人把他迁往城中,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刘禹锡被迫搬家三次,最后为“陋室”一隅。想想这位势利眼的县官,欺人太甚,刘禹锡才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知晓这背后的故事,明了其中曲折,我们再读《陋室铭》,才觉得刘禹锡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是一位书斋文人的高调做作之态,反而被他的才气与傲骨折服。不仅仅觉得他的铭文接地气,且读来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傲视权贵,不媚俗,才是《陋室铭》的高调之正解,谁是鸿儒,谁是白丁也才有了更具体准确的所指。
2017年2月11日 天津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