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晚上在任一乡村散步时，都可能有若干光棍尾随着你。
——致广大女性
此处所说的光棍群体不是指吐槽版本下城市大龄男女单身群体（因为这部分单身群体若是退而求其次，未免单身），而是特指在城市化高度发展中那一批留守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因为贫穷，讨不到媳妇儿的“光棍”。
老规矩，先讲个故事。
所长他们村有个老光棍，大年三十儿下午，村里在文化广场组织扭秧歌儿，大伙正热热闹闹欢度春节时，因为他是一个孤寡人群，就没人管他，然后他就去村里闹事。
结果村里的人很生气，加上这光棍没有家人没有熟人，在村里更是没有地位的，大伙儿就把他打了一顿撵走了。
到了晚上这老光棍为了泄愤，跑去把村里树林子给砍了，这一砍不要紧，不仅砍过了界，倒塌的树压在了高压电线上，直接断电。恰好一条高压线带动的是六个村的供电，这下好了，六个村全停电了。
所长正是这个区域供电所的，大伙反映说这村东正冒火呢，过去检查一看，这老光棍还在砍树，砍的还是邻村的树。可是邻村也没办法，不归自己区域管的人不能打啊，此外他还说自己是抗美援朝的，还有光棍证。
这咋办呢？当地书记为了平息邻村怒气，但是又不能把他拘留起来，除了打他一顿，这事就只有不了了之。
对于这些人群，游离在社会体系之外，逐渐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他们没有家庭，道德对他们没有约束，司法体系亦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约束。
于是他们变成了农村高危的施暴群体，本身来说他们是弱势群体，因此选择的发泄对象是比他们更弱小的人群，比如农村留守儿童，寡妇或者其他生命体等等。
站在人口社会学的视角下，这类群体一直以来被广泛的调查研究着，把他们作为社会潜在危机，实时提醒着民众对其关注，比如农村儿童性侵案，妇女拐卖问题的报道，其根源就是这一群体的所在。
有多少光棍？
据网络数据调查显示以下三种预测：
谨慎且权威的数据，是以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为课题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所披露的数字，他们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认为到2020年，在理论上，20~45岁段人口中，男性人口会比女性人口多出约3000万。
更有悲观者，一些人口学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性别比推算光棍的数量，认为有5000万光棍大军。
即使存在侥幸心理的群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嬴通先生根据婚配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两个概念的考察，也认为光棍大军会有1800万；
我们以3000万来看，这么庞大的群体，就全国农村光棍的实际数量大约在2000万左右。
以全国约68万个行政村计算，平均每村有近30个光棍，平均每个村民小组有3个左右。
光棍怎么形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舞发表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文中讲到五种情况，这里仅选取其中三个最重要的。
从直接归因的角度看，当下农村光棍的最主要类型包括：
一种是身心缺陷型。
这种类型的光棍主要是因为身体或心理疾病或缺陷而导致的婚配无法成功，从而沦为光棍的。
应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空间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分布。在越来越开放的的社会里，再难出现因为包办婚姻下，双方未曾见面不知对方健全与否就成婚的情况。因此一个完全人极少有人愿意嫁给一个身心缺陷的人。
二种经济贫困型。
穷是根本，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满足婚姻交换所需要的经济条件，从而沦为光棍的。这种类型是当下最主要且最根本的原因，人数能够占到2/3。
即使是流传着“当光棍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玩笑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当光棍好不好，真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自由状态就好？未必见得。
他们中的一种是这辈子就守着一亩三分地，但凡能攒够了钱，也总想着讨个媳妇儿，哪怕是用买的，骗的手段，心里想着有个媳妇儿生活就健全了。但是这些身在穷苦地，文化又低的光棍把骗婚这事想的太简单，最后反倒是人财两空。
于是又有了随着改革开放涌向大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只得用苦力赚取廉价的报酬，当你问他为什么这么辛苦挣钱，往往大多数回答是：
“等挣到了钱，回村盖房娶媳妇。”
仍旧是逃离不了这种想结婚的社会性。
三种就是缘分宿命型。
在农村，总有一部分光棍，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按照通常的理解，是不会打光棍的，但却又不明不白打光棍了。于是他们索性就无所谓了，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命或缘分。
反观村里的女性，在打工潮开始之时，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男人们固守乡土，不愿离开。
最终村里的，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他们终于生存在了一个历史的夹缝中。
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城市的“甲女”和农村的“丁男”。
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仍旧彻底处在社会的底层，最终挣扎不已的男子中，就如同跃龙门一样，大部分还是选择回到故土，打上随缘宿命型的烙印。
因此又有女人不愁嫁，男人娶妻难的说法。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如果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使自己在分化的结构位置中流动到更高一级位置的话，他们很难在更为微观的婚姻市场中胜出。
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却只能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看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