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
有人说：你有什么样的童年，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言外之意，验证了那句老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我的童年在大院度过，红色的楼房，一个走廊住四家人，每户至少有三个孩子，刚好组成一个班。
和其他部队大院的孩子们比起来，我们的成长更加狂野，奔放，散发着游牧民族的气息。
我们三岁半进了大院幼儿园，一周回家一次。幼儿园的伙食很好，牛奶面包是早餐，午睡后会发水果或糖果。
小床排成三行，列队整齐。每周一次，老师像赶鸭子似的把我们赶入一个大水池里面洗澡，男女混合，不分性别。澡堂子的四个角上坐着严阵以待的阿姨，她们一丝不苟地将每个孩子搓洗干净。
记得有个阿姨一直怀疑我的智商有问题，她证据确凿地对母亲说：“这个孩子大脑有问题，一是爱哭，二是尿裤子就足以证明，你最好带她去检查一下。”
受了刺激的母亲慌忙把我带到卫生所看医生，当时的医生多是泥腿子出身，基本上都是“蒙-古-大-夫”，他们只会给孩子开钙片和鱼肝油。那个年代缺少粮食和营养，很多孩子顶个大脑袋或者踩一双罗圈腿，果然，医生开了些鱼肝油和钙片后就把我们打发了，我妈的脸上挂满了失望。
现在看来我很幸运，当时班里有个尿裤子的男孩，老师一批评，他就抽羊角风，口吐白沫，全身痉挛，需要几个阿姨同时摁住，然后猛掐人中若干秒，他才会再次返回人间。或许怕我也如法炮制，从那以后，阿姨们对尿裤子的孩子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
那段日子里，我总会周期性地提心吊胆，姐姐已经上学，幼儿园只有我和弟弟，但他比我勇敢多了，他不哭也不说话直接用行动抗议，每隔两三天他就会逃跑一次，虽然他从未顺利到达过家里。
阿姨说，她在此工作几年了，没见过一个孩子有这样的胆量，我弟弟他是一个奇葩。幼儿园在东院，我家在西院，他也根本不记得回家的路，但他就是一次次顽强出走，不断被东院的门卫拦截，然后打电话叫阿姨接他回去。
有一次他跑出去看修马路，喷沥青的场面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他凑上前去想看清楚实施魔法的过程，结果被喷成一个黑人，周身布满了沥青点。弟弟从小就一身结实肉像个黑铁蛋，这一喷彻底变成了个铅球，找到他后，阿姨用刷子不停地刷着铅球，刷子铿锵有力地发出“擦擦擦”的声音，阿姨的嘴里则不断蹦出“啧啧啧”的惊叹。
那时，只要看到阿姨的脸绿了，就知道又出大事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星空冰块般明朗，我躺在床上替弟弟着急，就在刚才，阿姨发现弟弟再次逃跑了，可怕的是这次他改变了方案，没有跑向门卫，而是直奔了父亲办公的那所白色大楼。
这可吓慌了阿姨们，调动所有力量开始寻找，好在那天院子里的月光很亮如银砖砌地，大人们很快就把他找到了。我想：弟弟后来进入了少体班，担任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他的飞毛腿就是在幼儿园炼成的吧？
我的童年梦想仿佛开着一列绿色火车，穿过缤纷的隧道，总是在傍晚时分抵达。升了大班以后，我一门心思地盼着上小学，那样就可以天天回家了。
上小学后，我们楼已经升级为一个小型野战排，排长是我姐自己命名的，我们背地里叫她”缺弦排长”。
我们在大院里疯狂捣乱，率性而为，恶作剧里面肆意成长，干出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为此我们没少挨打。
没有月亮的夜晚是我们逃出家门在外作恶的好时机，外面一片漆黑如同墨汁灌进瓶子，坏主意由邻居小荣提前出好，我姐负责发布实施，她们俩个只差一岁，默契程度超过狼和狈，这让我十分羡慕。
周五晚上的固定节目是混进入大礼堂看电影，其实那些电影夏天都在露天广场看过很多遍了，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电影，而是没有票混进礼堂的刺激感和成就感。
每天的电影票颜色不同，我们像存钱一样小心存好各色票根，以备需要。我们会把上个星期的票根翻出来，带上一小瓶浆糊，到了礼堂门口，从地上捡起一个副卷粘在一起，高峰期总是拥挤，门卫顾不上细看就把我们放进去了，进去的瞬间最是欢喜，仿佛蒙过了全世界，如果座位都满了，我们就躲在黑色窗帘后面，那感觉相当刺激。
除了看那些新闻简报和老电影，文工团的演出也是百看不厌。当时的马玉涛是文工团的台柱子，身材没有今天这么茁壮，嗓音却优美浑厚。听说她下边防演出时，一张嘴“马儿啊，你慢些走......”那里的马儿都听得入了神，何止慢些走，根本就钉在草地上无法动弹了，变成一尊尊木马。就在那个时候，马玉涛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
夏天的露天电影开始时，我们改变了恶作剧的内容。电影结束后，大家往家走，我们就跟在小脚老太太的背后偷偷打她一拳，知道她追不上我们，就笑得得意忘形前仰后合。
通过暗中打人，我们发现犯罪感和冒险感差不多，都使人兴奋，有点创新，置公理于不顾并可得到循规蹈矩以外的快乐。为此，我们每过一段都会推陈出新，其改进速度远远超过了苹果手机的更新换代。
儿时的天空总是蓝得透明，我们都喝自来水长大，那水来自大青山的山泉，自带各种微量元素，夏天的凉水无需冰冻令人心旷神怡。
冬天的早点是到楼下的小房里挑一根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用削铅笔的小刀刮去表皮，心满意足地吃掉。即使如此，我们几颗豆芽也在拼命奋力生长，快速窜高，争当着向日葵。
那个时候的主要记忆就是饿，如果不是那么饿，我们或许能稍微聪明点吧？另一个记忆便是孤独，那孤独感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除非我进入梦乡才可以获得暂时的安宁。
往往在肚子咕噜到最高峰时，中午十二点的下班号才慢吞吞地响起，我们几个蜂涌而至到食堂，排队，打饭，然后，每个人得到两个极小的馒头，大家一同分享两小盘菜，一盘素菜，另一盘则有几片肉装模作样地混在其中，我们只有眼巴巴端详的份。
我弟坐在对面，他有一双野性的黑眼睛，眉毛呈倒八字状，后脑勺大得像扣了一个碗。
他的两只棉袄袖子飞着棉花，破烂袖口上是擦鼻涕留下的发亮痕迹，他从小就很有创意，可以把一件新棉袄立刻穿成衣衫褴褛的丐帮跑腿的。
我们通常用馒头蘸着菜汤吃，只要多夹两筷子菜，我姐的大眼睛就瞪过来了，她长着一双乒乓球眼，白眼球多，黑眼球少，瞪我一眼，哆嗦三秒，索性不吃为妙。
平时吃不饱就盼着过周末，好在我爸也对周末下饭馆兴致高昂，孜孜不倦。我猜他肯定也是吃不饱的，他那么高大魁梧每顿饭竟和我们一样只有两个小馒头。
一到周日，我爸就兴奋地换上他的便衣，一条青灰色的咋蚕丝裤子，我们称其“都米搜裤子”，其实爸爸只有这么一件便衣，深秋天气渐渐冷了，他也穿着，秋风刮得裤子哗啦啦响，像一个蓝色彩旗在前面引路，父亲年轻时很帅，换上便衣后呈现出另一种潇洒，出门前，他在镜子前站三秒，还将脖子扭几扭，简直标致极了。
心急火燎的我们按个头大小依次排列，跟在帅气的父亲身后，浩浩荡荡地奔赴火车站，那里有一家“羊肉饭馆”，他们的馅饼闻名全市。
饭馆里面很拥挤，地上黏糊糊地散落着各种该清扫的垃圾，馅饼咬一口喷喷香，烫掉口腔的一层皮，羊油很快糊住了我们的嘴，也糊住了我们的童年幸福。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妈妈下班时，总是带回一种橙色石头样的酸枣面，那是我们的最爱，那东西吃完，牙酸得齐刷刷倒下，直到第二天才站起来。
不知为什么，我们上学从来不走大门，都在墙上疾走如飞，穿梭自如，嘴里还高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上学路上，必须穿过一个小花园，那里种满了松树和杏树，那些杏树结满了小小的野杏，酸中带苦，透着人生。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漫长，大雪一下就半尺深。三九天的西北风来自西伯利亚，老师说，那里是流放的地方。
进入腊月，刺骨的寒风在窗外辗转哭嚎，它哭起来悲伤得一塌糊涂，偶尔还会发怒，每当这时，狂风便夹裹着石头和沙子，拼命敲打着玻璃，仿佛要砸碎我们的安全。
小学班主任姓文，文静淳朴，梳着两条鞭子，脸蛋像红苹果似的，鲜红透亮。她喜欢把教室的炉火捅得旺旺的，教室变得温暖后，窗上会融化出一个圆，四周布满冰凌花，我会通过那个圆向外张望，看冬天的麻雀在秃树枝上跳舞，幻想着长大成为舞蹈家或者音乐家，实在不行成为作家也好。
那时，我们学过一篇课文《海燕》作者是高尔基。文老师拉长声调充满感情地朗诵道：“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她的朗诵颇有画面感，把我们瞬间带到了大海上，我的文学启蒙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我憧憬大海的同时，调皮的男同学会忍不住用舌头去舔那窗户上的冰凌花，被扯掉一层皮的惨剧便会瞬间发生。
亲临大海没有希望，便对大院北墙外的一条河产生了眷恋，冬天结冰后，男孩子们带着自己做的冰车，自由驰骋，互相冲撞，都以为开的是坦克，我妈比较新潮，买回了一双花样滑冰的冰鞋，穿着有点大，但可以塞满棉花后穿上在冰上乱跑。
冰河上也有男孩子在抽毛猴，毛猴飞快旋转，小脸冻得通红，皮肤像土豆皮似得，清一色拖着两条鼻涕。
内蒙古的云变化多端奇妙无比，长久凝视激发想象，我们会忘了时间，忘了饥饿。当女孩子们专注于看云时，男孩子们的弹弓已经达到了双枪老太婆的水准，那都是夏天射麻雀练就的功夫。
当然也不是所有男孩子都可以神准，我就被一个外号叫“长馒头”的男孩，因为手抖令我的脑袋在瞬间开了瓢，一股热血喷出，被母亲背到门诊部缝了三针，出来时头上裹着纱布，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
眼看要过年了，我的头上却裹着纱布，十分滑稽地度过了那个春节，鞭炮都没敢放，不得已暂时变回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