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约为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每年所需要的时间。”克莱·舍基认为，这里面包含巨大的认知盈余。于是，接下来他就开始发问：“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

认知是一个明晰的心理学概念。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它依靠概念、知觉、判断、想象等来获取知识。在《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对“认知盈余”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只是给出了他的解释——“那些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愿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显然，分享这一行为动作是认知盈余造成的必然结果。

在作者看来，认知盈余的出现和时间、方式、动机以及机会有关。

自由时间

认知盈余得益于自由时间的盈余，而这种时间盈余使得人类的才能得以脱颖而出。早在19世纪末，在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争斗中，工人就发出了这样的口号：“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斗争取得了胜利，人们为自己喜欢或关心的事夺得了时间。其实，“18世纪20年代，整个伦敦正忙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个城市就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二战后，使人们放轻松的润滑剂成了情景喜剧，看电视成为了人们的一项重要休闲；到了现在，《魔兽世界》、维基百科词条、评论按钮等都成为了自由时间里的重要事件。全球累积起来的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人们对这些自由时间的利用，为认知盈余提供了原材料。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工具并不塑造我们的行为，它只赋予给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新媒体降低了参与者的门槛，使得多种行为的发生成为现实。15世纪中叶，约翰内斯·古登堡率先在欧洲使用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让出版商得到了便利，也承担了经济风险，那就是为书籍的质量负责。活字印刷出现后，书籍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充斥在市场里的赎罪券掀起了新教改革运动。到了现在，新的社会媒体的出现，丰富了人们的选择权，还增强了人们尝试的自由，它意味着人们可以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在这样一个灵活便利、便宜便捷、包罗万象的媒体环境下，有用于商业目的的新发明，比如PickupPal合伙搭车网站的设计，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的“数字化佃农”，他们在各个平台上评论、分享，无偿劳动，却又改变着人们的逻辑。

无酬的动机

内在动机把人们可能得到的回报所造成的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而新工具的出现则让人们的参与成为可能，并带来回报。新媒体的回报来自参与行为本身，其中包含了热爱，自治感和胜任感，成员资格和慷慨。过去，内在动机多局限在私人领域，这是由于进入公共范围的门槛过高造成的。像电视、广播这样的媒体，聚集着具有特定资格的专业人，自然就把其他很多的业余爱好者拒在了门外。现在则不同，新的媒体带来公开的表达路径，如果人们有空余时间，就可以通过邮件、博客、社交网络、论坛发表甚至阅读各种观点。在这里，发现成本大大地降低，业余爱好者可以聚集在一起，进入具有相同爱好的公众群体之中。大规模的业余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也就放大了人们的内在动机，公共行为也就得以实现。

“我们”为“我们”创造机会

新的工具赋予人们新的能力，继而又给人们创造了合适的机遇。作为一种新工具，数字网络让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让曾经依赖市场定价的传播模式几乎都被数字产品所替代。数字网络在单纯消费之外，创造了参与和分享。相比依靠市场机制来共同管理和执行人们的共识时，在某些情况下，群体对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的效果要更好。在规模更大、分布更广的群体中，人们可以创造出共同尊重。在这种机制中，有时只需要一个程序，参与者就可以共同分享，共同创造，并且不会表现出恶意。而增进参与者合作能力的办法，就是共享文化的创建与维护。

创造慷慨文化的社会

艾蒂安妮·温格，一位独立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实践社区”的概念，用来专门形容那些聚在一起分享知识，从而让自己得到提高的人。实践社区是为了维护特殊的知识，更是为了维护团结的文化。比照今天的数字互联网，学习小组、开源项目、反馈按钮、意见搜集，都是对一种共享文化和兼容的规范，这就让每个业余参与者得到了一种身份归属感。

对待认知盈余，作者持着乐观而不是鄙夷的态度，认为“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